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系研究，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內容之一。近年來，胡可先、李浩等先生的墓志研究，將出土文獻與古代文學的關系研究推向學術前沿。墓志之外，尚有不少出土文獻值得關注。舉例來說，巴蜀地區保存了大量的摩崖石刻文獻，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然而，受材料和觀念的局限，大多數文獻未被納入古代文學的視野加以考察。有鑒于此，在全面系統搜集、整理、分析巴蜀摩崖石刻文獻之后，筆者對這批摩崖石刻文獻的文學屬性進行了評估，認為應該將其納入傳統文學研究的范疇。

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輯錄與整理

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輯錄與整理，古已有之。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記》即著錄有巴蜀摩崖石刻文獻，如都江堰玉女洞《隋薛道衡磨崖碑》、廣元千佛崖《利州北佛龕前重題》、巴中南龕《唐古佛龕石刻》（即《嚴武奏表碑》）和重慶合川濮巖寺《濮崖銘》等，有的原石至今尚存。到清代，訪碑之風盛行，李調元、劉喜海、繆荃孫等都曾尋訪、著錄過巴蜀摩崖石刻文獻。李調元從王象之所撰碑目中輯出《蜀碑記》，又自撰《蜀碑記補》。劉喜海《金石苑》是首部對巴蜀金石文獻進行全文錄文的著作，全文抄錄摩崖石刻文獻甚多。繆荃孫所編《金石分地編目》中有兩卷著錄自漢至元的巴蜀石刻，包含多處的摩崖石刻文獻，如廣元千佛崖、皇澤寺、鶴鳴山，巴中南龕、西龕，資中重龍山，夾江千佛巖，重慶大足寶頂山、北山、石篆山等。上述石刻，今天都已經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對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搜集、整理也有重要成果，如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龍顯昭等先生所做的輯錄，巴蜀地區的考古報告、調查簡報等也收錄了相當數量的摩崖石刻文獻。

但是，由于巴蜀摩崖石刻文獻分布零散，獲取難度大，研究基礎薄弱，匯編整理仍顯不足，系統、完整的巴蜀摩崖石刻文獻體系尚未形成。根據課題組前期整理情況來看，目前巴蜀嘉陵江、岷江、涪江流域的摩崖石刻文獻共1385篇，早至南齊，晚至清末，涉及詩詞、記、贊、頌、銘、序跋、賦以及造像記、發愿文、題名題記等文體。這一批摩崖石刻文獻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大致可總結為三類：補文獻之缺，補文體之缺，補文學史之缺。

新文獻：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文獻學價值

巴蜀摩崖石刻文獻中的相當一部分內容不見于傳世文獻，可資考訂校勘、輯佚補缺。陳尚君先生編《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即從考古資料中輯補唐代石刻文獻若干。曾棗莊、劉琳先生編《全宋文》，也從地方石刻文獻中搜集大量文章。新發現的大量巴蜀摩崖石刻文獻，可補詩文總集、文人別集以及方志金石之缺。例如，在目前發現的1385篇巴蜀摩崖石刻文獻中，未見于歷代詩文總集的約558篇。嘉陵江流域的唐宋摩崖石刻文獻約為232篇，其中不見于《全唐詩》《全唐文》《全宋文》《全宋詩》等傳世詩文集的就有175篇，占75%以上。又如南充營山太蓬山所見雍沿《蓬山十三詠》，不僅能補詩集之缺，對歷代縣志也有重要的校勘價值。從摩崖石刻來看，雍沿的這組詩總共有十三首，外加一篇詩序。同治《營山縣志》僅收四首，《全宋詩》從之。萬歷《營山縣志》雖收錄了完整的十三首詩及詩序，然與石刻原文有許多出入。一方面，異文頻出。如詩前序文有“得一十三題，各賦二韻”之句，縣志“二韻”作“二詠”，令人不解。《蓬山十三詠》除第一首《大蓬山景福寺》外，皆是“二韻”，即絕句。又如《透明崖》詩中“勝絕定應天下少”一句，縣志作“絕勝定應天下少”。《靈羊洞》詩“洞戶險無人跡到”一句，縣志作“洞口險無人跡到”等。此外，縣志中的詩題也有殘缺，如《陳才人宋充媛降香碑》僅題作《降香碑》。另一方面，詩歌編次不同。如《安祿山彌勒像龕》一詩，在摩崖石刻中排在第八首，而在縣志中位列最后。若非摩崖石刻文獻尚存，我們恐怕難以發現傳世文獻之誤。

新文體：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文體學意義

巴蜀摩崖石刻文獻中含有大量游記、詩詞等，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可補文體之缺、題材之缺。初步整理出的1385篇巴蜀摩崖石刻文獻，主要包含記940篇，贊13篇，頌2篇，銘18篇，序跋13篇，詩詞240篇等。這些文體，有的具有獨特的“民間特色”和文體意義。舉例來說，廣元陽岳寺摩崖造像2號龕和3號龕之間的碑文——唐代天寶時期的《阿彌陀佛龕贊（并序）》不見于《全唐文》《唐文拾遺》《唐文續拾》《全唐文補遺》《全唐文補編》等文獻，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與現存的九篇唐人《阿彌陀佛贊》明顯不同，疑為民間贊文的“固定格式”。又如，綿陽佛祖寺供養人龕的造像銘文《河東蒲公寫真記》，刻于中晚唐時期，或為現存唯一的石刻寫真記。據《金石錄》《寶刻類編》及《歷代石刻史料匯編》，唐代寫真記刻石僅有懿宗咸通元年《司空扶風公寫真記》一篇，刻于成都；后蜀時期另有寫真記刻石一篇，同樣刻于成都。二者并非摩崖石刻，且皆已不存。據嘉慶《四川通志》及清姚瑩《康輶紀行》，李德裕曾重繪草堂寺益州五長史像，撰有《五長史寫真記》一篇，但不知是否刻石。中晚唐至五代，蜀地人物寫真與寫真記刻石似乎形成了別處沒有的風氣，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除了常規文體以外，題記題名數量很多，同樣具有重要的文體價值。“蠶叢鳥道，唐宋題名如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絡繹不絕。”（葉昌熾《語石》卷二），“其敘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并且“創贊序詩詞之異制”（陸和九《中國金石學》）。

新視野：文學視域中的巴蜀摩崖石刻文獻

巴蜀地域文化繁榮，北宋楊延齡曾說：“蜀人好文，雖市井胥吏輩，往往能為文章。”（《楊公筆錄》）散落在巴蜀各地的摩崖石刻文獻，保存了大量“市井胥吏輩”留下的文字，創作群體包括文人、僧道及平民百姓。這批文獻拓寬了文學研究的邊界，打開了新的研究視野，令人深思。巴蜀摩崖石刻文獻與其他文學文獻的差異何在？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文學屬性與文學意義何在？民間新文獻的發現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何意義、影響和啟發？

要探討這些問題，應從石刻文學、民間文學的視角觀照巴蜀摩崖石刻文獻。從石刻文學來說，“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刻石之文，蓋亦有風氣焉。”（葉昌熾《語石》卷二）巴蜀與湖湘、嶺南等地的摩崖石刻文學文獻，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各自的特色。從民間文學來說，巴蜀民間文獻與敦煌文獻等民間文獻又有密切的關聯。自1900年敦煌遺書現世以來，敦煌俗文獻以獨有的形式和內容引起了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究。將巴蜀摩崖石刻文獻與敦煌民間文獻結合起來考察，可發現諸多連接點和共同點。從宗教文學來說，巴蜀摩崖石刻文獻與巴蜀地區的宗教藝術文化有著密切的關聯。與中原有別的巴蜀文化、儒釋道交融的蜀學賦予了巴蜀摩崖石刻文獻區域化、宗派化的特征。巴蜀摩崖石刻文獻是巴蜀佛教文學文獻、道教文學文獻的重要內容，可補傳統文學史之缺，補當下學界正在編撰的“宗教文學史”之缺。

回顧一個世紀以來的探索與思考，學界立足“大文學”研究的語境，試圖建構“敦煌文學”“石刻文學”“宗教文學”等體系，擴大文學研究的邊界，將文學研究推向多元化時代。美國理論家卡勒在《理論中的文學》中說：“問‘文學是什么’實際上是在論爭應當如何研究文學。”敦煌遺書面世時，其中具有較強文學性的文獻引起了全世界學人的高度關注。在研究、闡釋這一批文獻時，學者不斷擴大“文學”的疆界，試圖將這一部分原本不能作為“文學”的文獻納入研究范疇之中。面對不斷增加的文獻沖擊，學界試圖解構舊有的文學史，建構新的“文學”范疇和文學史系統。如何在文獻整理和理論研究的視野中更好地解讀巴蜀摩崖石刻文獻的文學價值，具有很強的學術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