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也包括一般意義上的當代文學）是一個與百年來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時展開的學科。這個學科的確立和發展，不僅標志著現代中國的新文學獲得了獨立的合法性地位，也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中最具標志性的學科，在較長時間內都是中文學科與文學研究的“顯學”。王瑤是現代文學學科的奠基人、組織者和教育家。他于1952年9月高校院系調整時期，從清華大學轉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至1989年去世，在北大中文系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共37年。北京大學的現代文學學科建設和研究成果長期以來處于國內外領先位置，與王瑤的貢獻密不可分。

今年是王瑤誕辰110周年，由北京大學的幾家單位牽頭，組織了系列紀念活動。包括《王瑤畫傳》（陳平原、袁一丹編著）的出版，這也是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與北京大學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大先生”系列叢書的第一本；包括組織專題展，“魏晉風度與五四精神——王瑤和他的世界”專題展5月7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展出，后續也將在北京大學校史館檔案館展出；也包括即將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與現代中國人文研究所舉行的紀念座談會和學術研討會。這一系列王瑤紀念活動，對于回顧現代文學這個學科的誕生與發展過程，思考這個學科的未來走向，都具有重要意義。

現代意義上的中文學科，尤其是中國文學史的寫作與研究，是19-20世紀之交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才開始起步的。作為學科的中國文學研究，是中國在西方現代世界體系沖擊下開啟現代化進程的產物。在傳統的中國學問中，文學整理研究主要采取史話、選本、考據等形態，并無伴隨現代大學學科體制而出現的文學史研究。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是由西方研究者寫作或中國研究者模仿西方文學史寫作的。因此，魯迅才會在《中國小說史略》的序言中說：“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20世紀初期，王國維的《宋元戲曲考》（1912）、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1923）、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28）等，才可以說真正開啟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自主性現代化探索進程。

新文學進入大學教育體制存在著一個時間差。當新文學運動轟轟烈烈展開時，大學課堂仍主要是講古典文學和古典學問。被稱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魯迅，當時在北大講授的也是中國古代小說。1929年，朱自清先生首次將新文學搬上了大學講壇。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中回憶：“當時大學中文系的課程還有濃厚的尊古之風，所謂許（慎）、鄭（玄）之學仍然是學生入門的先導，文字、聲韻、訓詁之類的課程充斥其間，而‘新文學’是沒有地位的。”朱自清的新文學課程受到熱烈歡迎，但1933年之后，他不再開設這門課。朱自清留下的講稿提綱《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深刻地影響了他的學生王瑤。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的時候，王瑤就在清華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新文學史”。1951年，王瑤參加中央教育部組織的文法學院各系課程改革小組中的“中國語文系小組”，和老舍、蔡儀、李何林等一起編寫了新中國最早的《〈中國新文學史〉教學大綱》。1951年、1953年，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上下冊完成出版，奠定了現代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基本格局。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期間，王瑤先生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成為全國最早設立的現代文學教研室的學科帶頭人。

《王瑤畫傳》提到，王瑤晚年常戲言“我是清華的，不是北大的”。這一說法客觀地顯示出1930-40年代中國文學研究學科初創時期兩所高校的不同風格，但1952年院系調整后的北大，事實上代表的并不僅僅是某一高校學派，而集中了當時中文學科的全國力量。從代際關系上看，王瑤屬于第一代“科班”出身的新文學研究者，這是他不同于親身參與了新文學運動的魯迅、朱自清的地方。王瑤說自己是“師朱法魯”，他和自己的老師朱自清一樣，也可以說是新文學第一代學者魯迅的傳人。如果說朱自清的新文學研究為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奠定了研究體例的基礎的話，那么魯迅影響王瑤的則是學術研究的方法、格局、氣象與趣味。他的《中古文學史論》深受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1927）的影響，由此完成了迄今仍極具學術高度的中古文學史研究。

更重要的是，王瑤深得文學史家魯迅的精髓，并創造出他獨有的文學研究視野和格局。在幾個關鍵維度上，王瑤形成了自己作為文學史家和學科建設者的主要風格：

其一是貫通古今。孫玉石概括王瑤學術成就的“三個高峰”，分別是中古文學史研究、魯迅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中古文學史論》迄今仍是兩個領域的代表性著作，而他關于魯迅、陶淵明、李白等的研究，則顯示出學貫古今的深厚修養。王瑤的研究視野和格局，延續了他的老師們包括魯迅、朱自清、聞一多等的基本風范。在《念聞一多先生》一文中，他曾引述聞一多的話：“我始終沒有忘記除了我們的今天外，還有二千年前的昨天，除了我們這角落外還有整個世界”，繼而評價道：“無論從縱向或橫向說，他的眼光都是十分開闊的，觀察方式完全是宏觀的。學術界像他這樣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人并不多，這是應該視為風范的”。王瑤繼承了老師們的宏觀研究視野和博古通今的修養，進而確立了現代文學研究的基本學科規范。對他而言，無論研究中古文學還是現代文學，采取的都是統一的現代研究方法，而他的現代文學研究，則始終在中國文學的整體視野中展開。從這個角度來說，現代文學學科的確立也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探索的一個前沿領域。

王瑤的研究可以說既在現代文學學科之內，又在這個學科之外，體現的是學科創建者的學養和視野。伴隨著學科體制的成熟，接受專業訓練成長起來的研究者，其視野和格局大多局限于專業內部，研究內容也越來越趨于精細化。從這個角度重新理解王瑤的學科意識，尤有現實意義。跨學科、跨專業的視野需要研究者自覺地意識到整個學科體制的建構性，進而在回應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有意識地超越體制而形成新的視野。可以說，缺少對學科體制的“自覺”，就不可能形成“超”“跨”學科的意識和格局。作為學科初創者，王瑤的開闊修養和格局是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這一問題意識基礎上形成的，學科規范毋寧說是他回應現實問題的手段而非目的。對他來說，無論研究中古文學還是現代文學，探索的都是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史研究。

其二是綜合文史。王瑤曾在不同時期多次界定“文學史”研究的特點和意義。他反復強調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也是一門歷史科學”，研究的是文學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重要文學現象上下左右的關聯性。這就使得如何兼具傳統的考據與現代的批評，如何既有史料的堅實基礎也有史識的判斷能力，成為王瑤對文學史研究的基本要求，進而形成了綜合文史的厚重宏闊風格。

1947年林庚的《中國文學史》出版，王瑤在評論文章中提出“詩的”研究和“史的”研究這兩種區分，顯示出他更重視文學史研究作為一種歷史研究的特點；而如何理解“史的”特點，王瑤在1950年代關于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胡適的文學研究以及古典文學研究的系列文章中，則主張綜合批評與考據，重視考據而“不囿于考據”，將“釋古”作為文學史研究的基本目標。“與墨守乾嘉遺風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論的海派有別”，這是王瑤當時理解的“清華學風”。在尊重文學作為文藝科學的基礎上，強調文學史作為歷史研究的科學性，這構成了王瑤文學史研究的基本特點，也體現了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基本內涵。由此，中國文學史研究既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詩話、選本和考據，也不同于西方純粹科學性的歷史研究。

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有過1950-60年代偏重“論”的時期，1980-90年代偏重文學性的批評和作家作品研究，近10多年來則形成了“文獻熱”“史料整理熱”，文、史、論三者各有偏重。重新回顧王瑤對文學史基本性質的理解，對于推進當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無疑有重要啟示意義。

王瑤研究的第三個特點，是兼重現代性與民族性。他打破了簡單的現代與古典、新與舊的對立，既關注傳統文學的現代化，也重視西方文學資源的民族化，由此表現出頗為鮮明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主體性風格。在普遍更關注文學現代化維度的20世紀，王瑤的特點是他沒有將現代文學視為抽象的“世界文學”，而是立足中國文學發展的主體性特點，在古今中外的格局中定位新文學的現代性意義。他寫過多篇宏觀論述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與外國文學及其民族風格的文章，許多論斷在今天讀來尤具啟示性。在談到新文學的民族性時，他這樣說：“現代文學中的外來影響是自覺追求的，而民族傳統則是自然形成的，它的發展方向就是使外來的因素取得民族化的特點，并使民族傳統與現代化的要求相適應（《論現代文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系》）。”這就相當準確地描述出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現代文學如何立足中國文明根基而在自主性選擇、創造性轉化西方資源的基礎上將自身發展為“悠久的中國文學史的一個新的發展部分”（《現代文學的民族風格問題》）。注重新文學現代化的文化主體性，是王瑤的基本特點，由此，他才會說“對傳統文學所持的態度，也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在他這里，“現代化”并不是外在的目標，而是立足中國文學的主體性而完成自我更新、轉換、發展的過程。王瑤去世前最關心的學術課題《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或許最能體現他一貫的追求和格局。

諸多研究都重視作為學者的王瑤，主要關注他的學術著述，但同樣值得提及的是作為學科組織者和文學教育家的王瑤。他不僅是1950年代現代文學初創時的奠基人，也是1980年代學科重建時期的靈魂人物。在人才培養和學科體制建設上，可以說王瑤也奠定了近四十年來現代文學學科的基本格局。這也是王瑤作為文學史家的第四個特點，即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并重。從人才培養上，“文革”結束后，王瑤將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指導研究生和從事學術組織工作上。他上世紀50年代就作為學科帶頭人，與樂黛云、嚴家炎、孫玉石等晚輩一起奠定了學科的基本格局，并在上世紀80年代培育出了一大批現代文學學科的中堅力量，如錢理群、溫儒敏、陳平原、吳福輝、趙園、凌宇等；從學科機制建設上，王瑤主持籌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擔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這個社團和這份刊物，成為四十年來聯合、組織高校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要平臺。

以上列出了作為文學史家和現代文學學科建設者的王瑤的四個主要特點。這種特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相關學科的主要風格。一個人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一個學科，足堪稱得上“大先生”。在學科體制內推進研究和完善建制，是不少專業研究者都能做得到的，但創設學科機制、繼往而開來，則非“大先生”所不能為。

當前，正處在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新時代，這需要我們突破諸多思維定式，立足中國主體性視野，重新思考古與今、文與史、傳統與現代、學術與學科等的根本性關系。王瑤的治學道路與學術貢獻，尤其是他參與建構現代文學學科的豐富歷史經驗，為今天重新出發提供了格外富于現實意義的資源和傳統。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