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一說起“玩物”就想到“喪志”，不知玩物之風古已有之，且如宋呂大臨《考古圖》所說，非徒為耳目奇異玩好之具而已。其帖拓松窗之下，圖展蘭室之中，或觀其器，誦其言，使三代遺風，如見其人，誠足助人“養(yǎng)志”。若再有心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與前人之誤，使后世君子有意于此者，將有考焉，更能拓展見識，增廣學問。唯此，真識其好者，每接一物，必不為侈麗，必俟風月晴和，掃地焚香，別設凈幾，潛心玩味，既明其度式，復揭其來歷，最后再以審美眼光辨其美惡，以暢情怡性。如此人間氛垢，掃蕩盡矣。人生清歡，孰過于此？

明人高濂博學好古，是玩物養(yǎng)志的典型。其所作《遵生八箋》之《燕閑清賞箋》，遍考鐘鼎卣彝、窯玉古玩、書畫法帖、文房器具，對諸如銅器、玉器與瓷器的形制，歷代碑帖與繪畫的特點及名香的制法，都有精到的賞會與品藻，尤其對文房器具，包括書房內家具器物的位置、數量、式樣，均有論列。耳目所及，真知確見，足見真正的品鑒非假“身目”，而賴“心目”，所謂“游心于物”。且目的不在居奇圖利，而在保攝志氣。其背后所蘊含的深厚的文化意味，指向的是一種不以物使、不為物役的雅道逸趣，是中國人向往與抱持的人生至高境界。

這里說到了文房。文房收藏，雖絕不限于筆、墨、紙、硯，但筆無疑居重要地位，乃至蔚為大宗。追溯筆的起源，最為人所知的是蒙恬造筆的傳說，然許慎《說文解字》稱“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可知秦以前，筆實已有之。故清人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卷三《筆說》詳記漢人制筆如何“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管非文犀，必以象牙，極為華麗矣”，可知發(fā)展到漢，其工藝已極精致。尤體現在筆管的裝飾，每每通過鑲嵌、雕刻、描金、施釉等工藝，賦予其特殊的美感。至于筆毫，則要求“尖”“齊”“圓”“健”具備，唯“四德”具備，方稱珍品。由此發(fā)展出專門的收藏雅好。無論民間自制，還是宮廷造辦；又無論是竹、木，還是玳瑁、象牙、犀角，抑或玉、瓷、琺瑯，都有人賞其管堅毫柔如君子，并著意庋藏。海通以后，18世紀英人詹姆士·倍利發(fā)明的金屬筆尖及19世紀美國人沃特曼發(fā)明的自來水筆傳入中國，后經不斷的迭代發(fā)展，日趨完善，日顯其便利，并漸漸形成美國派克、英國沃特曼、法國比克、德國輝柏嘉與日本派通等著名品牌，惜乎沒有人像唐秉鈞這樣發(fā)為專著，一一著錄討論。

但在廣大的民間，收藏西洋鋼筆的卻大有人在。在上海，則不能不推王劍。王劍兄出收藏世家，受父親影響，自小喜歡琢磨鋼筆。累積至于今，已歷40多年。工作之余，他只做此一件事。收藏的各種古董鋼筆達數百支，其中不無稀見的精品，更多見證中國早期工業(yè)發(fā)展的國產鋼筆。每每長日更深，一筆在握，他必定窮極其源，又細究其理，乃至格其優(yōu)劣而后安。如此明察究辨，從留心物之外，即與筆的制作相關的歷史外緣，到明其本末終始，即筆本身的形制、特質，既不失其大小輕重之宜，又得其經權之用，其賞鑒水平日益精進就可想而知了。至于不以什襲而藏為滿足，而能在向物問學的同時，體認真好古重在聚道，能聚道方能好之而無敝的道理，因此能即物、應物而見道，個人修養(yǎng)日漸提高，是真做到了古人所說的“唯賢者能好之”，就更難能可貴了。

記得明人董其昌《骨董十三說》曾說：“人莫尚于據德游藝也，立身以德，養(yǎng)生以藝。先王之盛德在于禮樂，文士之精神存于翰墨。玩禮樂之器，可以進德；玩墨跡舊刻，可以精藝。居今之世，可與古人相見在此也。助我進德成藝，垂之永久，動后人欣慕在此也。”再擴而大之，中國人常以尋幽、撫琴、焚香、品茗、聽雨、賞雪、候月、飼鶴、蒔花為人生“九雅”，其本意無不在求游藝進德，絕非放佚自肆，以貨殖為念明矣。

王劍兄性恬淡，為人含蓄親厚，乃謙謙君子。其逃虛避俗，專注一事，在人，或以為是假以破悶送日；在他，不廢時失事，流為游惰，正是為怡情養(yǎng)志。其間，曾無一絲一毫俗利縈于胸。所謂會心正不必多，亦不在遠，這樣的個人勝業(yè)，踐行的正是每個人都觸手可及的真正的生活美學。又，古人有所謂人無癖好不可與交的說法，又稱世上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之人大多無癖，何者？為其無性情，尤無可以耐煩和持久的真性情。王劍兄于此一往情深，可謂真性情，真可交。因其性亮潔，其胸次高邁，其收藏自別于常人，而更近于先賢所推崇的游藝進德，這是個人最欽佩他的地方。故值其大著出版，特忝為數語以原其初心，并增廣其所以收藏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