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杜甫很會拉贊助

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率全家長途跋涉，到達成都，暫居城西浣花溪邊的一座寺廟。在成都，杜甫有一些親戚朋友，如舅氏崔明府、表弟王司馬、老友高適和嚴武等，但此時高適在彭州做刺史，嚴武762年春天才到成都任職，最初接待和幫助杜甫在成都安家的可能是當時的成都尹（相當于成都市長）兼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這可從杜甫草堂的營建推測出來。

到成都的第二年春天，杜甫在浣花溪邊開始營造住宅。他并不打算終老蜀中，但帶著一大家人，長期借居不方便。居家好男人杜甫是個會過日子的人，造幾間竹籬茅舍，并且栽松種竹植果樹，在成都西郊建起了稱得上“家”的草堂。

草堂雖簡，對顛沛流離多年沒什么家底的杜甫來說也是不小的工程，如無親朋相助是根本無法完成的。細心的杜甫用詩的形式記下了一次次的饋贈。

送來第一筆資金的是表弟王司馬：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表弟的情誼令杜甫感激莫名。

不僅接受饋贈，杜甫還主動請求贊助。他向一位叫蕭實的縣令要一百棵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里應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向綿竹縣令韋續要竹子：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向綿谷縣尉何邕要可種十畝的榿樹苗：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理由是長得快，可三年成蔭。松樹苗則是向涪城縣尉韋班拉的贊助：落落出群非櫸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還向一位“徐卿”（有人認為即西川兵馬使徐知道）討要果樹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卻歸去，果園坊里為求來（《詣徐卿覓果栽》）。

更有意思的是向韋班索要瓷碗。當時大邑燒的瓷器又輕又結實，敲上去聲音清脆如玉，韋班家有不少這樣的瓷碗，杜甫寫了詩去請求贊助：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又于韋處乞大邑瓷碗》）。要得坦然，毫不見外，還催得急。

在杜甫成都詩中甚至有一首催款詩《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一位王姓朋友可能沒趕上建草堂時的“眾籌”，遂告訴杜甫成都多雨，待明春草堂需要維修加固時自己負責出資。杜甫修繕草堂時，也就毫不客氣地寫詩向王要錢，讀來令人莞爾。

有意思的是，這些詩中展現的杜甫的性情，與困守長安時期相比有不小的差異。進入長安求取功名的十年，杜甫由青年到中年，干謁權門，輾轉溝壑，甚至貧病交加，衣不蔽體，靠人資助度日。他說“賣藥都市，寄食友朋”（《進三大禮賦表》），敘述自己在災年和長安窮人一起排隊買平價的官倉陳米，“日糴太倉五升米”（《醉時歌》），我們都讀得出詩人內心的痛苦。

安史之亂剛爆發時，他帶著妻子兒女匆忙逃難，“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彭衙行》），滿心希望不要遇見熟人，不要被熟人看到他們這個官員家庭連代步的馬都沒有（被難民搶走了），蓬頭垢面在山中奔逃，這畢竟是很失顏面的事。

到成都后，杜家暫時借住浣花溪邊清冷的寺廟：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酬高使君相贈》）。老朋友高適送來了過日子的錢糧，不認識的鄰居摘了自家園子的菜蔬相贈，漂泊流離生涯中，溫暖的人情味撲面而來。老杜是情商很高的人，很快適應了這種豪爽熱情的氛圍，迅速將自己融進成都的人間煙火氣中。

贊助杜甫的，以縣級官員為主。詩人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就得到這樣多的幫助，如無像裴冕、高適這樣的地方大員關照，怕是辦不到的。助詩人建草堂是風雅事，所費無多，眾多縣長、副縣長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索要者大大方方，饋贈者高高興興，草堂就很快建成了。

到達成都時的杜甫，辭了官，無俸祿，非農非商，拖家帶口，卻不僅有“故人供祿米”，還靠眾籌建起了草堂，在風土宜人的浣花溪邊過上了一生中最安定閑適的日子。

唐代詩人的經濟生活，于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