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為心聲。侗族作家楊仕芳的新作《新聲》，是一部題材小微、意旨卻是別見洞天的報告文學作品。作品取材于烏英苗寨群眾開展語言學習的故事。在過去，這里的少數(shù)民族群眾由于不懂普通話，給他們帶來種種的不便。如今苗寨兒女不僅能夠走出山寨，“在烏英擁抱世界”，而且“好像人生再來了一次”，燦然的臉上洋溢出明媚的笑意。烏英苗寨回響著歡聲笑語，這樣的“新聲”抒發(fā)的正是人們歌詠新時代的美好心聲。

“烏英”有著美好的寓意，苗語的意思是“美麗的新娘”。烏英苗寨地處桂黔交界的大苗山深處。這是個特殊的跨省村莊，一半屬于廣西，另有一半屬于貴州。這樣的特殊地理，使它保持了獨特的自然之美，但也因此導致它在一段時期內(nèi)與時代的發(fā)展不同步。特別是不少村民“因為與外界的語言不通，被拖住了脫貧奔小康的步伐”。“扶貧先扶智，扶智先通語。”針對這種情況，當?shù)亟M織實施“雙語雙向”助力脫貧攻堅活動，對存在普通話交流困難的少數(shù)民族群眾進行普通話培訓，對不會用當?shù)厣贁?shù)民族語言交流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和駐村工作隊員進行民族語言培訓。楊仕芳的《新聲》以烏英苗寨這一個案典型的深度敘寫，反映“雙語雙向”培訓活動的開展情況及其意義。這種意義包括但不限于它對民族地區(qū)脫貧攻堅的助力，更深遠的意義還體現(xiàn)在它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需的“語言共同體”建設這一基礎(chǔ)性層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民族群眾的中華文化認同是重要前提。只有語言相通，才能促進心靈相通、命運相通，才能更好地構(gòu)筑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因此，《新聲》也可以說是一種以小見大的主題寫作，它與中華民族現(xiàn)代化建設的大旨息息相關(guān)。

《新聲》與我們常見的主題寫作作品面目有所不同。這里沒有新聞導語式的開篇，而以“2022年11月26日烏英苗寨的清晨”的風景描寫起筆。村莊“從夢里醒過來了”，“從村子里傳來‘吱吱呀呀’的開門聲、大人的叫喊聲、小孩的哭鬧聲、雞鳴狗吠聲，充滿著煙火氣”。這樣的文字大致上就定下了作品書寫的基調(diào)，也表明了作者緊貼著烏英苗寨而寫作的姿態(tài)。文本主要內(nèi)容的表達，自然也少見新聞通稿類的用語和模式，有的是除卻了虛構(gòu)以外的小說的敘事模樣。主題創(chuàng)作因為題材和作者的不同，應當有種種差異而相宜的形制。小說家楊仕芳寫作報告文學《新聲》，能根據(jù)獨特的題材和內(nèi)容，尋獲并建構(gòu)出“得體”而具有表現(xiàn)力的方式，其核心是將主要人物命運與語言關(guān)聯(lián)的故事設置成作品敘事的基本線索和主要內(nèi)容。梁足英是《新聲》的主人公，具有題材表現(xiàn)所需的某種典型性。正如作者所說，“我從梁足英的‘聲音’開始，追覓她和同學們內(nèi)心的‘聲音’，最后抵達新時代的眾聲”。在這里，“聲音”是苗寨婦女練習說普通話的聲音，更是伴隨著她們?nèi)松\的回響。

不同于小說典型人物“雜取種種”的虛構(gòu)合成的方法，報告文學的典型人物需要寫作者用腳力、眼力、腦力和筆力去發(fā)現(xiàn)、去選擇、去提煉。《新聲》中的梁足英的真實故事，是烏英婦女命運史的一個縮影。她渴望上學但是只能失學，既是因為家里貧困無法供她學習，就連“男娃讀書也不易”，也是此地重男輕女思想的設限。她和她的同伴成了“放牛女娃”。不認得漢字，不會說普通話，帶給梁足英種種的不便。作品以一系列故事的講述復現(xiàn)了梁足英曾經(jīng)的遭遇和困境：女兒出嫁后，到女兒家和親家聊天，可“我們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話，我說我的，她說她的，就像雞同鴨講”。到醫(yī)院就診取藥，因為語言不通也多有困窘。而改變這些困窘的，正是行進時代中的偉大力量。通過普通話的學習，梁足英不僅能夠走出烏英，走到柳州，還“把苗族歷史穿在身上”，走到更遠的地方介紹民族文化，展示烏英女性的形象。這就是普通話學習給梁足英她們所創(chuàng)造的“詩與遠方”。作品以對比結(jié)構(gòu)的設置，以嵌入人物人生的“語言故事”的敘寫，真實生動地反映出大時代之變和民族地區(qū)開展雙語學習尤其是普通話培訓的積極意義。由此，也為作者對“雙語雙向”培訓班這一“本事”的書寫，提供了富有說服力的敘事邏輯。普通話的學習體現(xiàn)了黨和政府對梁足英們的切實關(guān)懷，同時也是她們?nèi)松?jīng)驗啟示后的內(nèi)在要求。作品通過具體情節(jié)和細節(jié)的敘寫，再現(xiàn)夜校學習、家庭學習和個人學習等生動場景。同時也記寫了語言學習中駐村工作隊、村組織、支教老師、志愿者等的合力作為。可以說，《新聲》是“雙語雙向”培訓班烏英范本的一個細實報告。

報告文學的寫作一般采用第三人稱的“全知敘事”，而《新聲》設置的則是第一人稱的“雙我”敘事，即主要人物梁足英的自述和作者“我”的敘述。第一人稱的敘事使所寫顯得更真切，特別是能更方便呈現(xiàn)出人物的心理世界，但第一人稱的敘事是受限敘事，而作品組織的“雙我”敘事則形成了內(nèi)容互補，作者見聞感受的表達補充豐富了梁足英的自述，有效地拓展了作品整體的敘事時空。《新聲》中的語言敘事是更多時代信息的載體，它傳輸?shù)氖菚r代之變和人物生活和精神之變。“聽見海的聲音”“復蘇的空巢村”等的書寫，傳遞出的正是新時代悅耳的“好聲音”。這是《新聲》更深的意義之所在。

（作者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