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題為《樓上樓下》，發表在《長江文藝》1985年第12期。毫無疑問，它是我的小說處女作。說到這個作品，我不能不提到它的責任編輯吳大洪先生。他是武漢人，生于1954年，那年武漢遭遇了特大洪水災害，因此取名大洪。吳大洪是我的大學同學，但年齡要比我大七八歲。我是高中畢業直接考上大學的，他卻來自工廠，考上大學之前已參加工作多年。在我的印象中，吳大洪是我們那一屆三個帶薪讀書的學生之一，不僅每月有工資，而且家庭條件優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就顯得與眾不同。比如穿著，他總是同時穿兩件中山裝，里頭一件是呢子面料的，外面一件是滌卡面料的。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滌卡服裝非常時髦，但大部分人都穿不起，呢子衣服更是一般人做夢都不敢想的。吳大洪既穿呢子又穿滌卡，同學們都羨慕不已。其實，他這么穿并非為了炫耀，而是出于對呢子衣服的珍惜，意在用一件滌卡衣服來保護里面的呢子衣服。老實說，我和吳大洪在大學期間的交往并不密切。讓我始料不及的是，當我把自己的第一篇小說寄給他的時候，他居然那么重視，不到半個月就回復了我，通知稿子已經留用。我想，假如《樓上樓下》投出去后便泥牛入海的話，我后來很可能不會走上寫作這條路。每當想到這一點，我就會情不自禁地對吳大洪同學充滿感激之情。

《樓上樓下》最初的創作沖動，起源于我大學畢業前的一段實習生活。作為一名師范大學的學生，畢業前夕都要被派往中學或中專參加為期數月的教學實習。我當時去的是我們那所大學的附中，最先負責指導我的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教師，姓王，河南開封人，時任附中語文組的組長。不久，語文組調來了一位五十歲左右的女老師，姓連，全名連群。據消息靈通人士說，連老師畢業于湖南的岳陽師專中文科，以前一直在長沙一所中學任教。她的丈夫在我們師大從事行政工作，不久前榮升為某個學院的分黨委書記。師大為了解決他們夫妻分居問題，便把連老師從長沙調到了武漢。連老師調來時間不長，附中便讓她取代王老師當了語文組長。與此同時，我的實習指導老師也換成了連老師。關于語文組的人事變動，有些知情者不禁在私下議論紛紛。我偶爾聽到了幾句，他們說連老師是黨員，在長沙曾多次被評為教書育人的模范。王老師向來寬厚，免了語文組長，竟然沒有絲毫怨言。有一次下課后，他還笑瞇瞇地對我說，讓連老師指導你更好，她比我年輕，知道怎么與時俱進。

不過，王老師被免去語文組長后，很多老師都為他鳴不平。他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功底十分深厚，不僅能一字不落地背誦屈原《離騷》，而且還能大段大段地背誦司馬遷的《史記》，唐詩宋詞更是信手拈來，仿佛在自家菜園里扯蔥拔蒜。他的古代漢語知識也非常扎實，對訓詁學有過深入研究。王老師原本在一個科研機構專門從事研究工作，1957年因為言論問題被下放到了這所附中。后來落實政策，上面通知王老師重返研究崗位，但他婉言拒絕了，決定就與世無爭地當一輩子中學老師。讓人稍感遺憾的是，王老師的河南口音太重，與學生交流起來有些障礙，因此課堂教學效果便不太理想。然而，老師們卻非常敬重王老師，尤其是中青年老師，都覺得他知識淵博，誨人不倦，每當遇到疑難問題向他請教，他總是不厭其煩地為大家答疑解惑。老師們都說，王老師是附中語文組的一張招牌，實在不該免了他的語文組長。

連老師的性格與王老師恰好相反，雖然學歷不高，學識不多，卻有才藝，既會唱歌又會跳舞，普通話也說得特別好，字正腔圓，抑揚頓挫，悠揚動聽，具有出色的表現力。學生們都喜歡聽她上課，她的課堂上總是笑聲迭起，掌聲不斷。盡管她不時地讀錯字，語法知識也欠缺，但學生們還是追捧她。連老師顯得十分自信，這從她的言行舉止中都可以看出來。在擔任我的指導老師之后，連老師找我談過一次話。她說，據附中教務處的領導講，我是一個當老師的好苗子，值得重點培養，所以她決定親自指導我的實習。不過，連老師也有她的缺點，主要是擔任語文組長以后，對老師們的態度過于嚴厲，甚至有些苛刻，好像語文組長是個什么大不了的領導似的。她總愛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審視每一個人，動不動就上綱上線，批評同事的時候就像上級訓斥下級，劈頭蓋臉，一點情面都不講。說到這里，我不禁想到了兩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附中語文組有一位姓駱的中年教師，在教學上從不跟風，從不蹭熱，從不人云亦云，從不按部就班，從不炒別人的現飯，骨子里總有一種探索意識和創新精神。駱老師曾經倡導過閱讀寫作一體化教學思路，在武漢產生了廣泛影響。后來，學校推薦他參評武漢市語文名師。按照評選規定，參評者必須上一堂語文公開課。作為附中的語文組長，連老師被教育局聘去當了那次評選活動的評委，自然也聽了駱老師的公開課。實事求是地說，駱老師那堂公開課講得非常精彩，觀念超前，新意迭出，受到聽課師生一致好評。可是，在課后的總結會上，連老師卻尖銳地指出了駱老師的師德師風問題。平時，駱老師一向不太講究穿著，也不怎么收拾和打理。在那堂公開課上，他的穿著仍舊很隨意，居然在外褲里面穿了一條衛生褲。糟糕的是，他外褲的拉鏈沒有拉嚴，公開課正講到興頭上，衛生褲上的一條白帶子突然掉了出來，像一個鐘擺在他兩腿之間擺來擺去。更糟糕的是，連老師看見了那條白帶子，并且還在總結會上借此說事，認為駱老師雖然課講得好，但在師德風上存在嚴重問題。就因為連老師的小題大做，吹毛求疵，雞蛋里面挑骨頭，駱老師那年與武漢市的語文名師失之交臂了。

語文組還有一位五十多歲的李老師，早年畢業于我所讀的那所師范大學，原來在師大古文字研究所編古漢語大詞典，后來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下派到附中資料室打雜。平反之后，他本來可以重返師大，可他不愿折騰，主動申請留在附中從事語文教學。李老師是一個性格古怪的人，較真，偏執，遲鈍，被老師們稱為李夫子。李夫子備課特別認真，對教科書上的每篇課文都做過詳細批注，凡是有空的地方都被他用紅筆寫得密密麻麻。他這樣做還嫌不夠，有一天居然給人民教育出版社寫了一封信，希望他們再出版語文教材時改為大開本，把眉腳留多一些，以便老師們備課時好在書上批注。可是，他的信寄出去后卻石沉大海，等了一個多月也沒見到回復。這讓他又氣又恨，一連好多天都耿耿于懷。李夫子上課習慣于用教鞭，覺得拿教鞭指著黑板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還認為手持教鞭才像一個老師，正如說書人喜歡手握一把紙扇。一次郊游，李夫子在野外發現了一根細長而筆直的金竹，便砍回來精心做了一根教鞭，先削皮再磨光，接著又打蠟涂漆，末了還在顯眼處寫上了自己的名字。然而，他的教鞭沒用幾天便失蹤了，找遍了教研組的每個角落都一無所獲。李夫子為此如同丟了魂，連續數日茶飯不思，郁郁寡歡。過了幾天，學校剃頭匠的小兒子跟他說，女廁所里有個教鞭。李夫子一聽欣喜若狂，馬上就沖進女廁所，果然找到了他心愛的教鞭。李夫子手捧失而復得的教鞭正在教研組獨自沉吟的時候，連老師突然來了，進門就質問，你作為一位人民教師，怎么能私闖女廁所？像你這種不講道德原則的人，如何為人師表？李夫子頓時懵了，什么話也說不出來，只有苦笑。

為期三個月的實習生活很快結束了。我雖然人回到了學校，但心卻好長時間都留在附中語文組。那幾個老師太有意思了，滿腹經綸卻口齒笨拙的王老師，多才多藝卻裝腔作勢的連老師，還有駱老師的不拘小節，李夫子的迂腐木訥，都令我經久難忘，揮之不去。當時，我真想以他們為原型寫一篇小說。這個沖動異常強烈，幾乎到了躍躍一試的地步。但是，我卻久久沒有動筆。一方面，我的構思尚未成熟，盡管幾個人物在我腦海里已經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但我卻不清楚要表達什么，也就是說無法確立主題。文藝學和寫作學都告訴我們，沒有主題的寫作是無效的。由于主題不明確，我不禁陷入了苦惱之中；另一方面，我還有一種深深的擔心，擔心附中語文組的幾位老師看到作品后會對號入座，甚至可能找我扯皮拉筋。因為以上兩個原因，我便抑制住了創作沖動，決定等一等再寫。這等有兩層意思，一是等構思成熟，二是等附中幾位老師離我的生活遠一點。當時，我哪曾想到，這一等就是兩年多，從1983年5月一直等到1985年7月。

1985年7月，正值學校放暑假。在此之前，我已大學畢業留校工作。為了在大學站穩腳跟，我決定考研究生。所以，我在這年暑假里沒有休息，一天到晚惡補英語。因為我知道，考研究生對我來說并非太難的事情，唯一的攔路虎便是外語。那個暑假，我把許國璋主編的四冊本《英語》教材抱在手中反復溫習，連做夢都在背單詞。學到后來，我已疲憊不堪，一看到那黃色的《英語》封面就感到厭惡，甚至頭疼難忍。于是，我想停兩天，先做點其他的事來緩解心頭的壓力。就在這種情況下，我突然又產生了創作小說的沖動。與此同時，創作沖動很快給我帶來了創作靈感，它如一位神秘的天外來客一下子朝我襲來，使我原來沒有想清楚的主題在剎那間變得清晰起來。靈感似乎在告訴我，抓住王老師和連老師兩個人物來寫就可以了，通過兩個人物的對比來揭示兩種性格的對立與統一，或者說兩種人格的互鑒、互補與互融。主題明確以后，類似或雷同的人物也自然而然地合并了，也就是將駱老師和李夫子與王老師合三為一。隨著主題的確立，我猛然又想到了避免讀者對號入座的處理辦法。為了不得罪和傷害附中語文組的幾位中老年老師，我決定把主人公換成兩個大學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這么一換，許多未知的麻煩都不存在了。

行文至此，我該正式說一說我的小說處女作《樓上樓下》了。作品中主要刻畫了一男一女兩個人物，男的叫胡有水，女的叫白靈。他們都是從師大中文系畢業之后分配到這所附中的，只不過胡有水比白靈早一屆，因此早她一年分來。胡有水和白靈是兩種類型截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性格內向，少言寡語，一心埋頭讀書，鉆研業務，可惜不會說普通話，濃重的地方口音妨礙了他的表達與交流，因此教學效果極不理想；后者性格外露，能說會道，還會唱歌跳舞，表現積極，但她基本功很不扎實，而且為人高調，總是盛氣凌人，不過她的教學效果挺好。大學期間，胡有水已經認識白靈。當時，白靈住在胡有水樓上，晚自習之后總愛在寢室里唱唱跳跳，嚴重影響了胡有水的學習。那是一棟舊樓，層與層之間鋪著木板，有些木板多年失修幾乎腐爛了。有天晚上，白靈跳舞時竟然把木板踩破了一個洞，一只紅色高跟鞋和一條白色長腿一下子吊在了胡有水的頭頂上。為此，兩人發生了激烈的口角。陰差陽錯的是，到了附中，白靈居然又住到了胡有水樓上。胡有水因此非常惱火，馬上找總務處換房。總務處知道原委后本想給他換一個房間，但當時房子過于緊張，總務處實在愛莫能助。

剛分到附中的老師，都要講一堂公開課。胡有水頭年講過，講課之前做了認真準備，并嚴格遵循了從時代背景到段落大意，再從中心思想到藝術特色這一傳統的教學流程。公開課開始前，胡有水信心滿滿，結果卻反響一般，不僅讓聽課師生深感失望，而且他自己也覺得灰頭土臉。眨眼一年過去了，現在輪到了白靈講公開課。胡有水也去聽白靈講課了，抱著一種看笑話的心理。在他看來，我胡有水功底那么深厚，公開課也只上成了那個樣子，憑你白靈那點知識積累，能把公開課講出花來？始料不及的是，白靈講課卻不按套路出牌，一上臺就滿含深情地朗誦了最為精彩的一段課文。接下來，她讓學生自由發言，說出自己最喜歡課文中的哪個人物，并要求講明原因。這一招十分厲害，學生的參與熱情頓時被她調動了，課堂氛圍立刻沸騰起來。分析完人物形象，白靈不失時機地為課文中的一個主要人物獻上了一首贊歌，贊美了他的優秀品質。歌聲高亢激昂，嘹亮動聽，一下子將這堂公開課推向了高潮……公開課講完，教室里響起了陣陣掌聲，連先前對白靈不屑一顧的胡有水也不由自主地鼓了掌。他一邊鼓掌一邊暗自思忖，白靈講課完全拋開了傳統的教學程式，卻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不能不讓人佩服。這天晚上，白靈又在樓上唱起歌來，是當年非常流行的那首《酒干倘賣無》。歌中唱道：“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奇怪的是，這次聽到白靈的歌聲，胡有水居然沒有絲毫的反感，相反還有點兒感動。沒過幾天，總務處找到胡有水，告訴他可以給他換一間寢室，而胡有水卻說不換了。這天晚上，夜深人靜，樓上又傳來了白靈的歌聲。當白靈唱到“沒有家哪有我？”時，樓下的胡有水竟抑制不住地接了一句：“沒有你哪有我？”

以上就是我的處女作《樓上樓下》從生活轉化為小說的大致過程。按說，這篇回憶文章寫到這里就應該結束了，可我意猶未盡，還想借此機會多說幾句。我想表達三個意思，其中有經驗，有教訓，也有自豪。第一，我在構思這篇小說時把生活中的幾位中老年教師換成兩位青年教師，這除了能夠避免有人對號入座的麻煩之外，還有助于我在寫作中駕輕就熟。在三個月的實習生活中，我雖然對中老年教師這個群體有所了解，但畢竟了解不全、不深、不透，只能說了解了一點皮毛，而對剛從大學畢業分到中學任教的那批青年教師，我卻了如指掌，所以寫起來便得心應手，輕車熟路，舉重若輕。第二，在給《樓上樓下》中的男女主人公取名字時，我特意使用了比喻修辭和諧音修辭。胡有水，即壺里有水；白靈，指像百靈鳥一樣唱歌。這些修辭都是顯而易見的，沒學修辭學的讀者也能一目了然。開始取這樣的名字時，我還暗自得意，覺得這種取名方法有利于人物的形象化。漸漸地，我便感覺到了這種方法的弊端，因為它過于淺近，過于直白，過于小兒科，容易導致人物的標簽化和臉譜化。后來，我基本上不再給人物這樣命名了。第三，讓我感到無比自豪的是，《樓上樓下》發表的時候，《長江文藝》的時任主編是享譽中外的著名作家徐遲先生。他不僅是大詩人，而且還是中國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開山鼻祖。能在徐老主編的刊物上發表作品，無疑是作者的無上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