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這是王昌齡的《出塞》，被稱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之作。而最精妙的，便是開頭一句：秦時明月漢時關。王昌齡用秦、漢、關、月四字交錯“互文見義”，用秦時、漢時設定時間跨度，勾勒出關山月，暈染出傷離別的蒼涼感。眼前的明月，是曾照耀過秦漢的明月；眼前的邊關，曾是秦漢戰事一直未曾間歇的邊關。開篇就有了一種獨特的意境和穿越時空的歷史感。

“時”是會意兼形聲字，是“時”的簡體字。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以及《說文解字》古文里的“時”字均寫作“旹”，上部為止，表示行進，下部為日，表示太陽的運行。古人計算時間，是根據太陽在天空中運行的位置，或者它在地上投影變化的情況來確定。繁體的“時”字則出現較晚，睡虎地秦簡里的“時”為小篆，止已變為寺，由“日”“土”“寸”組成。《說文解字》解釋為“時，四時也，從日寺聲”。段玉裁注：“（時）本春夏秋冬之稱，引申之為凡歲月日刻之用”，把太陽的運行描述得更為細致：太陽的影子是一寸一寸從土地挪移過去的，測日記時。由此，“時”既表示每日的時間流光推移，也表示每年的四時輪轉更替。

“時”與“天”合，組成“天時”，順天應時，觀時順變。《尚書·舜典》里有一句話，叫“食哉唯時”，意思是解決老百姓糧食問題的關鍵是把握時令、順應天時來發展生產。歷代統治者無不是把“敬授民時”作為施政的首務。我國古代以農立國，農業是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的經濟再生產，受自然界氣候的影響很深，表現為明顯的季節性和緊迫的時間性。這一特點，在中國古代農業中表現更為突出。《呂氏春秋·審時》提出“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的命題，并以當時主要糧食作物為例，詳細說明了莊稼“得時”“先時”和“后時”的不同生產效果，指出“得時之稼”籽實多、出米率高、品質好，味甘氣章，服之耐饑，有益健康，遠勝于“失時之稼”。西漢《汜勝之書》講旱地耕作栽培原理以“趣（趨）時”為首。北魏《齊民要術》則擬定了各種作物播種的“上時”“中時”和“下時”，施肥要講“時宜”，排灌也要講究“時宜”。可見，中國古人觀察日月輪換，推測草木榮枯，揣摩天地性情，應和著大自然的時令和物候來安排生產生活的節奏和律動，“清明前后，種瓜點豆”“春分麥起身，肥水要緊跟”，從而做到順天應時。古人把世間的一切變化歸因于時間的流轉，而時間的流轉傳遞的就是天道運行的法則。“時”便從最初單純的時間概念，發展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文化概念，集中體現出古人“順時”的信仰和原則。與此同時，儒家還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認識到動植物既是人類的生存之本，同時這些自然資源也是有限的，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講究時節，遵循生物的生長規律，主張“取物順時”。《禮記·王制》里就有這樣的法令：“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就是說，對山林、山麓、川澤等自然資源，要按照相應的季節進行采伐、狩獵和采集。孔子十分熱愛生命，對于谷物瓜果之類，堅持“不時不食”。孟子根據動植物依“時”發育成長的生態規律，主張循節氣變化“不違農時”。如此，既保護了環境，也保證了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戰國時期洛陽著名商人白圭，善于“樂時觀變”。他認為，商家“知時”，就要根據氣候周期的往復變遷、農事的豐歉，作出明晰的判斷，及時調整經營手段和方法。白圭的這種經商思路和方法，是察時順變、順天應時實踐經驗的總結，也是時間沉淀下來的中國智慧。

“時”與“機”合，組成“時機”，恰逢其時，與時偕行。中國古人不但觀察天地萬物運行之道，還關注人情事變的規律。事物的“變”是必然的、絕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中鋪陳展開和演變更替的。人的行為在不違背天時的大前提下，要取得最佳成效，就要善于把握時機、創造時機、捕捉時機。古人說“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說“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說“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說的都是行動要把握正確時機，行為要“合時宜”。很多事，只是因為沒有在合適的時機去做，好事才變成了壞事，這便叫作“不合時宜”。“雪中送炭”，是因為添碳送暖在冰雪中正合時宜，恰逢其時；而“秋扇見捐”，也是因為扇子送涼在秋天不合時宜，才會被棄置一旁。究竟是及時雨，還是過時黃花，全在于對時機的把握。唐朝自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叛亂不息、異族入侵、外患踵起。面對國家的危急局面和險惡形勢，陸贄憂深慮遠，在貞元九年上疏《論緣邊守備事宜狀》，全面闡述了對于邊防守御的策略、設想“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就是說，要順應、把握時機，采取靈活有效的策略處理問題才是正確的。食古不化，不能順時達變，則必然導致失敗的結果。

“時”與“勢”合，組成“時勢”，因時順勢、審時度勢。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時”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時間刻度和參數，“時”往往與“勢”緊密相連。“時”是不可逆轉的，“變”是不肯停歇的，在時間的醞釀下，“勢”則是順時而生、不可阻擋，事物在因勢、借勢、趁勢中發展和壯大。正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客觀過程的大勢、趨勢。正如《易傳》里講：“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事物的靜動行止只有適應了時勢的變化發展，才能有光明的前景。《孟子·公孫丑上》開篇記載了這樣一則故事，孟子的弟子公孫丑向老師提出了一個假設性問題：假如孟子當政于齊國，能否取得像管仲一樣的成就？孟子具有“知人論世”的卓識，集中呈現了他對“時勢”的重視。孟子認為，齊國人只看到管仲有本事，但是忽略了研究各國的形勢，最終是不能治理好國家的。同時，孟子還為公孫丑剖析了文王、殷紂之際的時勢，認為即使如武王、周公那樣的明君賢相，如果不研究、把握當時的形勢，不能把握時勢，也很難治理好國家，指出：“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镃基，不如待時。”正如《鬼谷子》里講：“察勢者明，趨勢者智”，只有把握歷史時機、洞察歷史大勢的才是明白人，能夠順應歷史大勢的才是智者。宋太宗年間，將領崔翰隨軍出征太原，太原平定后，宋太宗要對幽薊（今華北地區）采取行動。然而，諸將認為剛剛經過大戰，此時軍隊人困馬乏、糧餉缺乏，不宜再戰。唯獨崔翰獨具慧眼，看出收復失地是大勢所趨，并且時機成熟，憑借宋軍兵強馬壯的“勢”，借助平定太原的有利時機，應該乘勢出兵取得幽薊，遂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意思是說，應當利用當前的大勢，不可以失去這個時機。太宗謂然，決議北伐，宋軍所到之處，所向披靡，契丹投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幽薊遂被收復。

“時”既是一個靜態名詞，如過去的時間永遠凝固在那一刻；“時”更是一個動態概念，它無窮無盡，永不停歇。人要跟隨它的腳步，與時偕行、與時俱進，以時不我待的精神專注當下，惜時、守時，創造和把握時機，謀勢有為，把每一剎那變成永恒。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來，時間走得再遠，初心從未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