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薩雷·帕韋塞是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詩人和翻譯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在都靈度過。大多數意大利人第一次接觸到赫爾曼·梅爾維爾、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查爾斯·狄更斯、格特魯德·斯坦因、約翰·斯坦貝克和丹尼爾·笛福等作家的作品，就是帕韋塞翻譯的。他被后人贊譽的主要作品是小說《唯在女性當中》《月亮和篝火》，以及《與琉喀對話》和日記《生活的本領》等散文作品。其實他的初心和志業是詩歌，詩的外形和質地，在他的小說中毫不意外地可以品讀出來。

帕韋塞29歲時寫過一篇文章，叫《詩人的職業》。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的詩人基本立場，他說：“每次寫詩的沖勁，無論如何高尚，都是試圖符合倫理的需要。”以帕韋塞的觀點，“基本事實的基本表現”所需要的不是語調，而是清晰、明確、有力的語言，“密切、著迷、熱情依附于客體”的產物，而非附屬于感受主體的個人性。他選擇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詩作為他畢業論文的對象，就一點不意外了。1932年帕韋塞畢業于都靈大學文學系，在論惠特曼的文章里，他稱贊詩人“雙重的遠見，藉此敏銳吸收和掌握見識的單一客體，透射出一種意外靈性的光環”。而在他自己的詩中，他顯然充分渴望著有那種雙重的遠見。受到美國作品的自然主義傳統所吸引，帕韋塞刻意以自然主義做為精神啟示的媒質，因而避開歐洲傳統詩中的技術要素。

這篇文章附錄在帕韋塞的詩集《苦役》的增訂版中。他出版過多部小說，《苦役》是他在世時唯一出版的詩集。可以這樣理解：帕韋塞早期的詩傾向于自然主義風格，后期偏向象征派——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他后期的詩愈來愈簡潔，意象卻彼此繞來繞去，好像詩人陷入了一個無法掙脫的移動風暴。

《苦役》的開篇是《南方的海》一詩。這是他自認為第一首成熟之詩。詩中所表現的大多是童年的回憶。回憶由他的堂兄的敘述所觸發，堂兄從國外旅游回來，和帕韋塞風塵仆仆登上山崗。

我的堂哥就像一個穿著白衣的巨人，

散漫地走著，他的臉被太陽曬成古銅色，

我們都不說話。我們都有沉默的天賦。

詩的結尾處這樣寫道：

可是當我對他說

他真幸運，可以目睹

世界上最美麗的島嶼破曉。

他在回憶中笑了，說

日出時對他來說，表示一天已老去。

帕韋塞視時間為連續的擴充體，利用詩中隨處可見的敏銳時態變化，來達到有效的表達。

帕韋塞1908年9月9日生于意大利西北部大區皮埃蒙諾特的一個農莊，父親在皮埃蒙特區首府的法院任職，母親家教嚴厲。六歲時，父親因病去世，這給帕韋塞的童年生活以沉重的打擊，也成了他一生中無法彌補的感情和人格的雙重裂縫。童年，是帕韋塞的生命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或者說關鍵詞。他在作品中很多次談到童年。“昔日豐富而持久的秘密其實正是童年時的自己，只是真正懂得時已晚了。”“人的一切都孕育在童年中，甚至我們未來擁有的魔力都暗藏在童年里，因為只有在童年我們才覺得那是一個奇跡般的激勵。”論調諸如此類。

 位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亞的帕韋塞故居

1930年帕韋塞的母親去世。此后他在都靈與已成家的姐姐同住，數度申請哥倫比亞大學獎學金未成，遂開始撰寫論文和翻譯美國現實主義小說家的作品。其間他在另一城市布拉獲得兼任教職，并結識他喜歡的女性朋友蒂娜·皮薩多。蒂娜皮·薩多的出現，給帕韋塞的生活帶來了新鮮活力和精神上的巨大慰藉。帕韋塞一再向她求婚，可惜都沒有結果。后來他在出版社短期從事過期刊《文化》的編輯工作。1935年《文化》雜志被法西斯當局查封，因被人抄到他與一位共產黨地下工作者來往的書信而遭受株連，被判流放，在南方的卡拉布里亞服刑。此間他寫了《苦役》中的一些詩，并開始寫日記。

獲釋回到都靈后，初戀女友蒂娜·皮薩多已經跟別人結婚了，但女友在帕韋塞的心里始終保存著無可取代的位置，一度絕望得想自殺。

1943年，帕韋塞去羅馬工作，隨后應征入伍，因患氣喘病在一所軍隊醫院里休養過半年。意大利宣布對英美停戰后，他回到被德軍占領著的都靈。當時城市遭到過多次轟炸，到處是一片混亂，他的朋友們都去投奔游擊隊，參加了抵抗運動。帕韋塞與他姐姐全家搬到了山區的一個小村鎮里居住。他當時的那種孤獨、苦悶而又想超脫現狀的矛盾和彷徨心理，充分體現在他后來出版的兩部小說《山間小屋》和《雞鳴之前》之中。

帕韋塞手稿

戰爭結束后，帕韋塞加入了意大利共產黨。從此，他以更旺盛的創作精力寫下了多部作品。其中《八月的假期》進一步抒發了他對童年和青少年時代的眷念和神往。小說《同志》描述了一位青年如何竭力從愛情和社會活動中尋求生活的歸宿，擺脫自己在現實中的孤獨情感。小說集《美麗的夏天》是由三個中篇構成，都是以都靈為寫作背景。

縱觀他作品和現實中對待女性的態度，似乎他的純真、坦誠和沖動妨礙了與現實女性的認知和交往。曾經有評論家撰文分析過他對待女性方面存在偏見和缺乏客觀的認識，他不故意去討好固執或心胸狹窄的女性。從1931年的詩《墮落的女人》到晚期的小說《唯在女人當中》，帕韋澤實際上對女性的強弱有極其敏銳的批判，這種態度因此造成不小的爭議。

帕韋塞在神話上的研究（包括《與琉科對話》），加深了他對行為生活和思維生活之間關系的懷疑，把受苦受難者的死亡視作一種對這個世界的犧牲。同時，他的悲觀心理是促成這類認知的另一個要素。帕韋塞在都靈大學主修英美文學時，他的導師是知名的俄羅斯文學專家和文學評論家萊奧內·金茲伯格，而他的師母是作家納塔麗雅·金茲伯格。他經常去導師家，三個人關系很好。納塔麗雅·金茲伯格后來在她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帕韋塞：“在我們看來，他身上總是帶著男孩似的悲傷，帶著男孩似的憂郁，像一個孩子那樣激動或恍惚，總是準備著迎接死亡的來臨。他一直游移在枯燥的生活里，滿是對這個孤獨世界的夢想。”

學生時的帕韋塞一直為自殺的念頭所困。他在1936年的日記里有這樣一條：“誰知道，樂觀主義者的自殺會再回到地球嗎？”1938年，帕韋塞寫信給朋友說：“我始終活在自殺的念頭里。”在自殺前五個月，他寫道：“一個人不會為愛一位女人而自殺，但因為愛——任何愛——透露出了我們的坦誠、悲哀、傷害和空虛。”

1949年他結識了來意大利拍片的美國女演員康斯坦絲·道靈，兩個人一見傾心，迅速墜入了愛河。對于女演員道靈來說，這位具有純真、憂郁詩人氣質的異國男人給了她與眾不同的感覺和新鮮的吸引力，與她以往結交的那些油頭粉面、圓滑世故的名人或好萊塢人士有著明顯的區別。同時她知道，這位俊朗又癡情的詩人除了一片深情和能給她寫愛情的詩，沒有別的可能性了。不論真實原因是什么，反正戀愛一年后道靈向帕韋塞提出了分手。

愛情之花的再一次枯萎，可能是帕韋塞自殺的誘因之一，而最主要的打擊來自于他獲獎后的輿論環境。1950年6月24日，他的小說獲得了意大利文學界的最高榮譽——斯特雷加文學獎。在日記中他寫道：“這是我最偉大的一次表現。”在年輕時給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極其渴望：愛情和社會的認可。”此時，社會認可他了，但是所有報道他獲文學獎的新聞關注點并不是他文學上的成就，無一例外充斥著他和美國女明星道靈戀情的八卦內容，以及對他們分手原因的無端猜測。也許緋聞才是帕韋塞自殺的導火索。在自殺前五天，他給卡爾維諾的一封信中寫道：“您在我書中發現的那種對過去平靜生活的回憶和思戀，是以我清苦的一生為代價換來的。”

父母雙亡；長年寄居姐姐家；戰爭留下的精神創傷；感情生活的一直折磨……或許對帕韋塞來說，活著本身也是一場“苦役”。他在《對孤獨的熱情》一詩中，把自己喻作一顆小星星，“在虛空中兀自掙扎”。詩的結尾這樣寫：“獨自在黑暗中，/我身平靜，像找到了自己的歸宿。”

獲獎兩個月后，8月27日帕韋塞給曾經的戀人蒂娜·皮薩多打了一個電話，跟她告別，然后在都靈的一家旅館房間內服下致死劑量的安眠藥。身邊放著他的遺書，上面寫道：“我原諒了每一個人，也請每一個人原諒我。是的，請你們不要過多的議論我。”或許他偏執地把這看作是所謂的“樂觀主義者的自殺”。《南方的海》一詩預示，在帕韋塞的心中，也許永遠的沉默是一種力量的注釋。

他最后的詩作是《死神將會來臨，取走你的眼睛》。

他在日記上寫的最后一句話是：“關于藝術，我不再說什么了。”

帕韋塞離世時才42歲。意大利為了紀念這位偉大的作家，專門設立了切薩雷·帕韋塞文學獎。受他影響的人很多：他是卡爾維諾的摯友和恩師，也是凱爾泰斯創作上的私淑對象，布羅茨基曾在詩作和行為上對帕韋塞表達過深深的敬意……還有足球教練貝爾薩——在這位教練帶隊外出比賽的行囊中，經常放著一本西班牙語版的帕韋塞詩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