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這是流行于唐前期長安坊間的一段名言，意為居住于城南的韋氏和杜氏家族影響力之大，距離天也不過一尺五寸。那么，這個城南的杜氏家族，與我們所熟悉的唐代著名詩人、被譽為“大小杜”的杜甫、杜牧有關系嗎？這還要從另一位唐代前期的著名詩人杜審言說起。

杜牧《張好好詩》（局部）故宮博物院藏

杜甫像

杜審言的疏狂

初唐是蓬勃向上的歷史時期，唐太宗時期政風清明，吸取隋亡教訓，恢復社會經濟不遺余力，在對外戰事中又多能速勝。上升的國勢也影響到了文壇，使之英才輩出，氣魄雄渾，其中以杜審言最為顯著。

杜審言是杜甫的祖父，也是西晉征南大將軍杜預的十一世孫。杜預在滅吳的統一戰爭中奇招頻出，軍事上有天賦，而戰場之外，更潛心為《春秋左氏傳》作注，其注解不但沒有在歲月的長河中湮沒，反而延續到唐初，并被孔穎達收入《五經正義》中。《五經正義》是唐太宗、高宗朝編撰的國家級教科書，具有一定權威性，由此可見，杜預可謂文武全才。而杜審言也繼承了遠祖的才情。

咸亨元年（670），杜審言中進士，從此踏入仕途，歷經隰城縣尉等數職。這些官雖然不大，但并不影響杜審言的聲名在當時的文壇中水漲船高。“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是一個詩人輩出的光輝時代，杜審言作詩本身不足為奇，但他能夠在一眾詩人中脫穎而出，憑的是個人的領悟與天賦。杜審言研究了蕭梁以來的宮體詩，他既心儀其中的韻律，又不被南朝那種頹喪的文學氣息所浸染，而是由著自己疏狂的天性，肆意將文采傾灑于祖國的名山大川，如在其代表作之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一詩中，所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杜審言的筆下是一片生機盎然的春色，不但陰沉氣全無，還巧妙地將天地陰陽變化與萬物特點結合起來，靈動而活潑。但到結尾處，這一團春意卻掩蓋不住詩人長期游宦在外的思鄉之情，于是在這首詩的結尾，杜審言又聳聳肩吟道：“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杜審言的詩作得好，他也為自己的才情所傾倒，甚至覺得屈原和宋玉都望塵莫及，更不會將同代詩人放在眼里。據《舊唐書》記載，杜審言與好友蘇味道同朝為官，彼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比杜審言官階高。有一次杜審言為考核官員情況撰寫判詞后，高呼“（蘇）味道必死”，引得周圍人側目，還以為杜審言又窺探到什么內情，等到氣氛烘托到位了，杜審言才不緊不慢地表示，是因為蘇味道看到自己寫的“判詞”比他好而羞愧死。這便又為自己賺取一波影響力。

杜審言的口無遮攔，摯友會認為是真性情，但不是所有人都會包容他的疏狂。杜審言在中原和關中任職數十載的歲月，不但未能節節高升，反而于圣歷元年（698）因言獲罪，被朝廷下放到江西吉州做參軍司馬。已是人到中年的杜審言不愿吞下這一苦果，繼續任由性情馳騁，結果遭人羅織罪名打入死牢。而杜審言的兒子杜并更是性情中人，為救父親，竟和陷害父親之人同歸于盡，由此輿論大嘩，天下人都知道杜家人看重孝道。杜并的死不僅為杜審言換來了生的希望，還使其得到了女皇武則天的親自召見。經歷人生大起大落的杜審言難以從喪子的傷痛中走出來，也收斂起昔日的疏狂。他接受了武則天新的職位，甚至為此還作詩表達感謝。

此后，杜審言在武則天的特別關照下做到了膳部員外郎的高位，這對一個在基層跌爬滾打多年的人實屬來之不易。但沒過多久，親李唐皇室的朝臣趁武則天病危發動宮廷政變，一擊得手，杜審言又因曾受武后抬舉被流放烽州，這又是一次誤傷。在前往邊地途中，杜審言慨嘆“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不知他是在對未來的道路感到悲觀，還是委婉表達自己對朝堂政爭的厭倦。但無論如何，杜審言開啟了一個用詩來揮灑天性的浪漫時代。

杜甫何以偉大

杜甫是深以祖父為傲的，一句“吾祖詩冠古”，道不盡杜甫胸中油然而生的自豪感。杜甫也期許自己能夠像祖父那樣在科舉場上早早搏出功名，但造化弄人，開元二十四年（736），杜甫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就失利。他自我安慰落第是常事，游泰山散心，寫下“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下”的名句來激勵自己。但十多年后的第二次赴京應試，杜甫又因權相李林甫的干預而名落孫山，這時候的杜甫已經過了而立之年，應付家庭生活的柴米油鹽已使其焦頭爛額，但他卻只能把希望都寄托在向長安權貴獻詩來換取對方賞識，進而一展抱負，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最終，不懈努力下，杜甫終于獲得了一個在長安管倉庫的從八品官職。

彼時的杜甫或許默然接受了這種安排，畢竟家人跟著自己過了太久苦日子，小兒子甚至為此活活餓死。但是，與祖父不同，杜甫經歷了“安史之亂”，這場席卷大半個北方的叛亂不但打破了唐玄宗的盛世迷夢，也將杜甫辛苦搭建的安樂窩撕個粉碎。長安陷落后，杜甫和家人匆忙告別，孤身一人去尋找在靈武繼位的唐肅宗，結果中途被叛軍抓回。虧得當時杜甫人微言輕，沒多少名氣，所以很快趁叛軍守衛疏忽逃至肅宗所在地鳳翔，并以左拾遺的身份諫言獻策。但是，杜甫骨子里不是那種慣于鉆營的人，僅僅是給兵敗的好友房琯說幾句公道話，他就觸怒了皇帝，差點因此丟失性命，此后唐軍收復長安，皇帝對這個諫臣再無興趣，干脆將其打發到華州去做司功參軍。

杜甫“致君堯舜上”的道路似乎走到了盡頭，但這恰又是杜甫在文學道路上新的起點。遠離長安的政治中心雖讓他不能及時了解更多朝堂內幕，但卻使他目睹了中原的蒼生黎民在戰爭和饑荒壓迫下的掙扎，這里面也包括他自己。杜甫過去不是沒有寫過諷諫詩，如對唐玄宗以窮兵黷武裝飾功業的不屑——“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兵車行》），但這一次，那些普羅大眾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而是化作替丈夫去服兵役的石壕村老婦、新婚燕爾卻難以長相廝守的貧苦夫妻。如果說以前杜甫是削尖了腦袋為肉食者謳歌盛世，現在的杜甫卻是只為蒼生說人話。杜甫的詩作是那個動蕩年代的紀實文學，這些并不需要什么多余的藝術升華，僅是秉筆直書，就已讓人為唐朝底層的境遇而憂傷。而支撐起杜甫這種才情的已不再是祖父杜審言的光環，也非單純才情流露，而是他作為儒者救世的情懷。

杜甫不僅是一個時代的失意墨客，還是化身為心系蒼生的在野政治家，這種在文學與政治之間游走的社會身份成就了杜甫詩作的博大精深，也讓他下定決心去江湖漂泊。杜甫辭去了官職，和家人收拾行囊，踏上了遷徙之路，從陜西一路行至四川，并在好友嚴武等人的關照下于成都浣花溪畔筑起了草堂。即便這草堂時不時漏雨，即便狂風會將屋頂的茅草吹到江對岸去便宜了玩耍的孩童，但這種清貧的生活，畢竟是遠離了戰爭離亂的。杜甫暫時看不到那些底層人的痛苦了，他或許會感到些許放松，但是每到雨夜，窗外凄厲的風聲雨聲卻總會把那殘酷的過往拉回他的眼前，此時的杜甫心里想的已不再是個人經歷的曲折，而是要“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杜甫就是這樣一個人，自己過得一地雞毛，心里卻始終牽掛著千千萬萬的無名大眾。這也正是杜甫在文學成就上超越其祖父的主要原因。

杜牧的“努力著跡”

杜甫走后近一個世紀，在唐朝文壇上又出現了一位杜甫的同族詩人杜牧。按照血緣譜系，杜牧與杜甫都有共同的先祖杜預，只是杜甫屬于杜預長子杜耽的后人，而杜牧則屬杜預少子杜尹一脈。經過十幾代人傳承，杜甫與杜牧之間的血緣關系已沒有實際意義。

杜牧的祖父是唐王朝著名宰相杜佑，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典制體史書《通典》就是經其手編撰的。作為名臣之后，杜牧的人生比杜審言、杜甫都要幸福得多，本可以直接“躺平”享福，但是青年杜牧沒有選擇這么做，而是一年內兩次中舉，震動長安教育界。

杜牧并非那種困守書齋的學者，他還熱衷鉆研經世致用的學說，比如他早年的政論文《阿房宮賦》就一針見血的批判秦人不愛惜民力導致亡國，看到藩鎮跋扈、吐蕃及回鶻襲擾等邊患不斷，杜牧便將軍事作為學習第一要務，并專門注解《孫子兵法》，將其呈遞給權相李德裕，唐王朝澤潞鎮發生兵變、回鶻內訌擾邊等，杜牧均設身處地思考問題最優解，并在第一時間上書當朝宰相。

杜牧一腔熱血，“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群齋獨酌》）。但政壇中微妙的派系網絡致其報國無門。杜牧曾在淮南節度使牛僧孺幕中擔任秘書官一職，深受牛僧孺賞識，杜牧經綸滿腹，但也好尋花問柳，牛雖然了解卻不阻止，而是暗中派人保護，杜牧已有“牛黨”之嫌，但牛僧孺恰恰是李德裕的死敵，因此無論杜牧的建議多么有價值，出于壓制牛黨的考慮，身居宰相高位的李德裕也未給青年杜牧施展拳腳開綠燈。

杜牧終其一生都在追求出將入相，指點江山，但大部分時間卻都在江淮財賦重地游走。平心而論，這對杜牧來說也是個不錯的安排。但杜牧內心卻郁郁不得志，頻頻作詩言志，如在秦淮河畔的茶樓里聽到水面上飄來悠悠歌舞聲，杜牧沒有陶醉其中，反而吐槽“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杜牧此舉雖然是暗指唐王朝統治者對危機的麻木，但已展露出其與杜甫迥異的創作取向。倘若讓杜甫置身這場景中，老杜的筆下可能表達更多的是對“商女”窮困潦倒，靠賣藝卻受盡人格侮辱的憐憫之情。

在揚州駐留期間，杜牧忍不住又往街市尋歡，但在舞女的歌聲中，杜牧卻再次慨嘆人生的不如意——“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遣懷》）。杜牧沒有縱情聲色乃至于喪失自我，而是借此來抒發人生不得志的失落，這既高雅也難得。在《杜秋娘詩》中，杜牧感慨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子如何被一步步卷入權貴政爭博弈的漩渦，最終被犧牲拋棄。寫著寫著，杜牧卻有些恍惚——自己難道不也是政治斗爭的受害者？在愈演愈烈的牛李黨爭中，他被權相李德裕歸為“牛黨”，報國無門。于是杜牧憤然投筆于案，借酒澆愁，“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杜秋娘詩》）。

葉嘉瑩先生對比盛唐和中唐詩歌的特點時曾有一個說法：“中唐詩人雖成就可觀，但終不免有一種努力用心的著跡感”。杜牧的詩中未嘗沒有對底層個體掙扎的描摹，但更多是借書寫他人境遇來澆自己心中塊壘，而杜甫的詩卻能將文學的感性與儒家道德完美融合。這是文學造詣的差別，或許也更是人生際遇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