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生于公元772年,此時唐王朝雖然平定了安史之亂，但地方上藩鎮割據，朝廷中宦官專權，普通民眾的生活負擔日益加重。作為唐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白居易沒有遇到大唐盛世，對他個人來說，實在是一種不幸。但白居易的出現，又恰恰是中唐時代的一大幸事，讓李白、杜甫之后的詩壇不至于后繼乏人，也讓9世紀的中國歷史在文化藝術上多了一抹亮色。

白居易出身于一個“世敦儒學”的中小官僚家庭。在重視門第的唐代社會，他可謂出身孤寒。白居易幼時，全家跟隨父親的職務調動遷徙。在父親死后，家庭經濟很快就陷入了困頓。這也迫使白居易繼承家業，走上由科舉入仕途，轉任四方的人生道路。

在古代，對士大夫來說，宦游是他們的一種主要旅行方式。可以說，白居易的一生幾乎都在官僚生涯中度過。一方面，做官保障了他過著比較優裕的生活，讓他所著詩文較少散佚，也幫助他成為唐代作品存世最多的詩人；另一方面，宦海沉浮也讓白居易一生遭受了不少離別之苦。

白家郡望本在太原，至白居易曾祖白溫遷至關中下邽，為祖塋所在。白居易本人則出生于鄭州新鄭東郭宅。據說不滿一歲時，白居易尚在乳母懷中，就已默識書屏下的“之”字、“無”字（《與元九書》）。在家庭教育的熏陶下，白居易五六歲始學為詩，9歲諳識聲韻，為此后的人生打下了基礎。

符離：春風野草，苦節讀書

白居易11歲時，父親白季庚改任徐州別駕，白家離開鄭州，搬到了徐州以南的符離。徐州自古以來就是四戰之地，符離是當時重要的運河樞紐。這對拓展少年白居易的視野有著重要的意義。當地的陴湖濉水、武里山村、草堂石橋、東鄰舊院，都被他寫在了詩文里面。出仕為官后，白居易多次返回這片故園，可以說符離就是他的“第二故鄉”。

在符離，白居易最難忘的還是那段勤奮苦讀的經歷，還有少年的友誼與愛情。他與當地5位年齡稍長的青年才俊，共同“苦節讀書”，過著“晝課賦、夜課書、間課詩”的生活。白居易的刻苦甚至到了口舌成瘡，手肘磨出厚繭的程度，眼中“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在今天看來，應是用眼過度所引發的飛蚊癥。這也為白居易晚年多次提到的眼疾埋下了病根。多年之后，白居易仍然與少時的同學保持著真摯的友誼，共同把酒，懷念那段“朝來暮去多攜手，窮巷貧居何所有。秋燈夜寫聯句詩，春雪朝傾暖寒酒”的美好歲月。

白居易還與鄰家少女湘靈有過一段悱惻難忘的愛情故事。“娉婷十五勝天仙，白日嫦娥旱地蓮。”除了這首《鄰女》，白居易還陸續為湘靈寫過十幾首詩。湘靈家庭出身不高，在白母的堅決反對下，兩人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直到37歲，白居易才娶了望族弘農楊氏之女。

長安：直言敢諫，長恨諷喻

長安成就了白居易的詩名。傳說白居易早在15歲時就來到長安，拜訪當時的文壇領袖顧況。原本還在拿白居易名字打趣的顧況，讀到那首《賦得古原草送別》后，大為贊嘆。從此白居易在京城名聲大振。這則故事的真實性被后人所懷疑。不過，白居易在長安嶄露頭角，是無可爭議的。白居易29歲在長安得中進士，“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在此期間，白居易結識了元稹。長安也見證了元白近30年志同道合的交誼佳話。

在長安，白居易直言敢諫。他與好友陳鴻等人登臨附近的游仙山時，感念玄宗與楊玉環的愛情故事，幾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由此，白居易寫下了千古名篇《長恨歌》，其中就隱含著對統治者的批評和諫言。不久，白居易被擢升為翰林學士，后改為左拾遺。作為諫官，白居易一面向皇帝直言朝政利弊，一面寫出了許多反映民間疾苦的詩作，如《觀刈麥》《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當時的他可謂“三十氣太壯，胸中多是非”。這些諷喻詩無疑刺痛了許多達官顯貴。

成也文章，敗也文章，長安也是白居易遭遇沉重打擊的地方。相比于李白、杜甫等前輩直到很晚才獲得一官半職，白居易可謂年少得志。不過，他也為自己的直言敢諫付出了代價，被外放為江州司馬。后世將這一事件視為白居易思想和生活的轉折點。實際上在長安任官的幾年間，白居易的心境已經開始發生變化，正如他在詩中所寫：“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惟非貴相，但恐生禍因。宜當早罷去，收取云泉身。”（《自題寫真》）

江南：樂天閑適，獨善其身

44歲的白居易被貶江州，一時飽受沉淪之苦。在這里，他創作了另一名篇《琵琶行》，琵琶女的遭遇也是詩人自己的寫照。

在巨大的失落與痛苦中，白居易尋求解脫之道，儒、釋、道的思想滲透進他的生活。在江州，白居易多次探訪廬山，尋訪名寺道觀，精神上轉向佛教的傾向日趨明顯。他開始縱情于山水詩酒，也拓寬了自己的文學之路。

《琵琶行》中說他“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對于南方多雨的氣候，長期在北方生活的白居易開始時并不適應。“自作潯陽客，無如苦雨何。陰昏晴日少，閑悶睡時多。”（《霖雨苦多》）詩中提到的“苦竹”，實際上也給了白居易生活上許多慰藉。最早以“食筍”為主題的詩作就出自白居易之手：“每日遂加餐，經時不思肉。久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食筍》）還有山石榴、山枇杷、菱角、櫻桃、江魚等食物，都為詩人提供了生活的樂趣。這些食物與江州特產湓浦竹、廬山桂、東林寺白蓮等，都是白居易歌詠之物。

此后，白居易陸續改任忠州、杭州和蘇州刺史，有了主政一方的機會。在忠州，他組織人力在城西開出一條山路，極大改善了當地交通。在杭州修整錢塘湖堤，在蘇州開鑿了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

對此時的白居易來說，“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種桃杏》）在忠州，白居易常在城外的東坡種植花草。后世蘇軾被貶黃州，有感于與白居易相似的經歷，自號“東坡居士”。在杭州，白氏寫下“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的名句。每當梨花開時，詩人所愛的當地特產美酒“梨花春”也恰好釀成。在蘇州，白居易屢次游覽太湖風光，對于蘇州的長洲苑、靈巖寺的美景，貢橘等物產，也多有詩詞描寫。

洛陽：詩酒文會，崇佛悟道

洛陽是白居易的歸宿。晚年的白居易多次稱病乞假，在東都洛陽擔任閑職，致仕后定居洛陽，死后葬在洛陽。白居易在洛陽幾乎度過了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時光。

白居易晚年居于洛陽履道坊，在今天那里不過是一片普通的村舍。但在白居易的時代，卻是“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的精致園林。今天的考古工作者確認了宅南的水池面積，證實了當年“竹木池館，林泉之致”的記載，甚至還發掘出了“開國男白居易造此佛頂尊勝大悲”的殘石經幢。白居易的履道坊宅第，在古典園林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晚年居洛，白居易頗有沉湎享樂的一面。樂天之樂，一為酒，宋人說他詩中“飲酒者九百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當是“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問劉十九》）；二為樂伎，白居易養了眾多家樂歌伎，其中姓名可考者不下九人；三為詩會，白居易常常與劉禹錫、裴度等朋友進行詩酒文會。他還與當時多位致仕官員在家中組織了“七老會”，又在香山組織了“九老會”，賦詩吟唱，既醉且歡。

洛陽的佛寺也成了晚年白居易的精神歸宿。經歷了好友元稹的去世和獨子阿崔的夭亡，白居易晚年將佛教作為精神寄托。白居易常拜謁龍門石窟與寺院，捐資香山寺、重修藏經堂。他還將自己的文集藏入江州東林寺、蘇州南禪寺、洛陽圣善寺與龍門寺，這可以視為他對自己一生文化地圖的回顧。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走完了自己75歲的人生。他沒有隨父母兄弟安葬在下邽祖塋，而是葬在了龍門香山寺如滿和尚的塔旁。

白居易通過詩筆，為我們呈現出一幅唐代由長安、洛陽到蘇州、杭州，從帝王將相到普通民眾的生活全景。在白居易的詩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殘酷現實，又可以看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的閑情逸致；既有“回觀村閭間，十室八九貧”的針砭時弊，又有“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的歌舞升平。

縱觀白居易的人生軌跡，不妨以四季來比喻他人生的四個階段。少年符離苦節讀書，有著野草春風般的強韌。壯年任職長安，痛陳時弊，毫不畏懼，如同夏日盛陽灼熱。中年貶官外任江南，樂天閑適，恰是氣佳景清，秋光閑步。晚年居洛崇佛信道，在寒冬時守護著生命的燭火。

人們常說白居易經歷了從早年“兼濟天下”到晚年“獨善其身”的轉變。他一生經歷了8位唐朝皇帝，可謂看遍世事滄桑。白居易生前多次自編文集，將自家的詩分為諷喻和閑適，并收于寺廟，正是將“平生所慕所感、所得所喪、所經所遇所通，一事一物已上，布在文集中，開卷而盡可知也”。他將自己的矛盾，如實地記錄在詩文之中，又何嘗不是一種坦蕩與勇氣。

（作者：宋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