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時，食材并不豐富，人們填飽肚子就不錯了，往往貴族統治者才能吃到肉。當時人們吃的菜，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野菜。大家熟悉的《詩經·周南·關雎》中，就寫到了一種叫“荇菜”的野菜，堪稱《詩經》中的第一草。

《關雎》寫一個貴族男青年愛上了一個女青年。男子向女子表白，但是“求之不得”，并不順利。女子好像也對男子有意思，所以一直在他眼前采摘荇菜，似乎是在給這個愣頭愣腦的小伙子機會。小伙子也不傻，“琴瑟友之”后，全詩以熱熱鬧鬧的“鐘鼓樂之”終章，似乎是喜結連理的結局。那么問題來了，出鏡率很高的荇菜是什么菜？女主人公和作者為何青睞這種植物？

商周時，烹調方式有限，蒜蓉清炒都談不上；動物油脂在當時是稀罕物，植物榨油在魏晉才多起來。想來這個女子不過就是在鬲里、甑里煮煮荇菜，連湯帶水一起吃，就是“羹”。清湯寡水的荇菜“羹”也不會多誘人吧？另外野菜自生自滅，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樣扎堆生長，所以才有“良莠不齊”的成語。為了填飽肚子，人們往往會采一大堆菜。單單對荇菜感興趣，應該有深層次原因。

《毛傳》說：“荇，接余也。”《爾雅·釋草》云：“莕，接余，其葉‘苻’。”郭璞說：“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為‘莕’。”這里的荇菜，也叫“莕”或者“接余”，是種可食用的水草。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節下生根。圓形或橢圓形的葉片漂浮在水上，很像睡蓮，還有小黃花。它不僅受古人青睞，今天也被大量種植，既能觀賞，又能食用，還能入藥。《唐本草》說它“主消渴，去熱淋，利小便”，《本草綱目》說它“搗敷諸腫毒，火丹游腫”。

那么，這個姑娘是要治病，所以單單采荇菜嗎？

我們忽略了一點，故事是人講的。《詩經》最初是民謠，經過人們的口耳相傳，被“太師”這類樂官“采風”，并進行了復雜的加工創作，再呈現給帝王和其他貴族。從質樸的民謠到成為《詩經》之首，它經歷過很多人的修改潤色。詩中描述女子采摘荇菜，“左右流之”“求之”和“采之”，表現出十足的畫面感和重章疊韻的節奏美。我們完全有理由推論，該詩只寫荇菜，而不寫其他野菜，也有藝術加工的因素。

這個荇菜，可不是一般的水草。章太炎先生的《小學答問》中有這樣一段精到的分析：

問曰：《說文》無嬙，《春秋左氏傳》曰“以備嬪嬙”，“宿有妃嬙嬪御焉”，本或作牆，果牆字歟？答曰：陽魚對轉，牆聲轉則為序，牆、序一也，故聲轉亦為伃（伃與序同從予聲）。《說文》：“伃，婦官也。”又曰：“婕，女字也”；“嬩，女字也。”嬩、伃蓋同字。漢婦官有婕伃，其名義蓋先漢而有。杏曰接余，故《詩》以杏菜比淑女，以其聲同婕伃，猶貍曰不來，以貍首比諸侯之不來者矣。婦官曰伃，借牆為之，毛嬙、王嬙亦本以牆借為嬩字，所謂女字者矣。

這里可能有人疑惑，《說文解字》這本解釋古文字的字典，怎么沒有“嬙”字啊？王昭君不就叫王嬙嗎？《左傳》也有“以備嬪嬙”“宿有妃嬙嬪御焉”的記載呀。太炎先生精通于文字音韻，深知上古時期“音近則義通”的道理。他說，按照音韻學中“陽部”和“魚部”有對轉關系，讀音接近，“嬙”和“序”是一回事兒，“序”也可以轉為“伃”，《說文》有“伃”和“嬩”，就相當于“嬙”字，都和女官、女字有關。漢宮女官有婕妤，次于皇后，按照太炎先生的思路，其名大概在漢代之前就有。《漢書·外戚傳》顏師古注說：“婕，言接幸于上也。妤，美稱也。”荇菜又叫接余，諧音婕妤，故《詩經》以荇菜比淑女。人在水邊見了接余，就聯想到了美女婕妤。

這樣似乎越說越離奇了，一個男子，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婕妤”，這是什么道理？只有一種可能，男子地位不低，似乎就是帝王本人。《詩經·關雎》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按照漢代人的解說，這首詩說的是后妃之德，表現“王者之風”，還和周公的教化有關。這已經暗示了讀者很多文化信息，只不過說得不明確。女子怎么就是后妃了？這和王者又有什么關系？可能是漢代人對其歷史背景過于熟悉，無需解釋，但今人看起來覺得有些摸不著頭腦。宋人講得很清楚，歐陽修《詩本義》說：“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朱熹《詩集傳》說：“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歐陽修和朱熹大膽猜測，這個男青年是周朝的圣君周文王；采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武王和周公的母親、著名的賢妻良母太姒。《詩經·大雅·思齊》有描述太姒的記載：“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這是說，文王的母親太任、文王的奶奶太姜、文王的妻子太姒都很賢良淑德。太姒善于繼承前人美譽，給周文王生兒育女。

有人說，這么對號入座多牽強啊，我們讀完了《關雎》，也沒發現采摘人的身份線索；即使讀一百遍，也未必明白其所以然。這個質疑在五四以后非常流行，人們提倡解放思想，把《詩經》從封建禮教的背景中解放出來，于是包括毛傳、鄭箋、朱熹注都不要了，從詩歌本身入手，探索上古歌謠到底說了什么。這樣的思考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時代對《詩經》煩瑣的牽強附會。然而人們忽略了，古代學者的注疏，有時可能有大量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撐。許多內容，上古先民習以為常，不加解釋人們也會懂；可是這些信息到了后世，人們會不明白或者產生誤讀。關于《關雎》“后妃”“文王”“太姒”的解釋，就有合理性因素。其中有一個有力證據：《關雎》詩中有琴瑟、鐘鼓，這幾種樂器的級別可不低，古代只有大貴族才能用到，絕非農夫村氓所能見到。《墨子·三辯》說：“昔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鐘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于聆缶之樂。”諸侯、大夫和農夫級別分明，諸侯才用鐘鼓，這和周文王的推論合拍——周文王是商紂王封的西伯。而且把它放在《詩經》第一首，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級人物，也擔當不起。如果我們綜合鐘鼓、琴瑟和荇菜這些文化信息來考查，就會明白，這個說法恐怕不是漢儒和歐陽修、朱熹的杜撰。

古人賦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蘊。孔子說《關雎》“以色喻于禮”“反內于禮”（上博簡《孔子詩論》），強調“禮”對本能感情恰當的約束作用，讓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詩大序》）。“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禮”，“參差荇菜”也是“禮”。它通過諧音雙關，向人們傳達了含蓄朦朧的審美觀念，以及“禮作于情”（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禮節民心”（《禮記·樂記》）的倫理態度。這不僅是飲食，也是哲理；不僅是發生在古代的故事，也能被當下的我們所理解。

（作者：李凱，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