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年），世稱亭林先生。出生于蘇州府昆山縣千墩鎮（今江蘇昆山千燈鎮），嗣祖父紹芾勸他“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亭林余集·三朝紀事闕文序》），遂幡然醒悟，“退而讀書”“于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冊之類”，走上獨特的治學之路。

順治十四年（1657年），他效仿先賢“北學于中國”（《孟子·滕文公上》），毅然告別了故鄉，從此踏上長達25年的訪學之旅。

訪學太行東西

顧炎武首先抵達山東。途中，經過淮北，遇上連日大雨，“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兩足為腫”（《蔣山傭殘稿·答人書》），可見他訪學之旅的艱辛。

顧炎武到萊州府掖縣落腳。異鄉初到，觀感甚多，有詩云，“海右稱名郡，齊東亦大都……登臨多感槩，莫笑一窮儒。”（《亭林詩集·萊州》）顧炎武最大的收獲，是在任唐臣家讀到宋儒吳棫著的《韻補》，于是開始深研上古音韻，完成《韻補正》。他隨后到即墨，游勞山，抵濟南。

順治十五年（1658年），顧炎武登泰山，心胸為之開闊。山東是儒家發祥地，顧炎武自然要拜謁至圣先師，旋赴兗州至曲阜，拜謁孔廟，接著在鄒縣拜謁周公廟、孟廟，也算是文化的“尋根之旅”。

顧炎武在鄒平游張氏萬斛園，訪古碑于郊外；再抵章丘至長山，復至濟南，復赴萊州等地，一路收獲豐富。次年，自居庸關返鄒平后，他靜心訂正了《鄒平縣志》。

他為了生計，置田舍于章丘大桑莊。

康熙元年（1662年），顧炎武前往山西，來到聞名天下的云岡石窟所在地大同，之后，到渾源州，渡汾河至平陽府。康熙二年，自平陽登霍山，赴太原，至代州，游五臺，之汾州，歷聞喜縣裴柏村，拜晉公祠，寄托思古之幽情。康熙五年（1666年），出雁門，并在此結識了關中大詩人李因篤，與其商量集資墾荒于雁門之北。在山西，顧炎武結交傅山、戴廷栻等文朋詩友。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因為黃培詩案入獄，在濟南府蹲了7個多月的監獄，幸有他做京官的外甥與李因篤等人的相救而獲釋。

學者趙儷生認為，顧炎武北學，從時間上大致可以分為兩段：將順治十四年（1657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這11年為他人生中劃一個段落，為學取得豐厚的收獲：

（一）對山東半島中部（主要是青州）一些歷史地理情況，結合文獻碑碣，進行了一些落實；（二）對明朝薊遼、宣大“三邊”的歷史地理形勢以及用兵攻守成敗的經過，做了一些檢查落實；（三）對太行山（包括北岳恒山）做了“反復”的旅行考察，有時自井陘口入，有時自飛狐口入，并且對山西有時自北而南，有時自南而北地進行調查。以上這些活動的收獲，他考慮情況，分別納入他的《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大型專著之中。有時寫成專題小冊或其他另種著作如《山東考古錄》《譎觚》《金石文字記》《營平二州史事》（已軼，僅余《地名記》），以及《北岳辨》等單篇文章。

從順治十五年（165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除在山東之外，顧炎武還北學于河北、京師之地。他6次拜謁天壽山，游歷了薊州、遵化、玉田、永平，登上今河北盧龍縣西十五里的孤竹山，拜謁“恥食周粟”的夷齊廟，并遠足考察山海關。

清代學者全祖望非常贊賞顧炎武治學精神，說：“凡先生之游，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于鞍上默誦諸經注疏。”（《顧炎武全集·神道表》）這種“采銅于山”求實求真的治學精神，堪為表率。

“筑山居”于關中

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首次入關。在《三侄書》里，他說：“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還說，“然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亭林文集》）關中文化氛圍好，地理位置也好，不但“綰轂關、河之口”，而且各路消息靈通，再說如果有險情，也能夠立即入山避匿。

進入潼關，顧炎武以歷史與地理學家的眼光打量此關，有詩云：“黃河東來日西沒，斬華作城高突兀。關中尚可一丸封，奉詔東征苦倉卒。紫髯豈在青城山，白骨未收殽澠間。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亭林詩集·潼關》）所謂“奉詔東征苦倉卒”指崇禎末年，李自成農民起義軍與官兵連戰潼關的史實，直言明廷不應該逼孫傳庭倉卒間出征，以致潼關之敗，遂有“至今秦人到關哭，淚隨河水無時還”的感嘆。

登上西岳，他寫有《華山》詩，有句云：“四序乘金氣，三峰壓大河。巨靈雄赑屃，白帝儼巍峨。”極狀太華山之高峻。顧炎武過驪山，游長安，至樓觀，又折回拜謁乾陵，一路寫有《驪山行》《長安》《樓觀》《乾陵》《關中雜詩》等詩作——這些詩，一是描繪了關中的名勝古跡，二是吊古喻今，寄意深遠……

康熙七年（1668年），顧炎武折返北京，寓居慈仁寺（今報國寺）。在京期間，葉方藹出任明史館總裁，邀請顧炎武入史局修《明史》，他作《與葉讱庵書》，斬釘截鐵地說：“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亭林文集》）拒不修史，態度何其決絕。

康熙十六年（1677年）秋，顧炎武復次入關，與李因篤在明月山前的富平老家韓村相會。顧炎武在《與李湘北書》里說，他與李因篤“以生平昆弟之交”（《亭林文集》卷三）。在這里，顧炎武與當地的朱樹滋等數位學者聚會于村郊外美麗的鏡波園。

康熙十八年（1679年），顧炎武赴同官（今銅川），拜中憲大夫山西按察司副使寇慎之墓，為之撰寫墓銘志，返回太華山，然后，又出關東行河南，歷洛陽、游少林，登嵩山，訪梁園……

從康熙二年（166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18年間，顧炎武4次入關。在關中，除過從李因篤，還結識了大儒李颙和王弘撰，是謂“關中三友”。在顧炎武看來，關中確實是理想的“將筑山居老焉”之地，而且付諸實施，建新齋于太華山下。更多的時間，顧炎武在太華山下翠影遮陰、群峰映窗、泉水竹林的新齋，埋頭窗前，心情舒緩地整理自己的著作，一直至離開關中去河東曲沃。

終老河東曲沃

顧炎武既“筑山居”于關中，為什么突然決定離開呢？他在《與熊耐荼書》中說：“三峰之下，弟所愿棲遲以卒歲者，而土瘠差繁，地沖民貧，非所以為后人計……故東向而思托足耳。”在這段話里，顧炎武表露出自己的真實思想，關內秦地“土瘠差繁，地沖民貧”，也就是說，經過他在太華山下的切身感受，這里多為山地，并不肥沃，加之各種差役和賦稅繁重，不堪忍受，再說，顧炎武曾經想在華陰買水田四五十畝，估計也難以落實。李因篤表弟也曾勸他說：“長源（按：朱樹滋）謂秦俗最薄，勸吾歸吳，至于再四”（《亭林文集·蔣山傭殘稿·與子德書》），這些都是顧炎武最后下決心遠走河東曲沃的主要原因。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顧炎武到達曲沃，居住澮河之畔的東韓村，因上馬墜地而病倒，去世前，勉力回復李因篤的聞訊，作絕筆五言詩《酬子德二十四韻》。去世后歸葬故鄉千墩鎮。

顧炎武訪學路線，主要沿著山東半島—華北平原—汾渭平原。“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余卷”（《亭林佚文輯補·書楊彝萬壽祺等為顧寧人征天下書籍啟后》）。這僅是對他往來魯、燕和京師之間的描述，不包括晉、陜、豫等地的訪學歷程。但是就全程而言，顧炎武大致循著我國歷史文化發生發展的中軸線行走。他自述道：“比二十年間，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備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錄。”他又說：“往往懷毫舐墨，躑躅于山林猿鳥之間。”（《亭林文集·金石文字序》）他的行旅設施極為簡單，“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所雇從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亭林文集·與潘次耕》）終年步履不停，探幽尋微，如此艱辛，卻毫無退縮，個中原因，他告訴外甥徐文元：“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后可以考古論今。”（《亭林文集·答人書》）如此遠大的經濟天下的學術抱負，是支撐他為學與遠行的堅強信念。

“北學于中國”的顧炎武，終獲巨大學術成就，在經學研究、文字音韻學、歷史地理學等方面，多有建樹，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音學五書》《金石文字記》《亭林詩文集》等皇皇巨著，開清代乾嘉漢學先河。

（作者：柏峰，系陜西省渭南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