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盛唐氣象，我們常常會想到唐代詩人王灣《江南意》（又名《次北固山下》）中的那句“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此詩在唐代便已聲名鵲起，被視為最能代表時代風格的詩作之一。唐開元年間，宰相張說親自將其題寫于中央政府的行政大廳“政事堂”中，“每示能文，令為楷式”；晚唐鄭谷亦云“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足見其“孤句壓全唐”的影響力。這兩句詩的字面意思似乎很好理解：殘夜未盡，旭日已升；舊年未過，新春已至。在現(xiàn)代的解讀中，學者們普遍將此句中的“春”籠統(tǒng)地釋為“春意”，但這不免讓讀者費解，“江上的春意”本是尋常景色，描寫春日的唐詩更是不可勝數(shù)，王灣此句如何當?shù)闷痖_盛唐氣象之先的贊譽？

其實，在這行膾炙人口的詩句中，藏著一個被今人忽略的時間坐標——臘月立春。在清代，評論家仍能通過“春”與“年”的對應關系，敏銳地意識到此詩中的“春”指的便是二十四節(jié)氣之一的“立春”，如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中稱：“江中日早，客冬立春，本尋常意，一經(jīng)錘煉，便成奇絕。”詩人王灣正是通過對自然時間與政治時間的巧妙裁剪，表現(xiàn)對于盛世將至這一時代氛圍的感知，使得這句詩在盛唐時期便成為經(jīng)典。

在古人的時間系統(tǒng)中，“立春”是一個與農(nóng)歷新年同等重要的日子。早在西漢，司馬遷就在《史記·天官書》中指出歲有“四始”——冬至日、臘日、正月旦和立春，它們分別對應著古人感知時間的四個維度。其中“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也就是說，正月一日是政治時間中的歲首，是新一年政事的開端；而立春則是時令意義上的歲始，是一年四季的開始。

從晉代開始，立春日成了王朝頒行新一年日歷的節(jié)點。《晉書·禮志》曰：“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讀五時令。”這里的“讀”并不是閱讀，而是要在這一天將新制定的年歷呈獻天子，再作為國家政令頒布朝野，通過這種方式將王朝的統(tǒng)治秩序落實到自然四時的變化之中。故而南朝陳代徐陵《雜曲》云“立春歷日自當新”，立春與新年的聯(lián)結，讓人們站在自然節(jié)律與社會運轉周期的交匯點上，更能體會到萬象更新的時空感受。

立春與農(nóng)歷新年像是一對不離左右的孿生子，隋代杜臺卿就在《玉燭寶典》中指出，“立春多在此月（正月）之始”“亦有入往年十二月者”。作為“正月節(jié)”的立春，本應是新年之中的第一個節(jié)氣，但由于“閏月”的存在，大約每隔三年，新一年的立春就會落入去年的臘月。

這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的農(nóng)歷是陰陽合歷，將太陽回歸周期365.24天分為二十四個節(jié)氣，用以反映大地上受太陽影響的物候變化；又以月亮的圓缺周期29.5天為一月，月相的變化就對應著日期的推移。但是月亮的12個圓缺周期合計354天，比太陽回歸年少了11.25天，于是需要通過“置閏”來彌合陰歷和陽歷之間的年差。

將哪個月設置為閏月并非隨意選取，而是通過節(jié)氣在月份中的相對位置來決定。古代的歷法學家將二十四節(jié)氣分為十二個“節(jié)氣”與十二個“中氣”，如果某個月出現(xiàn)只有節(jié)氣而沒有中氣的情況，就將這個月定為閏月，“閏”字原本就是多余之月的意思。但是這樣一來，中氣與月份的對應是得到了保證，節(jié)氣與月份的關系就會發(fā)生改變，具體來說，就是從閏月開始，接下來每個月的節(jié)氣都會跑到上個月的末尾去。所以只要是置閏的年份，這一年的年底就會出現(xiàn)臘月立春的情況。

學界歷來對于王灣《江南意》的寫作時間爭論紛紜，如果我們結合立春與年節(jié)的相對位置，便可對這個問題作出進一步推證。詩人王灣并沒有留下太多的生平資料，新舊《唐書》都沒有為他專門立傳，我們只能通過《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書中的只言片語，得知他在開元元年（713）進士及第（一說為先天元年），在開元五年（718）以滎陽（今河南省滎陽市）主簿的身份來到洛陽參加編校群書的工作。唐代士子參加科舉中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但一般還要經(jīng)過幾年“守選”才能授官，王灣漫游江南應該就是在中舉后、授官前的這段時間，也就是開元元年到開元五年之間。我們根據(jù)唐高宗麟德二年（665）至玄宗開元十六載（728）行用的麟德甲子元歷，結合今人黃一農(nóng)制作的唐《麟德歷》表，可以發(fā)現(xiàn)開元二年（714）閏二月、開元四年（716）閏十二月，這兩個年份都出現(xiàn)了臘月立春的情況。

這兩個年份中，《江南意》寫于開元二年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此年在唐代的政治時間中是極其特殊的一年，玄宗的“開元之治”事實上就是以此年為開端。先天元年（712）登極之初，玄宗一度受到太上皇睿宗和太平公主的壓制，甚至差一點成為“廢帝”。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玄宗才通過政變取得了王朝的實際掌控權，于當年十二月改年號為“開元”，但在歲暮的一個月中，他還來不及向天下彰示這次改元的革新意義。

開元二年才是“玄宗時代”真正的起始之年。這一年中，玄宗有意通過種種象征性舉措來凸顯這個政治新紀元的獨特意義。他命人拆去了武后鑄造的“天樞”和韋后建造的“石臺”，還在長安城中建起了兩座新的地標性建筑——“勤政務本樓”與“花萼相輝樓”，向天下昭示“開元”的革新意味。一整年中，朝野上下都被這種“辭舊迎新”的氛圍感染，許多臣子也試圖抓住這次改元的東風，進獻“祥瑞之兆”。比如這一年二月初一“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進獻《豫州鼎銘》，這篇據(jù)傳為武后所制的銘文中竟然寫著“上玄降鑒，方建隆基”。這些征兆都被視為玄宗李隆基受命于天的“符應”，宰相姚崇也立刻進表稱賀，并在玄宗的默許下“書之史冊”“頒告中外”。

對于這種時代氛圍，新登科的進士王灣不會沒有感知。我們可以回看題為《江南意》的詩篇內容，首聯(lián)“南國多新意，東行伺早天”的意思是，在王灣的家鄉(xiāng)洛陽，立春時節(jié)的景象尚且是“枯樹無枝可寄花”，而在南國的江上，“東風解凍”“鴻雁來”這些本應屬于季春之月的物候，卻在除夕之前便已撞入詩人眼簾。臘月立春喚醒了王灣在時間秩序上的敏感，他眼前的江上之“春”本是切實可感的物候信息，而即將到來的“新年”則是政治性的時間概念，王灣或許正是在開元二年感受到了自然之春與政治之春的到來，所以選擇以一種頗具頌圣色彩的筆調收束全篇——

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

此處的“氣象”，既是自然氣象，也指政治氣象。《江南意》最早收錄在天寶末年成書的詩歌選集《河岳英靈集》中，這部集子的選詩上限“起甲寅（714）”，剛好就是開元二年，而且王灣這趟旅行途徑的“北固山”，就在此書編者殷璠的家鄉(xiāng)潤州境內，可以推斷殷璠所錄《江南意》就是王灣寫下的初稿。當時的王灣不僅對自己北歸之后的授官前途充滿信心，而且堅信盛世氣象已經(jīng)降臨在這個新的紀元，于是他將這份青春的熱情代入到對時代的謳歌之中，將“立春”與“新年”這兩種時間系統(tǒng)的更迭、“江春”所透露出的南北季候之異，巧妙地剪裁進詩句，從而在尋常春意中錘煉出盛唐氣象。

在開元盛世，這份樂觀與積極的心態(tài)并不獨屬王灣一人，它更是一種持續(xù)了數(shù)十年之久的時代氛圍。開元十一年（723）的春天，57歲的張說以中書令的身份獲掌中央行政機構“政事堂”，手題王灣詩句于政事堂，應當就是在此次拜相之后。上任之初，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開啟了唐代三省制度的新局面。張說對“政事堂”這個政務中心的改革舉措也提示我們，他題寫“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作為一時“楷式”，應當同樣具有開啟政務新紀元的特殊意味。

張說是一位十分擅長運用文學藝術來彰顯政治主張的宰相，張九齡為他撰寫的墓志銘中就有過這樣的“蓋棺定論”：“始公之從事，實以懿文。”張說以新任宰相的身份選出王灣這首創(chuàng)作于特殊時間節(jié)點、表現(xiàn)了特殊時空信息的詩歌，既是對于中書門下這一團隊在風氣上的提振，也是在向玄宗表達自己投身于盛世建設的決心。

圍繞“臘月立春”這一特殊的時間節(jié)點，王灣筆下的“江春入舊年”奏響了盛唐氣象的先聲，而隨后張說又將這種氣象融入實際的行政改革，從而推動了開元極盛之世的到來。

2024年的立春與王灣當年所處的時節(jié)十分相似，本應屬于甲辰龍年的立春，落在了癸卯年底的臘月廿五日，新一年的春日在除夕之前便早早到來。處在這個新春與舊年交替的日子，我們更能夠代入到王灣寫下“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時的心境之中，在歲時的輪轉中感受這份宏闊的盛唐胸襟與積極向前的青春之氣。

（作者：邢樂萌，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