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運與國運相牽，文脈與國脈相連。

從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藏書或圖書管理情況，可以窺見一個國家或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發展情況。有盈余的社會財富才能給圖書管理提供發展必需的經濟來源。同時作為經濟發展的媒介，圖書管理和書籍又能為經濟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只有在政治安定、社會穩定的條件下圖書管理和藏書事業才能得到繁榮發展，而在沖突與戰亂的年代，圖書館（藏書樓）及其藏書也會遭受各種各樣的毀滅和災難。正是基于這個認識，人們才說“文脈即國脈”。

而文脈的重要載體之一，就是那些代代相傳的圖書典籍。從這里，我們才知道自己來自何處、根在何方。漢代《淮南子》有言，“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刊載記錄于那些古老的典籍之上，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凝結著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獨特價值體系、文化內涵和精神品質，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所以，面對國家版本館那些歷經滄桑保存下來的中國古代的珍貴典籍，習近平總書記才會飽含深情地說：“我們的文化在這里啊！”

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中華民族之所以一次又一次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總是有人守護著我們的根和魂，一代又一代的藏書家和圖書管理人員嘔心瀝血整理和保護著我們的古籍，使得自先秦以來我們的歷史記錄從未中斷，使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綿延不絕。

“為殷先人，有冊有典”。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推知早在殷商時期就有了記錄歷史的文獻典籍和對這些典籍的管理活動。這里的“典”，作為名詞，是文獻史料和重要經典的意思；如果作為動詞，則有主持、主管、管理圖書典籍的意思。曾經當過圖書管理員的陸游就有一首詩說自己“曾典蓬山四庫書”。明代管理圖書的官員則被稱作“典籍”。中國古代的藏書和圖書管理活動源遠流長，并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官府藏書、書院藏書、私家藏書和寺觀藏書四大藏書體系。

官府藏書是我國古代發育最早的藏書體系，歷史非常悠久，而且因為有政府權力與國庫資財的強力支持而藏書豐厚。目前有考古證據證實的中國最早的藏書處所是殷商時期的“龜室”。周朝王室的藏書處所很多，有龜室、圖室、盟府、上庠、太史府、守藏室等。作為“守藏室史”的老子，則是我們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圖書管理員。

當時各諸侯國也有管理圖書典籍的專門機構，并有專人負責，可稱之為地方政府藏書。秦統一中國過程中，也建立起宮廷及官府藏書機構，主要有明堂、禁室、石室金匱等。秦朝官府藏書來源于秦多年收集和繳獲的原六國官府秘藏。為什么說是“秘藏”呢？因為當時的書籍產出不易，其數量和現在相比只能用“珍稀”來形容，非常珍貴。所以皇帝對藏書高度重視，將圖書典籍檔案資料等交給專人管理，存放于一般人不能接近的地方，所以官府藏書也常常被稱為“秘藏”或“秘書”，官府藏書的地方也被叫做“秘府”。

西漢的時候，丞相蕭何主持建設了石渠閣、天祿閣、麒麟閣三大藏書樓，班固《西都賦》有記：“天祿石渠，典籍之府”。《三輔黃圖·閣》則記載：“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漢武帝劉徹為充實官府藏書，下詔“廣開獻書之路”，開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皇家征書活動。面向全國轟轟烈烈的征書活動，使得大量散落于民間的圖書典籍和歷史著作都匯集到大漢王朝的皇家圖書館，匯集到負責管理圖書典籍的太史令司馬遷面前。《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載：“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這為《史記》的誕生創造了充分的物質條件。

東漢建有東觀、蘭臺等政府藏書機構，并設立蘭臺令史掌管藏書事務。而《漢書》的作者班固正是蘭臺令史。皇家圖書館豐富的藏書和檔案資料，使得他可以“坐觀風俗，不出蘭臺”。如果沒有皇家圖書資源的加持，就沒有班固的史學巨著《漢書》。

曹魏時期，“秘書省”（或“秘書監”）成為中央設置的政府藏書管理機構，其長官為“秘書監”（或“秘書令”），相當于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文獻通考》記載，其職責是“掌圖籍秘書，古今文字，考合異同”。此后，歷代封建王朝大都設有名為“秘書”的官職，如“秘書監”“秘書郎”“秘書丞”等，其職能主要都是掌管圖書典籍，一直延續了1000多年，到明朝才被廢置。

明朝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結果導致秘書監也被廢除了。清承明制，也沒有秘書監。不過由于科技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圖書典籍數量比以前多多了，當然，書籍的身價也降了下來，秘書監的職能轉到了翰林院。藏書之處為文淵閣、皇史宬等地。清朝乾隆皇帝很愛藏書，還為自己的藏書樓取名叫“天祿琳瑯”，和漢代的天祿閣遙相呼應。乾隆最得意的文化政績就是修成了《四庫全書》，為了庋藏這部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叢書，乾隆不惜巨資修建了“南北七閣”7座藏書閣，分布于大江南北。其中北四閣是：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皇宮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南三閣是：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這就是傳說中的“四庫七閣”。

對官府藏書形成有益補充的是私家藏書、書院藏書和寺觀藏書。

中國目前有文獻記載的最早的私人藏書家始于周朝。春秋戰國時期，在新興的“士”階層中，私人藏書已經較為普遍，出現了孔子、墨子、蘇秦、惠施等許多著名的藏書家。《莊子》里就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意思是惠施學問廣博，他的書有五車之多，這在當時是不得了的數量，“學富五車”的成語就是從這里來的。當然，先秦時期最著名的私人藏書家非孔子莫屬。他派出弟子周游列國，四處搜集各國史料文獻，“得百二十國寶書”，并藏有詩三千、書三千。正是在此基礎上，孔子才整理出了《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儒家經典。

對書籍的熱愛在孔家代代傳承，秦始皇“焚書令”下達之后，孔子的后人冒著生命危險將家里的藏書藏在墻壁里，使許多寶貴的典籍躲過一劫，這就是“魯壁藏書”的故事。盡管秦始皇對私人藏書進行了嚴酷的管理，但還是有許多愛書的人像孔子后人一樣，想方設法把中華文化的種子秘藏起來，保存下來。到漢朝廢除秦《挾書律》，特別是漢武帝下詔“廣開獻書之路”后，中華大地一時“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中華典籍就這樣像離離原上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以后歷朝歷代都涌現出眾多私人藏書家，如漢代的淮南王劉安、河間獻王劉德、漢宗室劉向劉歆父子、史學家班彪班固父子，隋唐五代時期的牛弘、李泌、白居易、上官婉兒、耶律倍，宋遼金元時期的歐陽修、司馬光、陸游、元好問，明清時期的宋濂、錢謙益、王世貞、徐乾學、曾國藩、梁啟超等等數不勝數。特別是明代私人藏書家范欽所建天一閣，更是作為保存至今的中國古代私家藏書樓的代表而聞名世界。

從唐代開始，書院藏書也成為我國古代藏書中的一種重要類型。為方便師生研習講誦，規模較大的書院大多建有藏書樓閣，收藏經史百家之書。書院藏書屬書院所有，對書院內的師生開放，因為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開放性，不同于私家藏書樓的私藏和官府藏書樓的官藏，所以有學者把書院藏書歸入公藏。一些著名的書院如白鹿洞、岳麓、應天、嵩陽等書院的藏書非常豐富，很多還是來源于皇帝的御賜。另外，隨著印刷術的發展和普及，許多書院還從事圖書刻印活動，為保存典籍、傳承文化、傳播知識作出了很大貢獻。

中國古代的寺觀藏書是指寺廟、道觀等宗教活動場所的藏書。寺觀藏書自漢代白馬寺收藏《四十二章經》始，盛于梁，極于唐，宋元明清各時期平穩發展。寺觀的藏書并不是僅限于宗教用書，經史子集等常用的典籍在寺觀中也有收藏。例如敦煌藏經洞存世的敦煌遺書，內容就十分豐富，既有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文書，也有經史子集等儒家經典，還有史地資料、文學作品、通俗讀物、社會經濟文書等。一般來說，寺觀藏書分散于各地的寺院、道觀，遠離塵世和政治中心，較少受朝代更替、戰火動亂的破壞，在保存文化典籍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所以寺觀藏書在傳承和保護中華文脈方面也發揮了不可或缺的積極作用。

“泱泱中華，歷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看看中國古代的藏書史，看看那些浩如煙海的歷代典籍，您就知道：此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