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漆藝發展歷史悠久，在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約8000年前的“朱漆碗”，證明了中國人和漆的不解之緣。在接下來的歷史發展里，因其兼具實用與裝飾的功能，“漆”也逐漸從一類材料衍化成為一項工藝、一種文化，被人們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作為中國唯一傳世的漆藝專書典籍，《髹飾錄》更是一部傳統漆藝工藝實踐和思想文化的薈萃之作，對于中國傳統漆藝知識的研究而言，其意義無疑是重若丘山的。

然而，由于《髹飾錄》曾在中國經歷過一段流行、流傳異國、再復歸故土的經歷，有關《髹飾錄》的學術研究在中國重登舞臺時已是近代，此前有關《髹飾錄》手抄本的流傳和研究主要在日本開展。1927年前后，朱啟鈐為進行其“營造學”的相關研究，輾轉經由日本人大村西崖獲“蒹葭堂本”《髹飾錄》抄本的復本后，加以校訂，以“丁卯本”在中國傳播，此本也是后來雷圭元進行漆工藝對比研究等的文本。20世紀50年代前后，王世襄對“丁卯本”開展修訂解說，纂成《〈髹飾錄〉解說》，在國內外均產生了重要影響。直到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擁有多年漆器實踐和調研經驗的長北（張燕）又陸續出版了多部有關《髹飾錄》的專門著作。此外還有諸多關于《髹飾錄》的大小研究，儼然已成為學界重要的研究專題。

當然，盡管有關研究成果累累，鑒于《髹飾錄》內涵之博大精深，以及其文字內容本身的獨特性，當中仍會有些問題需要從新的視角開展進一步討論。因此，何振紀教授匯集了其有關漆藝和對《髹飾錄》十余載的研究和思考，撰成《漆法乾坤：〈髹飾錄〉八講》一書（以下簡稱《八講》），對《髹飾錄》的源流、技法以及思想內容、傳播和影響加以新詮，使有關研究進一步深化和普及，其意義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

正如書名所示，“乾”“坤”兩字出自《髹飾錄》原書的兩集，其中《乾集》講解了傳統漆藝的制造方法、原料、工具和漆工之禁忌，《坤集》則介紹了漆器之分類及各品種之形態，可見《八講》討論的內容涵蓋了《髹飾錄》的方方面面。何振紀又在章名的設置上，效仿了古文獻的行文體例，每一講之下的分節均以四言概括，言簡意賅，對仗和諧，又顯文筆意趣，甚是吸睛。

全書主體部分由八講組成，分別對明代《髹飾錄》何以形成、傳播，又何以記錄、指導漆藝的實踐生產與鑒賞品評等若干問題展開討論，以作為談論晚明時期工藝美術和中國傳統漆藝知識的源流發展，乃至構建今天“髹飾學”多維知識框架的“原點”。全書旁征博引，循序漸進，圖文并茂，所用圖文材料均為何振紀近年來廣搜博采、實地考察而得的第一手資料，圖像資料包括但不限于《髹飾錄》各版本書影、中國和其他東亞重要產漆和制漆地實況、漆工藝品、制漆工具和場所、制漆實驗樣等等，每份資料下方均標注貯藏機構、拍攝時間、地名等信息，匯編和考證工作巨細無遺，對資料和觀點的梳理提綱挈領，心得和結論鑿鑿有據。

《八講》以“何謂髹飾”為引，從文字學的角度解讀“漆”和“髹飾”，介紹了漆液的割采、曬制等工序和世界上的漆樹品種，隨后通過枚列出其各抄本版本，梳理文史，沿波討源且簡明扼要地呈現出《髹飾錄》自晚明以來在中日之間的流傳命運。

在剖析《髹飾錄》內容的主體研究中，不同于一般的“今人論古”，何振紀跨越歷史，將研究放在“古人看古”的視角，頗具創新性地以“明人眼中的古代漆藝史”為切入點，結合明代以前的古籍經典和現代出土的漆器文物資料，透過《髹飾錄》之序言和引文，首先勾勒出《髹飾錄》的成書背景，折射出明代人眼中的古代漆藝史面貌。對于作者黃成、楊明二人的身份，何振紀更是旁征側引，提出了獨到的己見。書中，何振紀結合其多年來有關漆工藝的實踐和考察經驗，由術語到概念，自門類至系統，對《髹飾錄》中本來頗為玄奧的文辭逐一進行詮釋，包括髹飾過程中的表層工藝和里層思想——他既考辨了原書中受“天”“地”“人”“陰”“陽”等觀念影響而命名的器物、紋飾、工序、技法、質色等種種表達，又揭示了涵融在其中的“天人合一”之造物思想和“道法自然”之審美意趣。在這些篇章中，何振紀以漆藝技術為主干，對《髹飾錄》所體現的物質文化分支進行了系統架構，并附精美圖像佐以說明，加深了讀者對中國傳統髹飾工藝的理解。

全書第七講以《髹飾錄》結尾的“尚古”篇單獨作為研究對象。在充分釋讀的基礎上，又以《髹飾錄》的構成和寫作特色為線索，以探討“成書目的為何？”“作者主張哪般？”“《髹飾錄》在明代何以為用？”等問題為導向，何振紀一方面參考并總結了此前王世襄、柯律格、田川真千子等學者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認為《髹飾錄》之用或非簡單的二元論，而是為彰顯尚古、指導鑒賞、記錄工藝等多元功能的結合。如何看待《髹飾錄》的價值和意義，更是值得讀者讀完此《八講》后進一步深思。

《髹飾錄》因其融涵的工藝內容、思想及其流傳經歷的獨特性，不僅其本身是唯一現存的能體現中國古代漆藝專著發展高度的憑據，而且由于相關研究需要以漆藝為中心發散至諸多不同的知識門類，進而搭建出更多元、立體的漆藝研究架構，因此，何振紀在回顧中國近現代學界有關《髹飾錄》的研究學術史的同時，繼往之前學，進一步提出“漆藝髹飾學”的理論雛形，展望未來中國特色漆藝研究的架構和發揚。

縱觀全書，作者的研究不是單一地落腳在《髹飾錄》本身的內在學問，而是以之為原點發散，聯通物質和觀念，將其置于工藝文化的系統之中加以認知，如同“乾”“坤”本只二卦，卻又能與萬物聯系至浩浩無窮。這種研學精神同樣展現在作者其他有關工藝美術史與設計史、民族藝術與文化遺產的研究當中，思考角度和論述方式值得借鑒。

此外，如何利用材料做好研究，又如何將研究以今人看得明、聽得懂的形式呈現，是讓學科知識真正發揮大眾美育功能的關鍵，亦是使《髹飾錄》乃至中國漆藝在現代生活之中得到活態傳承的核心。隨著《八講》的面世，相信人們對于中國漆藝理論研究的認識，將進一步得以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