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一些人，我們雖然對他們的名字十分熟悉，但對他們的生平卻知之甚少。這些人就是因為文學名篇而名垂后世的人。比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任安，李白《贈汪倫》中的汪倫。說到宋代，就不得不提到范仲淹《岳陽樓記》中的滕子京了。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除了文名之外，他的愛國精神和愛民情懷也流傳后世。在生活中，他還是一個非常喜歡交友的人，他的朋友多為謙謙君子，比如名臣晏殊、富弼等，比如文豪歐陽修、梅堯臣等，他們不但學識淵博，而且品格高尚。

要說范仲淹交往時間最長，堪稱一生知己者，則非滕子京莫屬。滕子京，名宗諒，字子京，河南洛陽人。范仲淹與滕子京先有同年之誼，同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蔡齊榜進士。后是同事，宋仁宗天圣年間，二人同在泰州任職，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興化縣令，滕子京為泰州軍事判官。并且，范仲淹在泰州主持修筑捍海堤時，滕子京主動加入，襄贊其事。后來，人們把這條新建的長達一百五十里、擋住了洪水、保護了百姓生產生活的泰州捍海堤命名為“范公堤”，其中實有滕子京的功勞。仁宗康定年間，范仲淹以安撫招討副使身份經略陜西，御敵西夏，滕子京任涇州知州，為其部下。在同僚的二十余年間，二人互相幫助，互相支持，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范仲淹對滕子京的品性和能力了然于胸，多次向朝廷推薦，使滕子京得到朝廷的提拔重用。

范仲淹之所以能寫下《岳陽樓記》這一千古名篇，也是因為他與滕子京的君子之交。慶歷三年（1043年），西夏主動議和，西北邊事稍寧。當時迫于“積貧積弱”困局的宋仁宗迅速召回范仲淹，讓他以參知政事（副宰相）主持改革，史稱“慶歷新政”。后來范仲淹遭到排擠，先貶邠州，后轉鄧州（今河南鄧州市）。

慶歷四年（1044年），滕子京也因遭誣陷，被貶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好在“謫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并未沉淪，而是勵精圖治，發奮圖強。兩年后，岳州“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于是“重修岳陽樓”。

慶歷六年（1046年）秋，岳陽樓煥然一新，為把好事辦好，滕子京想到了范仲淹，希望他為剛剛重修落成的岳陽樓寫一篇記，遂寫了一封求援信，隨札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圖》，命人快馬加鞭送至鄧州。

是年九月十五日晚，因改革失敗成為“逐臣”而一直郁結于心的范仲淹，在鄧州衙署仔細讀過滕子京的來信，端詳著《洞庭晚秋圖》，然后出門，踱步于自己新建的花洲書院，望月光如水，思前因后果，突然間，他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清醒和澄明，他似乎找到了一片與此時心境完全契合的風景，無形中獲得了一個釋放陰霾的契機和出口，所有的焦慮、痛苦瞬間消失殆盡。最重要的是，他擁有了一個任由他揮灑的樓、任由他遨游的湖，這個樓和湖與《洞庭晚秋圖》并無多大關系，這是他心中的樓、心中的湖，是他能夠抒發自我、表達理想、棒喝宵小的樓和湖。于是，筆墨飛動，一篇后來讓樓和湖雙雙揚名的《岳陽樓記》援筆立成。他把人生道路上的荊棘和坎坷寫作“陰風怒號，濁浪排空”“薄暮冥冥，虎嘯猿啼”。他把志士蒙冤，忠臣見棄寫作“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歷經人生大風大浪的范仲淹將邦國興衰、黎民冷暖時刻縈懷。無論人生道路上的風雨多么急驟，他總能堅如磐石，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心曠神怡，寵辱皆忘”，并且“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而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轟鳴之聲，更是范仲淹心中那八百里洞庭激蕩出來超越時代的強音。

深深的友誼加上愛國的忠貞成就了《岳陽樓記》。可以說，《岳陽樓記》既是范仲淹心憂天下的外在表達，也是他與滕子京君子之交的意外收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