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90年正月，蘇東坡的弟弟蘇轍在北京度過了新春佳節。那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也是他一生當中最后一次到北京。蘇轍到北京有何公干？他第一次到北京是什么時候？他在北京過的春節跟現代春節有什么不一樣呢？讓我們跟隨蘇轍的腳步，來一次長路漫漫的“出國過年”之旅。

公派

太后讓蘇轍去遼國

先把歷史的指針撥到宋哲宗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那時候，宋哲宗還是個少年皇帝，不掌實權，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簾聽政，一切軍國重事和大臣任命都掌握在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性格保守，又喜愛文學，所以重用身為保守派的文學臣子蘇轍，以及蘇轍的哥哥蘇東坡。在高太后的提拔下，蘇東坡和蘇轍都成為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代替皇帝起草詔書，地位僅次于副宰相，在宋朝屬于非常重要的職位。

1089年農歷七月，蘇東坡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成了地方官；而蘇轍以翰林學士的身份升任吏部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書，成為部院大臣。這年農歷八月，高太后又任命蘇轍為“生辰使”，讓他代表大宋出使遼國，去給遼道宗耶律洪基慶祝生日。

我們知道，自從宋真宗跟遼國簽訂“澶淵之盟”以后，宋、遼就成了和平交往的兄弟之國，往來不絕的出使隊伍代替了早先的大規模戰爭。每當遼國皇帝或者皇太后過生日，北宋就會派出“生辰使”；每當遼國皇帝或者皇太后去世，北宋就會派出“吊哀使”；每當春節將至，北宋就會派出“正旦使”……同樣的，遼國也在向北宋派遣生辰使、吊哀使、正旦使等等使臣。兩國交好百余年內，互派使臣三四百次，每次派出的使團隊伍少則幾十人，多則百余人。

在這些頻繁往來的使團里，有我們熟悉的一些歷史名人。例如李清照的姥爺王珪（部分學者誤將另一位大臣王拱辰當成李清照的姥爺或太姥爺，該觀點已被《王珪神道碑》證偽）在1051年以正旦使身份去遼國拜年，大名鼎鼎的歐陽修在1055年以“賀登寶位使”身份去遼國祝賀遼道宗登基，沈括的侄子沈遘在1059年以正旦使身份去遼國拜年，沈括本人在1075年以“國信使”身份去遼國談判地界，陸游的爺爺陸佃在1100年以“告哀使”身份去遼國通報宋哲宗駕崩。甚至包括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同樣出使過遼國。

好處

出國就能合法收禮

包拯、沈括、歐陽修等人出使遼國，都屬于公派出國，這樣的公派出國是有很多好處的：一是能免費飽覽異域風景；二是回國以后被提拔重用的概率極高；三是可以接受異國君臣饋贈，返程時能帶回一大車禮物。您如果不信，可以翻翻流傳至今的那些北宋官員出使遼國行程文獻，包括路振的《乘軺錄》、陳襄的《使遼語錄》、沈括的《熙寧使虜圖抄》，里面都有接受遼國君臣饋贈的記錄。

以陳襄《使遼語錄》為例。公元1067年宋神宗登基，陳襄被任命為“告登位使”，奉旨去遼國通報新君即位。他一進遼國境內，就開始收禮：“接伴使、副，送臣等水晶棋子各一副。”遼國官員迎接陳襄入境，饋贈一套水晶圍棋。“遂辭其母及其君，逐帳置酒如初，授臣等信書，賜衣各三對，及弓馬、衣幣。”遼國皇帝賜宴，又賜給陳襄三套衣服，還有弓箭、馬匹、錢幣。“送伴使、副，送臣等鹿脯各十五條。”遼國官員送陳襄離境，饋贈十五條鹿肉。“燕京析津府……留府送臣等生餼，折絹、綾、羅等。”返程時經過燕京析津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當地官員照例要送一批絲綢作為禮物，但都折成錢幣，直接送錢給陳襄。

這位陳襄跟蘇轍是同僚，兩人還有拐彎抹角的親朋關系——陳襄的愛徒孫覺，是大書法家黃庭堅的岳父，而黃庭堅又是蘇轍的哥哥蘇東坡的愛徒。陳襄出國收禮算不算不正之風？在當時是絕對不算的，甚至是朝廷默許的，因為遼國使臣到了北宋以后，北宋君臣也會多次饋贈禮物和錢財，而且回國不用交公，全歸使臣所有。

既然其他使臣可以光明正大地收禮，那么蘇轍也可以，然而奇怪的是，蘇轍卻不愿出國，接到朝廷任命時居然推辭。蘇轍寫給宋哲宗和高太后的奏章里說：“臣不敢惜此衰病之軀，然愚陋恐致辱國，乞陛下別賜施行。”（《乞免使契丹札子》）微臣不敢愛惜這副體衰多病的軀體，然而我愚昧丑陋，到了遼國恐怕有辱我大宋形象，請求陛下改派別的差使。

不僅僅是蘇轍推辭，蘇東坡接到類似的任命時也推辭過。早在公元1086年，高太后就試圖派蘇東坡出使遼國，蘇東坡一萬個不想去，并且在給朋友王鞏的信中訴苦：“使事始欲辭免，又苦無說，然衰病極畏此。”（《與王定國三十五首之三十一》）到遼國出差這事兒，我一開始就想辭掉，又苦于沒有正當理由，然而我體衰多病，對這個差使極其畏懼。

蘇東坡后來有沒有去遼國？沒有，他成功推辭掉了高太后的任命。蘇轍有沒有去遼國？去了，因為他沒能推辭掉。就在蘇轍動身之后不久，高太后又派范仲淹的兒子范純禮做正旦使，去給遼國皇帝拜年，范純禮拼命推辭，高太后只得改派另一個官員。

風險

使臣前面走，棺材后面跟

所以問題來了，既然出使遼國有很多好處，蘇轍、蘇軾和范純禮等人為什么不愿去呢？關鍵原因只有一條：路太難走。

宋朝官員出使遼國，總是從首都開封出發，經過相州（今河南安陽）、雄州（今河北保定），過了白溝驛（今河北保定高碑店白溝鎮），就進入遼國境內，然后北上進入燕京（今北京），也就是遼國的“南京”。如果遼國皇帝恰好在燕京駐扎，那么宋朝使臣就可以覲見遼帝，結束行程。然而遼國皇帝往往會駐扎在“中京”或者“上京”，所以宋朝使臣還得繼續北上，去中京（在今內蒙古新城縣）或者更遠的上京（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覲見。有時候，遼國皇帝既不在燕京，也不在中京和上京，而是在木葉山行宮（在今內蒙古奈曼旗），宋朝使臣便得穿越草原和沙漠，前往木葉山覲見。

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從開封到燕京那段旅程是比較容易走的，從燕京去中京則不好走，去上京和木葉山更加艱難。艱難到什么地步呢？使團里可能會有人因為水土不服或過于寒冷而死在路上。

沈括在《夢溪筆談》里舉過一個例子：“天圣中，侍御史知雜事章頻使遼，死于虜中。虜中無棺櫬，輿至范陽方就殮。”（《夢溪筆談》卷25）宋仁宗天圣年間（1023年-1032年），大臣章頻出使遼國，死在遼國境內，遼國竟然沒有棺材，人們把章頻的尸體抬到河北范陽才得以入殮。然后沈括又說：“自后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為例。”（同上）從此以后，遼國專門打造幾口棺材，用白銀裝飾，每當大宋使臣入境，遼國官員便派人抬著棺材隨行。咱們現代人不妨設身處地替那些大宋使臣想象一下，去遼國出個差，后面還得跟著棺材，這不僅是一道奇葩的風景，而且會造成心理陰影。所以，蘇轍不愿去遼國是可以理解的。

如前所述，蘇轍沒能推辭掉任命，盡管不愿，還是得去。他出發之前，已經到任杭州的蘇東坡寫詩寄信，隔空送行：

云海相望寄此身，哪因遠適更沾巾？

不辭驛騎凌風雪，要使天驕識鳳麟。

——《送子由使契丹》

不辭驛騎凌風雪，說明蘇東坡知道這趟遠路不好走。蘇轍收到哥哥這首詩，也寫詩抒懷：

蘭生庭下香時起，玉在人前坐亦涼。

千里使胡需百日，暫將中子治書囊。

——《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

按蘇轍估算，去遼國得在路上花幾個月時間，所以吩咐二兒子蘇適幫忙收拾行李。蘇轍在1089年農歷八月接到任命，這年十月才正式動身，大約在年底抵達木葉山，見到遼道宗，次年正月返程，在二月回到京城開封。去時兩個月左右，返程兩個月左右，一來一回用了小半年。在這小半年里，他創作了一批關于見聞與心情的詩，結集為《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一首《病足》寫道：

中途冰塞川，滉漾無津涯。

仆夫執轡前，我亦忘止之。

馬眩足不禁，拉然臥中坻。

異域非所息，據鞍幾不支。

根據題目和詩意，可以得知有段路程冰天雪地，馬和馬夫都不敢走，蘇轍的腳又犯了病，也可能是受了傷。假如他重病不愈，或者滑下山崖，那么就得用上身后的棺材了。

歡樂

蘇轍在北京被追星

好在使團里不止蘇轍一個官員，還有別人陪著蘇轍受罪。因為按照北宋慣例，每批使團里往往有兩個正使、兩個副使，再加幾十個或上百個隨從。根據品級高低，那些隨從分別充當上節、中節、下節。蘇轍也有詩云：“笑語相從正四人，不須嗟嘆久離群。”（《古北口道中呈同事》）說明包括蘇轍在內，這批使團里共有四個官員。

另外三個官員分別是誰呢？查《續資治通鑒長編》第四百三十一卷，1089年八月，高太后頒布旨意：“刑部侍郎趙君錫、翰林學士蘇轍，為賀遼國生辰使；閤門通事舍人高遵固、朱伯材副之。”跟蘇轍一塊兒去遼國的那三個官員分別是趙君錫、高遵固、朱伯材，其中趙君錫和蘇轍做正使，高遵固和朱伯材做副使。

今天看起來，趙君錫、高遵固、朱伯材都默默無聞，其實趙君錫做過御史中丞，地地道道的朝廷大員，而高遵固和朱伯材是地地道道的皇親國戚——高遵固是高太后的親叔叔，朱伯材則是宋哲宗的親舅舅。尤其是朱伯材，雖為武官，卻有文才，這趟出使遼國，他也寫詩紀念，否則今人很難知道蘇轍曾經在北京過年。后文還會著重介紹朱伯材的詩，您先別急。

四個官員，一群隨從，浩浩蕩蕩去遼國，雖然長路難走，但是并不寂寞。這幫人進入遼國，誰最受遼國官員歡迎呢？還得是蘇轍，甚至還包括從來沒去過遼國的蘇東坡。

在蘇轍文集《欒城集》第四十二卷，收錄蘇轍回奏給高太后和宋哲宗的一份報告：“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接引殿侍元辛，傳語臣轍云：‘令兄內翰《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遼國燕京即今日北京，副留守就是燕京的行政二把手，內翰是對翰林學士的尊稱。原文大意說，蘇轍等人第一次經過北京時，北京副留守邢希古負責迎接和歡送。邢希古派下屬給蘇轍遞話：“您的哥哥蘇東坡出了一部《眉山集》，在北京特暢銷，您干嗎不出一部集子，也流傳到北京來呢？”

在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當中，有一首寫給蘇東坡的《神水館寄子瞻兄》：

誰將家集過幽都，逢見胡人問大蘇。

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談笑動江湖。

翻成大白話就是說，也不知道是哪個書商，把我哥的文集賣到了北京，如今遼國人對我哥很崇拜，向我詢問我哥的消息。哥啊哥，您以后可要注意，千萬別因為文章鬧出亂子，再把烏臺詩案搞到遼國這里來。

無論是蘇轍寫給朝廷的那份報告，還是他寫給哥哥的這首詩，說的都是一件事：他們哥倆名氣很大，連當時在遼國治下的北京都有他們的粉絲。

《神水館寄子瞻兄》寫于1089年農歷十一月二十六，寫這首詩時，蘇轍已經離開北京，取道東北，往遼道宗的行宮木葉山進發，并且到了“神水館”。神水館在哪兒？在今內蒙古赤峰市寧城縣。從北京到寧城有六七百里，蘇轍等人平均每幾十里就要在沿途驛館休息一夜，至少得走十天左右。既然蘇轍是在十一月二十六抵達神水館，所以他應該是十一月上旬離開的北京，所以他第一次經過北京的日期可能是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

返程

蘇轍在北京過春節

1089年臘月，蘇轍一行抵達終點木葉山，也就是今天內蒙古通遼市奈曼旗境內，老哈河與西拉木倫河交匯處。當時遼道宗正在木葉山行宮，專門等著接待大宋使臣。

木葉山名叫山，實際上只是一個小沙丘，沒有城池，人煙稀少，交通不便更不必說，遼道宗為何選在這里接待使臣呢？有一個特別雞賊的原因——故意讓宋朝人跑更遠的路來覲見，以此顯示遼國疆域遼闊，讓宋人對遼國的實力抱有敬畏之心。蘇轍有一句詩也提到這一點：“禮成即日卷廬帳。”（《虜賬》）等接待完蘇轍這撥生辰使，以及蘇轍之后的那撥正旦使，遼道宗會立刻率眾離開。

覲見完遼道宗，蘇轍等人返程南下，出內蒙古，入河北，再次經過北京。這回到北京的時間應該是1089年臘月底或1090年正月初，總之就在春節期間。為什么敢確定是在這個時間點？兩個理由。第一，查考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提到的時間和地點，他1090年立春那天在北京給老婆史氏發了一封信，1090年正月初十以前已離開北京，騎馬南歸；第二，與蘇轍同行的副使之一朱伯材有一首《北使道中逢歲旦》傳世，詩中說“幽州城下歷新節”，說明他們返程途中過了年（宋朝人將農歷春節稱為“歲旦”或“正旦”），而這個年是在幽州也就是北京（北宋人喜歡沿用五代十國舊稱，稱北京為幽州）過的。

朱伯材那首詩是這么寫的：“奉使北游已三月，幽州城下歷新節。契丹爆鹽驅太歲，漢兒煎餅補天裂。”前兩句很好懂，從1089年十月動身，到1090年春節，已經過完十月、十一月、臘月，所以“奉使北游已三月”；返程經過北京時恰逢新年，所以“幽州城下歷新節”。后兩句描寫當時北京春節習俗，說契丹人通過爆鹽來驅邪，漢人通過煎餅來補天。

為了準確理解朱伯材的詩，我們有必要翻開《遼史》第五十三卷，讀一讀遼國人怎么過年。該卷原文說：“正旦，……帳內爆鹽爐中，燒地拍鼠，謂之驚鬼。”大年初一當天，在帳篷里生起爐子，把大鹽粒子扔在爐火上，噼噼啪啪作響，再點燃一種名為“地拍鼠”的煙火，以此驅趕邪祟。原文還說：“俗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民間流行在院子里攤煎餅，據說是為了熏天。

《遼使》說煎餅用來熏天，朱伯材為何說煎餅用來補天呢？因為他在北宋生活，而北宋民俗認為正月二十是“天穿日”，天要裂了，必須攤一些煎餅，像女媧補天那樣，補住天的裂痕。朱伯材見到遼國漢人在春節期間攤煎餅，于是聯想到北宋民間在正月二十那天攤煎餅補天的習俗。

那些在北京居住的遼國漢人究竟是在熏天還是在補天呢？流傳至今的遼國民俗文獻非常稀缺，恐怕很難考證清楚。也許這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已經知道將近千年以前遼國北京的年俗：契丹人會往火爐里撒鹽，漢人會攤一些煎餅。而這些年俗在今天早已不復存在，又能說明風俗像生物一樣在不斷演化，并且演化的速度很快。

蘇轍本人倒沒有描寫遼國的年俗，只是在懷念北宋的年俗。他寫給妻子的一首詩說：

插髻小幡應正爾，點盤生菜為誰挑？

附書勤掃東園雪，到日青梅未滿條。

——《春日寄內》

在這首詩里，“小幡”即幡勝，就是用彩紙、絲綢、鐵絲或金銀絲扎成的假花、假鳥、假蝴蝶。宋朝人過年，無論男女，都會把幡勝插到頭上，走起路來花枝亂顫，展翅欲飛。“點盤生菜”即春盤，就是用生菜、香菜、蘿卜絲、白菜絲、臘八蒜拌成一盤涼菜，堆成金字塔造型，中間再插一朵假花。宋朝過年，過立春，過元宵節，都會將這種春盤擺到一桌美食的中間，不為好吃，只為好看。

新春又到，蘇轍想象著妻子已經在發髻旁邊插上幡勝，在餐桌上擺出春盤，不禁對中原更加想念，于是交待妻子把院子里的雪掃干凈，他要快馬加鞭趕回去，在青梅完全綻放以前趕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