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三里灣》主要根據趙樹理1952年在平順縣川底村參加農業合作化的親身經歷撰寫。但對讀小說內外，不難發現此小說對本事材料的擇取有“買櫝還珠”之憾，在其背后則是作家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僅得“形似”而不能兼得其“精神姿制”。這使《三里灣》難以進入1950—1970年代優秀文藝作品的行列。不過，它對于農民實利主義的精細刻畫，對于鄉村“皺褶”的呈現，仍給“短20世紀”中國留下一份“大歷史”與“小歷史”彼此博弈、相互承認的珍貴記錄。

關鍵詞：《三里灣》 趙樹理 大歷史 小歷史

關于《三里灣》（通俗讀物出版社1955年版）和趙樹理，學界研究頗多，且多會涉及普遍性與特殊性、大歷史（History）與小歷史（histories）之關系。1不過，也歷來多存分歧，“在一些評論家的眼中，趙樹理不過是一個‘土’得掉渣的農民作家，另一些評論者則可能認為，正是這種‘土’本身卻是極為現代的產物”2。其間賀桂梅有與眾不同的判斷，如認為與《創業史》《山鄉巨變》之村莊/國家“同構敘述”不同，《三里灣》中的村莊卻“有相對穩定的秩序與傳統”，“它以自身的傳統為基點消化、包容乃至重構了現代國家的理想”，“凸顯的是一種在包容內在差異性的前提下重塑現代國家的可能性”3。這些分歧帶來耐人思考的問題：《三里灣》究竟如何處理“大歷史”與“小歷史”之關聯，其成效又當如何估價？所幸，《三里灣》系據真實人事撰成，可以提供必要材料支撐。據趙樹理自述：“一九五二年秋冬間，我為著了解農業生產合作社，曾到山西平順縣川底村住了三個多月。”4且“《三里灣》一出版，趙樹理就給郭玉恩送來八本。川底社員一看這本書，真是高興極了。人人爭著看書，個個奔走相告。這個說：‘書里的金生，就象咱村的郭玉恩。’那個說：‘把德考和連巧搞戀愛的事也寫進去了’”。5當然，《三里灣》以川底村為主要原型，并不意味著小說會限于一村一莊之摹寫，而必然存在必要的實錄與改寫。這些本事改寫與藝術轉換材料，可為我們考察其“大歷史”與“小歷史”之關聯提供極佳的切口。

一、僅“得形似”的“大歷史”

《三里灣》所記，雖源于1952年秋冬之際川底村具體實事，但其所欲思考者，卻是“大歷史”層面中國農村“往哪里去”的重大問題。當時，對于中國農村是否要走合作化道路，東北、山西等地先后發生過黨內論爭。尤其是發生在1951年的山西農業合作社問題爭論，山西省委、華北局及劉少奇、毛澤東等都先后介入。趙樹理重返川底蹲點考察（川底村是長治地委1951年在爭議中試辦的十個農業合作社之一），也是希望以實地經驗回應相關爭論。因此，蹲點期間趙樹理深度參與了川底農業合作化運動：“他不僅參與辦社的大事，連改革農具、修補房屋、調解家務糾紛等等他也參與，而且是認真地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吃飯時候，他常常是端著飯碗在飯場上和農民們聊天。”6當然，蹲點的結果是改變了曾有過的猶疑，并以小說回應這一運動。

趙樹理支持擴大農業社，是腳踏實地了解、考察的結果。在這方面，川底村是一個生動案例。川底地處太行山區，“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飲水問題也靠窖水解決，生產條件比較困難”7。其經濟狀況有所好轉，是在抗戰期間共產黨到來以后，“減租土改，貧苦農民翻身”，農業互助也從那時開始起步，“一家一戶單人獨馬，生產上受到許多限制。1943年，郭玉恩緊隨西溝李順達，在川底村成立了第一個互助組，自愿互助勝過單干，每畝地比單干打下來糧食多，川底村呼啦啦成立了十幾個互助組”8。不過，解放以后，包括川底在內的山西各地互助生產增產效果明顯下降。為此，長治地委提出了農業合作的設想。1951年3月27日—31日，長治專區召開“試辦農業合作化會議”，郭玉恩（《三里灣》中王金生原型）參加此會，對川底村前途也充滿興奮與期待：

農民要進一步發展生產，遇到新的困難，一是深耕畜力不夠，買好牲口單個農民沒資金；二是增施肥料，單戶農民買不起羊群（當地農民主要用羊糞做肥料）；三是互助組集體勞動，剩余勞動力個人副業生產不好調配；四是各家土地太零散，不能因地制宜；五是個體買大農具不經濟；六是大的土地改造不能進行。基于這六點考慮，老互助組組長都感覺長治地委王謙書記示范農業生產合作化的報告，講得清楚、得勁，感覺自己要睡覺，送來一個大枕頭，好得很。9

但對長治地委的設想華北局并不認可，劉少奇還因此批評山西省省委。不過長治地委以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將“合作社經濟”列為新民主主義五種經濟形態之一為據，仍堅持選定十個條件較好的村試辦合作社。趙樹理1952年秋天到達川底時，川底村農業合作社已試辦一年有余。此前，《人民日報》社長范長江曾親自到川底采訪，并撰成長文《川底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連載于《人民日報》，華北人民出版社也在1953年出版了趙憲斌撰寫的調查報告《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辦社的經驗》。從這些材料看，川底辦社一年多，在農副業生產方面都有明顯成效。該社1951年4月初辦時只有十八戶，但到該年年底：

社外的群眾親眼看見社員們比自己多收了糧食，增加了收入，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懷疑、顧慮、不相信都打消了。一九五二年開春時，社里剛露出要吸收新社員的口氣，馬上就有五十多戶報了名。一九五二年秋后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產量，每畝土地又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二十六斤糧食，全社合買了300多只羊，修了一條旱水渠，修成了十四畝灘地，蓋了十四間新房。到這時候要求入社的人更多了，就是原來說農業生產合作社里“非打架不行”的郭來貴也提出入社的要求。10

實際上，正因為川底村等初級社成功試點，才最終使國家領導人毛澤東下定決心說服劉少奇等黨內不同意見者，在全國范圍內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川底這樣的小小村莊，可說是中國當代農村巨大政治經濟變遷的歷史起點。

《三里灣》之所記述者，正是在此小村莊發生的“大歷史”。就從本事到故事的轉換而言，《三里灣》實錄色彩極重。對勘小說內外，不難發現趙樹理以令人驚訝的準確、求實態度，將川底農業社擴社、開渠等重要工作都記入了小說。譬如，農業社帶頭人王金生的記著“高、大、好、剝、拆、公、畜、欠、配、合”等令人費解之字的“奇怪的筆記”，是對郭玉恩的實錄。更多實錄的，則是事關田畝、產量、用工等的精心計算，如小說中“牛官”馬如龍對縣里何科長介紹說：“種這一類山溝地，平均每年誤二十二個工，種一畝河灘地，只誤十二個工，將來開了水渠，全村都再入了社，用很少數的人管理果樹，剩下來的人工一齊加到上下灘的兩千多畝地上，增的產量要比種這一百二十畝地的產量多得多。”這些數字，都是趙樹理在川底社反復考量的對象。就此而言，《三里灣》幾乎帶有“工作札記”風格。

既有如此結實的原型基礎，兼之有意添加的男女糾葛，是否意味著《三里灣》以村莊書寫“中國”的寫作訴求可以充分實現呢？其實未必。這就涉及社會主義文藝實踐之“形”/“神”問題。說到底，精確再現某一村莊合作增產的過程，其實更近于范長江、趙憲斌的調查報告，多少拘囿于“形”的層面，但社會主義文藝還須得其“精神”。宋徽宗《宣和畫譜》卷六載：“郭子儀婿趙縱嘗令韓干寫照，眾謂逼真，及令昉畫，又復過之。一日子儀俱列二畫于壁，俟其女歸寧，詢所畫謂誰？女曰：‘趙郎也。’問干所寫，曰：‘此得形似。’問昉所畫，曰：‘此兼得精神姿制爾。’于是優劣顯然。”11在某種意義上，《三里灣》之于社會主義也是“形似”為主，而未能兼得其“精神姿制”。那么，何為其“精神”？1956年陳伯達對中共中央何以要推動農業合作化的解釋可見一二：

農民分了土地，但他們繼續是分散的，只要這樣的狀態存在下去，也就會成為資本主義統治的經濟基礎，新的剝削階級——富農就會象過去封建地主的宰割他們一樣，一個一個地來吞并他們，土地必將重新集中在剝削者的手中。要避免這樣的命運，那就要農民不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是應該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再繼續革命下去；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把自己束縛在細碎的小塊土地上，而是應該在和工人階級形成鞏固的聯合的條件下，進行農民本身的聯合，把土地的經營有計劃地統一起來。12

的確，“一個一個地”被“吞并”的悲劇，在中國歷朝歷代都在大面積地發生，但士大夫習以為常，少有興趣記述，何以共產黨人就不能接受呢？1950—1970年代諸多小說觸及此層。在《不能走那條路》中，小農戶張栓因為倒騰生意欠賬，無奈打算賣地，剛剛“翻身”的宋老定有意買進，但他當干部的兒子東山勸張栓不要賣地，并表示“決不能看著叫你棄業變產，大人孩子流落街頭。我預備把俺這互助組的人召集起來說說，大家集合一下幫助你一把”13，且最終說服父親放棄買地并借錢給張栓。這就涉及中國革命的本質訴求：革命不僅是以新政權取代舊政權，更重要的是與下層民眾高度共情，傾力為民眾爭取生存與權利，希望“全中國的莊稼人們，都不受可憐”14，是“一場尋求根本改變社會結構與人類生活大多數領域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革命”。15在其深處，即切·格瓦拉所說的：“讓我冒著讓人嘲笑的危險說出來吧，引導真正的革命者前進的，是偉大的愛。”16

可以說，對下層民眾“偉大的愛”與仁者的悲憫，構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底色。這些，甚至是農民都能意識到的內容。譬如，在平順出現過數位與郭玉恩一樣的合作化領頭人，如李順達、申紀蘭等。事隔多年，當地農民仍評價李順達說：

他這個人就是愛窮人，誰家窮，就幫誰。他本人也窮，他就是出了個主意，出了個頭，威信就威信在這里。就是窮也不怕，就是讓你（生）活開，該給你找個輕生活（活計），能做甚做上個甚。建設這個新農村，蓋排房，有勞力的，你能搬磚搬磚，能扛個大梁扛個大梁，能扛個小梁就扛個小梁。扛大梁記上個十分，分一塊也好，分五毛錢也好，你都能掙上。17

其實，正因為內秉“偉大的愛”，深“愛窮人”，這些普通農民才得以走上鄉村政治舞臺，帶領鄉鄰一起改變命運。郭玉恩則另具謙讓、篤厚之性格特點。據其長子郭永福回憶：“（他）不愛出風頭，有什么事情老是往后躲。每年產量啊，老是和西溝老李謙讓”，“他就是不爭名奪利”18。可以說，新中國初期農村基層干部，并不都是趙炳或趙多多，其間確實多有“革命好人”：“一個人之所以被稱為‘好人’，是因為他不僅善待那些具有特殊義務關系的‘分內之人’，而且還善待那些不具有任何特殊義務關系的‘分外之人’”，“‘好人’的精義不在于‘老吾老’‘幼吾幼’，而在于‘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其間的‘推己及人’這個過程正是‘好人’之所以成為‘好人’的關鍵。”19郭玉恩、李順達其實皆為“革命好人”。“革命好人”表現于文藝中即為“不拋棄、不放棄”之同情倫理的踐行者。

但遺憾的是，《三里灣》似乎沉湎于操辦農業社的瑣碎事務之中，連有深度的思想動員都不存在，更不曾涉及“偉大的愛”及其同情倫理。因此，小說中人物也很少出現基于“再思考”而獲得的思想“成長”。這是因為川底辦社本身不曾有過思想動員嗎？其實不然，趙樹理本人即做過此項工作。譬如，小說中“糊涂涂”“常有理”不愿調換“刀把地”以便農業社開渠，是為川底村實事：

趙樹理知道這件事后，就同干部一起去作動員。去了幾次都動員不通，社干部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卻說：“無論如何也得動員通。”他在志考家里，碰到什么干什么，志考娘開始不理他。后來看到他天天這樣殷勤地幫助自己干家務活，態度逐漸變溫和了。只是老趙一提換地修渠的事，她就不吭聲了。后來，老趙由開渠增產說到個人同集體的關系，由集體化的發展說到社會主義的前途，由社會主義的好處說到舊社會的壞處，上午講了下午再講，今天講了明天還講，志考娘提出什么問題，老趙就解答什么問題，經過好幾天苦口婆心的動員，終究把志考娘說通了。20

不過，如此精彩的本事竟被趙樹理舍棄——小說中“刀把地”的解決源于在外工作的馬有福主動獻地導致其父母“沒了辦法”，而非像現實中那樣被“說通”。這樣的本事擇取，幾乎可說是“買櫝還珠”。如此處理，也使小說中農業社的做法顯得“不大正派”。這也導致《三里灣》不能深入社會主義“精神”的表達，因此其合作化敘述之于“總體性歷史”的映射就比較表象，僅“得形似”。這注定了《三里灣》難以進入1950—1970年代文學最優秀作品的行列。

二、作為鄉村“褶皺”的“小歷史”

所以如此，恐怕在于趙樹理究竟只是“講故事的人”，對1950—1970年代文學承擔的主體型構與文化再造的內在使命，仍缺乏深入體察。按例，形象與故事“充當了意識形態的角色，它們把歷史的與人為的事實說成是自然的”21，事涉農業合作的小說，多以“外來者”為中介將社會主義總體性傳遞給積極分子，進而改造普通農民，并使之自然匯入合作社所代表的“我們”，得以進入社會主義“大歷史”，而“‘中國’的本質”也得以“從‘我們’階級中生長起來”，“在這個敘事基礎上，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孕育生成”22。然而在《三里灣》中，“大歷史”并未真正鍥入村人靈魂世界，何科長等“外來者”也只是具體事務辦理人，并非歷史理性的體現者與引領者。這意味著，社會主義“改造”并未完整承擔組織小說敘述的重責。那么，這是否進一步意味著有另外某種機制在小說中發生結構作用？答案比較確定。其實，《三里灣》不僅“書里的人物都是村上的，都起的外號”23，而且用以組織全篇的也是趙樹理所熟諳的“村子”邏輯。

那么，是何種村莊邏輯呢？在華北農村，實則有多重邏輯交織并存于民眾生活世界，如利益層面的權力與經濟，如文化層面的宗族、鄉里、江湖、宗教等。自《三里灣》敘事組織判斷，經濟是其本事重構“第一邏輯”。這有別于馬克思主義“大歷史”視野下的改造邏輯自不必論，其實也有別于后世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確，趙樹理熱愛鄉村文化，但飽經憂患的他并不一廂情愿地將某種文化信念（如儒家“仁義”）設置成農民決定性的行為邏輯。他深知農民之疾苦，以農民之關心為關心。現山西文聯還存有一個趙樹理留下的筆記本，上面記錄多事，皆與經濟、數字有關，隨錄一則：

小麥、玉米間作兩耬與兩行（即兩耬小麥中間種兩行玉米），穗頭（指小麥）每畝15,070株，286斤；玉米行距2尺株距1尺，每畝1905株，每株3兩計，可得571.5斤。麥賣后播紅皮豆（可得）100斤，共975.7斤，總（產）413831斤。老水地小麥1000畝，畝產500斤，兩耬套一行玉米，株距1.2尺，共426斤（1040株）；麥收豆（得）100斤，共1116斤（畝），總116000斤。24

如此繁細數字，多數學者、作家不但不會去記，甚至連閱讀耐心也沒有。那為何趙樹理記了很多呢？原因無他，即因這些數字并非枯燥之物，其背后勾連著一戶一戶農民的收成，勾連著其具體利益、生存和情感。對于依賴土地謀食的農民而言，經濟問題的重要，遠超過各種主流/民間觀念與信仰。或者說，視經濟為“第一邏輯”的實利主義構成了農民倫理觀念、生存信仰的源起與歸宿。此乃從“小歷史”理解社會主義的特殊角度。作為黨的干部，趙樹理當然理解社會主義改造愿景，但作為小說家面對一個個具體農民時，他則如憨厚老農一般完全回歸到了村莊舊有邏輯與農民自身生存情理。

由此，注重于經濟的實利主義構成了《三里灣》幾乎所有農民行動的依據。“實利”一詞，明確見于趙樹理后來的短篇小說《實干家潘永福》：“其實經營生產最基本的目的就是為了‘實’利。潘永福同志所著手經營過的與生產有關的事，沒有一個關節不是從‘實’利出發的，而且凡與‘實’利略有抵觸，絕不會被他縱容過去。”重利、務實，是鄉土人生的必然之理，尤其“落后”者，更奉經濟考量為“第一邏輯”。《三里灣》中范登高、馬多壽很具代表性，兩人在川底村皆有直接原型：

范登高的影子是郭過成。舊社會他是川底村最窮的人，房無1間地無1垅，十冬臘月蹲廟會。當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川底村數誰窮，數著廟疙瘩老過成。”八路軍來了，1944年他當上了村長，直到興辦農業生產合作社時，他仍任村長。翻身后，川底村群眾說他是“3頭”：他分的牲口，在全村是“頭”；分的房子在全村占“頭”；分的地在全村拔“頭”。革命到頭，不干工作，一心只奔自己發家致富，真夠得上“翻得高”了。25

顯然，革命干部范登高/郭過成究其實質乃為鄉村中國的實利主義者，在其價值世界里，社會主義敘述基本未發生影響。此種情況在新中國成立初年的農村相當普遍：“當時農村中‘一碗水’思想，‘發家到頂’的思想，早上一頓‘金皇后’，中午一頓‘一六九’，夜晚一個‘熱炕頭’，還要抱個‘剪發頭’的思想，‘四大自由’的思想，‘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具有這種思想傾向的人，愿意單干，愿意買膠輪大車跑‘運輸’，愿意‘搞副業生產’。”26甚至，其中還出現了轟動全國的“關于李四喜思想的討論”。李四喜是湖南一個貧苦長工，解放“翻身”后才有機會娶妻生子，土改期間還擔任青年團支部書記，但土改結束后不愿再參加黨團工作。領導干部勸他，他急得哭了，他說：“我一生受苦沒得田，現在分了田，我已經心滿意足了，還要干革命干什么？”27顯然，在現實的李四喜、郭過成等農民思想中，革命之“公”只是完成他們“以‘己’作中心的”“自我主義”28的手段，其自身不具有目的價值。

以此種鄉村“小歷史”自身的內生性邏輯作為小說敘述機制，直接導致《三里灣》的本事重構迥異于其他1950—1970年代的文學文本。從《暴風驟雨》到《創業史》，從《上海的早晨》到《霓虹燈下的哨兵》，此時代文學總希望將客觀實存之“事實”改造為黑格爾—馬克思意義上的“現實”，即認為“現實并不僅是一直接存在著的東西”而且是“作為本質性的存在”29，將“現實”理解為“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如果這種統一不存在，那種東西就不是現實的，即使它達到實存也好”。30當然，與黑格爾將“本質”定位為“絕對精神”不同，馬克思對“本質與實存的統一”的闡釋主要落實在人的社會實踐。就1950—1970年代社會實踐而言，其“現實”必然包含新政權對于“中國道路”的設計理念。由于事實與藍圖之間不可避免的裂縫和距離，《創業史》等的本事重構就包含大量刪改、虛構甚至逆寫，但《三里灣》的故事與本事就頗為貼合。這表現在，無論小說中還是現實中，農民們都長于“算賬”。在涉及“己”（含家庭）之利益時，都計算周密，并以經濟收益作為自己行動的首要準則。

譬如，范登高、馬多壽等不愿入社，皆因經濟收益不如預期。比較起來，《生死疲勞》中藍臉不入社無關經濟而主要是要堅持自己個人意志（“天下的烏鴉都是黑的，為什么不能有只白的呢？”31），顯然不及《三里灣》能精準把握農民生存中的實利主義。范登高不入社，是因有大牲口可以販賣貨物，“糊涂涂”不愿入社更來自精細“算帳”：不入社“估計可以收到一百零八石糧；要是入了社，連土地帶勞力可以分到八十八石糧，單干要比入社多二十石，再刨除七石糧的零工工資，也還多十三石。單干比加入互助組一年要多收糧食十三石。”而從史料看，這類“算帳”導致在當時富農或富裕中農組織“假互助組”，如“陜西省興平縣文安區十鄉南佐村一個互助組內，有二戶貧農，一戶富農，共有土地九十畝，富農有土地七十畝，只有一個勞動力，解放前雇兩個長工，參加‘互助組’后就不雇工了。土地由兩戶貧農耕種。該縣四鄉東馬村有地主自己找了兩戶貧農，一戶中農組成‘互助組’，自任‘組長’”。32可見，在小說內外，不愿互助合作者都與精細準確的經濟計算有關。

甚至，農民最終入社也無關社會主義理念，而仍是實利主義的結果。其間，“算帳”最精細的仍為馬多壽家。由于農業社對馬家暗中分化運作，陳菊英、馬有翼先后“革命”，要帶走屬于自己的土地入社，馬多壽的“帳”不能不重算：“要是入社的話，自己的養老地連有余的一份地，一共二十九畝，平均按兩石產量計算，土地分紅可得二十二石四斗；他和有余算一個半勞力，做三百個工，可得四十五石，共可得六十七石四斗。要是不入社的話，一共也不過收上五十八石糧，比入社要少得九石四斗；要是因為入社的關系能叫有翼不堅持分家，收入的糧食就更多了。馬多壽說：‘要光榮就更光榮些！入社！’”這些描寫，有些系實寫，有些則有所嫁接與改動，但可說高度貼合長治地區事實。長治十村試辦合作社一年，經濟成效明顯：“從每人平均收入與互助組、單干戶對比看：社員每人平均收入折款三十八萬零一百八十元，互助組每人平均收入三十二萬零四百三十元，單干戶每人平均收入三十萬零五千元，社員每人收入超過互助組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元，超過單干戶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元。”33正因如此，《三里灣》所敘“新中農”紛紛入社在當地即多為事實：

（他們）在秋收以前，一直是帶著不同程度的試探、觀望態度，動搖不定，見到勝利情緒就高，看見困難（如苗不齊、發生棉蚜等）就悲觀，甚至有少數人盤算秋后要退社。川底王二金入社后就有了出社思想，加緊鬧自留地，不愿到社里做工。全社合喂一群羊，他不愿入。但秋收分配后，經過總結各社開了慶祝會，現在十個社沒有一戶要求出社，王二金做了思想檢討，把羊也入進來了。東坡社有一老漢，準備一輩子在社里，想等不能勞動時或死后請社里照應。34

不過，這些變化終究還是“算賬”的結果，其間農民并未像蛤蟆灘、芳草地農民一樣經“改造”而被國家意識形態召喚為新的歷史主體。他們盡管參加了農業社，但多數依然生活在古老村莊邏輯之中。這就與社會主義“大歷史”有明顯疏離， “趙樹理方向”的喪失即受累于此。然而從“地方”角度看，《三里灣》又何嘗不是長久湮沒無聞的鄉村歷史忠實、深刻的記錄呢？事實上，在“大歷史”敘述不及之處，以“日常的、生活經歷的歷史，喜怒哀樂的歷史，社會慣制的歷史”35等為內容的“小歷史”，恰恰構成了另一重社會的與生命的現場見證。而這類鄉村“褶皺”的存在，是趙樹理小說能夠經受不同新潮理論“洗刷”的根本保證。

三、敘述的難題：“大歷史”與“小歷史”

然而，“大歷史”與“小歷史”在《三里灣》中并非完全脫節。恰恰相反，趙樹理一直希望通過作品介入現實、建構未來。恰如卡瓦拉羅所言：“審美經常利用個人興趣來培養情感和趣味上的共通感，從而可以在實際上已被競爭和自利所分裂的社會中形成一種凝聚力”36，《三里灣》亦循此例。小說中曾出現三幅畫：“現在的三里灣”“明年的三里灣”和“社會主義時期的三里灣”，昭示的不僅是社會主義鄉村近似于國營農場的物質前景，也暗含著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平等、和諧關系的建立。這就涉及《三里灣》的革命書寫。實則從小說擬定的“有翼革命”“天成革命”兩節標題來看，趙也有意以敘事實踐介入鄉村革命。當然，此處“革命”非指政治革命，而是涉及面更廣的社會革命。恩格斯曾明確強調：“光是實行政治變革是不夠的，……只有經過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社會革命，才能建立符合他們抽象原則的社會制度”37，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也認為：“從摧毀舊的農村與城市階級結構來看，中國革命無疑是一場‘社會’革命”38，應該說，此種社會革命訴求一直是趙樹理小說的內驅力。《三里灣》亦然。

不過，盡管《三里灣》深入了鄉村社會的“褶皺”及其情理邏輯，并不表明趙認為舊有生產關系與倫理觀念該永世長存。當然，他未必希望“小歷史”淪為“大歷史”的欲望投射，但他更希望這“小歷史”能因應時代，贏得革命“新生”。據知情人透露，小說中金生、玉生兄弟其實都“有平順縣川底村勞動模范郭玉恩的影子”39。而選擇郭玉恩為兩位“新人”共同原型，不僅因為兩人舊曾相識，更因為郭代表著社會主義農村的未來。因此，盡管《三里灣》完全承認農民實利主義而無法抓住社會主義文藝的“精神”，但小說仍通過“對所接觸的生活材料”予以“反復的消化”40而努力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這造成了《三里灣》敘述的難題，這表現在它需要處理“大歷史”與“小歷史”的多重糾葛，斟酌考量其間的沖突、妥協與互動。后者涉及三個層面。

（一）農民個人倫理變遷。在傳統鄉村社會，個人多依宗法倫理秩序并從中獲取生存意義，但革命為部分農民打開更大勞動與政治舞臺、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倫理重塑。在小說中，尤為突出的是馬家三兒媳陳菊英。菊英長期受制于婆媳關系，吃苦受累，但最終在村調解委員會幫助下提出分家。她的變化不僅是思想變化，更重要的是土地改革提供給她獨立的物質基礎，而合作社及勞動又為她提供了新的價值空間。在此背后，是“‘勞動’在20 世紀中國的政治思想與實踐中的重要意涵”，表現為勞動“是婦女解放、階級解放或民族解放的基礎，也是整場社會革命的基礎”。41事實上，小說中菊英的變化還不是個案，甚至影響到了三里灣的輿論風氣，如天成老漢責怪老婆“能不夠”，不讓小俊參加勞動，“成天把小俊窩在你的炕沿上，教她一些人人唾罵的攪家婆小本事”。可見，盡管實利主義是村莊不變的生存邏輯，但勞動也在逐漸重塑個體，將農民帶往他們不大熟悉的生活場域。在此意義上，的確可以說“趙樹理的作品，實則通過算賬和說理的書寫，參與了意識形態主導權的爭奪”42。

（二）“家”的有限重構。不過，個體破繭欲出并不意味著《三里灣》將如《家》《金鎖記》一樣棄“家”而去。趙樹理來自鄉土文化深處，“祖父是個讀書人，從小教他讀四書五經。他讓趙樹理信奉三合教”，“強調行善致福。趙樹理有一種善惡之行的記錄，做了好事就在罐子里放白豆，做了壞事就放黑豆”43。而且，盡管民國早期知識界有不少為“國”破“家”的意氣之論，但在中國革命更強調對“家”的改造、重鑄而非破壞。即使在合作化小說中也不大好說“‘家庭’已經在實質上解體”，且這種解體“讓人在擺脫小家庭的規約后，重新投入一個新的龐然大物的控制中，被更加強有力的‘父權’所統攝”44，也許，宗法與革命的齟齬、沖突與協調，才更是1950—1970年代文學重述“家”的故事的深層考量。這在《三里灣》本事重構中表現明顯。實則趙樹理在川底蹲點時接觸過傳統宗法文化下和諧有序、理財有方的大家庭，如他拜訪過的池底村李老四家幾代人七八十口生活在一起，由大家長統一管理，家庭和睦，生產也搞得很好，但趙未將之寫入小說。相反，小說中共計十四口人的馬多壽家，糾紛不斷，呈現出某種“解體”趨勢。不過，趙樹理又非極端反傳統主義者，無意通過毀壞“家”而達成個人自由，從不主張“欲為政治上之公民，亦無以全家族之孝行”，“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45等極端言論。他之與眾不同之處在于能從傳統的“家”中看到“人”的存在。據同在川底體驗生活的作家梅娘回憶，她的房東夏景的丈夫參軍七年沒有音信，她勸夏景離婚另嫁，誰知趙樹理非常反對：

老趙說：“你是中央來的，你的話對夏景很重要。實話告訴你，這不是夏景一個人的事，像夏景這樣的女娃，這一帶很多；你幫助了夏景，卻拆了這個家，這會引起連鎖反應。我相信你已經看清了，夏景是這個家的頂梁柱啊！”46

趙樹理在“家”的深處看到的是老人的現實生存。所以，《三里灣》盡管讓不同家庭都面臨危機，但從無激進的破“家”為“國”之意，而是特別強調“家”的延續。譬如，金生盡管同意妹妹玉梅結婚并從馬家分家，但“他還顧慮到一個問題，就是怕傷了老一代人的心”，“孩子們一長到自己能生產的就都鬧著分家，剩下不能勞動的老人誰負責呢？”對此，玉梅回答說：“有翼和我兩個勞動力，完全養活他們老兩口都可以。”亦因此，小說雖然寫了幾對年輕人離婚、分家之事，但都是以調整之后面目一新的“家”呈現出來。不過此時的“家”，既保持了傳統家庭長幼親愛之意，又打開了“私德”與“公德”的聯系通道，為社會主義新文化建構提供了新的社會空間。

（三）“社”作為新共同體的出現。在《三里灣》中，雖然“算賬”是農民始終堅持的生存邏輯，“家”也被小心翼翼守護著，但小說終究還是希望將這些皆收納到“社”這一新空間之中。其考量，大略近于早期知識分子心聲：“蓋個人之樂，不如家族之樂；家族之樂，不如部聚之樂；部聚之樂，不如國家之樂。”47不過，在《三里灣》中這種“國家之樂”更多指向以勞動為基礎的新共同體，恰如蔡翔所言：“勞動被轉喻為‘勞動社會的烏托邦’。而烏托邦實現的可能性則在于‘集體勞動’所產生的一種巨大的力量的幻覺。”48“幻覺”之說乃是后見之明，但在1950年代，趙樹理等的確希望在傳統村社制度基礎上再建新的文化共同體。故《三里灣》雖高度貼合本事，但也有“不可敘述之事”被有意舍棄。譬如，其中農民本來都精于“算賬”，但似乎一準備入社就不怎么“算賬”了。其實從現存材料看，川底農民入社后因為面臨更復雜的人人關系、人與集體之關系，“算賬”反而更為斤斤計較。其“算賬”之事，密密麻麻，都記在趙憲斌的調查小冊子上，其背后，是人心之斤斤計較、之寸利不讓。自由主義理論認為：“人，如果聽其自然，就是說如果既不受教育紀律的訓練，也不受責任約束，是不會去考慮最大多數人的利益的，他們只考慮自己的利益”49，可以說，這種自私在川底社農民身上一點都沒有減少，相反，不少人仍然缺乏“公德”，甚至自私到了讓人看不下去的程度：

社里出羊圈時，一打鑼倒是到得很齊，但誰也不積極擔羊糞，都是你看我，我看你，等著大家的籮頭都裝滿了以后，再排起隊來一起往地里擔。特別是郭銀子勞動小組，“磨洋工”的人更多。到了地里，人家休息，他們也休息。人家都動彈開了，他們還是休息。組長郭銀子有時催社員們說：“動彈吧！”有些調皮的社員還說：“大家的事情馬馬虎虎算了，管這干啥？”50

郭玉恩后來寫出《經營管理》一書估計也是被“倒逼”的結果，但《三里灣》完全舍棄了這類資料。李凱爾特的觀點或可用來理解此種重構：“個別事實的單純描述……不配稱為歷史概念”，“歷史僅應表述‘本質性的東西’，這是能為每個人所斷然承認的”51。如此處理，當然使農業社更加“平順”地在敘事中取得合法性，但由于缺乏與人性中自私面進一步的對話、博弈與說服，小說所凸顯的愛勞動、多互助、重集體的新文化認同，明顯缺少堅實的“同意”基礎。

以上三層，從“家”的重構到“社”的凸顯，都可見出《三里灣》作為革命書寫的深義。不過，由于對“社”自身本事的虛化、刪除處理，《三里灣》更近于19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粗線條“速寫”，尚不能說真正把握住了黑格爾—馬克思意義上的改造“現實”。與此同時，由于對革命的同情倫理實踐基本沒有涉及，《三里灣》也未能真正把握住社會主義的靈魂，更未能將現實中“革命好人”郭玉恩轉化為比較成功的藝術形象。以此而論，《三里灣》不能算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其思想穿透力與藝術吸引力皆與《創業史》存在一定距離。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三里灣》缺乏必要的文學史價值。小說對農民“算賬”事實的大幅實錄，尤其是援引農民實利主義邏輯為敘述機制，都是1950—1970年代文學中比較稀見的處理。由今觀之，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斷創造相似“現實”的時代，趙樹理對晉東南農村“小歷史”的現場記錄，也可謂是“短20世紀”中國歷史光影中不可缺少的一筆。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項目編號：21&ZD25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35 “小歷史”/“大歷史”概念與“小傳統”/“大傳統”有所差異，并不等同于民眾歷史與精英歷史，“這里的所謂‘小歷史’，就是那些‘局部的’歷史，比如個人性的、地方性的歷史，也是那些‘常態的’歷史；日常的生活、經歷的歷史，喜怒哀樂的歷史，社會慣制的歷史。這里的所謂‘大歷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比如改朝換代的歷史、治亂興衰的歷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歷史等等”。趙世瑜：《“小歷史”與“大歷史”》，《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

2 3 賀桂梅：《書寫“中國氣派”：當代文學與民族形式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71、129頁。

4 趙樹理：《一張臨別的照片》，《趙樹理文集》（第4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8頁。

5 20 申雙魚：《趙樹理在川底（資料）》，《晉陽學刊》1983年第6期。

6 馬烽：《憶趙樹理同志》，《光明日報》1978年10月15日。

7 范長江：《川底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頁。

8 馬社香：《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百年親歷者口述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

9 郭玉恩兒子郭志福2008年6月14日口述，參見馬社香：《農業合作社運動始末：百名親歷者口述實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頁。

10 50 趙憲斌：《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辦社的經驗》，華北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29、21頁。

11 張聲怡、劉九洲編：《中國古代寫作理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頁。

12 史敬棠等：《中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陳伯達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下冊），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968頁。

13 李準：《不能走那條路》，中國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6頁。

14 柳青：《創業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15頁。

15 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16 [阿根廷]切·格瓦拉：《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轉引自劉承軍：《切·格瓦拉與他的“新人”思想》，《拉丁美洲》1997年第6期。

17 劉曉麗、趙俊明2013年5月17日對張朋考的訪談，見《西溝口述史及檔案史料（1938—2014）·口述史卷一》，劉曉麗執行主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

18 23 郭永福口述，見《西溝口述史及檔案史料（1938—2014）·口述史卷一》，劉曉麗主編，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7、59頁。

19 王江偉：《論“好人”觀念》，《倫理學研究》2021年第4期。

21 [英]羅杰·西爾弗斯通：《電視與日常生活》，陶慶梅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頁。

22 李楊：《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9頁。

24 劉長安：《打開趙樹理塵封四十七年的筆記本（節選）》，《趙樹理在晉城》，趙魁元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頁。

25 李士德編：《生活中的“三里灣”——平順縣西溝公社川底村民采訪錄》，《趙樹理憶念錄》，長春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頁。

26 39 40 王中青：《談趙樹理的〈三里灣〉》，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版，第7、47—48、47—48頁。

27 《介紹〈新湖南報〉關于李四喜思想的討論》，《人民日報》1951年9月26日。

28 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頁。

29 [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04頁。

30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80頁。

31 莫言：《生死疲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頁。

32 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農政司：《一九五二年上半年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發展情況（一九五二年）》，《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頁。

33 34 山西省人民政府長治專署：《山西省長治專區一九五一年試辦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成績與經驗（一九五二年五月）》，《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8、89頁。

36 [英]丹尼·卡瓦拉羅：《文化理論關鍵詞》，張衛東、張生、趙順宏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頁。

37 [德]馬克思、恩格斯：《大陸上社會改革運動的進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0頁。

38 [德]于爾根·奧斯特哈默：《中國革命：1925年5月30日》，強朝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頁。

41 42 吳曉佳：《“算賬”書寫：“翻身”的性別政治——從趙樹理〈傳家寶〉看革命的性別與階級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43 [美]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邱應覺等譯，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頁。

44 林霆、侯穎：《當家庭遭遇革命——論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家庭的解體及其文學表現》，《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45 家庭立憲者：《家庭革命說》，《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張枬、王忍之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836—837頁。

46 梅娘：《一段往事——回憶趙樹理》，見《趙樹理年譜》，董大中著，北岳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396頁。

47 馬相伯：《政黨之必要及其責任》，《馬相伯集》，朱維錚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頁。

48 蔡翔：《〈創業史〉和“勞動”概念的變化——勞動或者勞動烏托邦的敘述（之三）》，《文藝理論與批評》2010年第1期。

49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義》，朱曾汶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5頁。

51 [德]亨利希·李凱爾特：《歷史上的個體》，《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張文杰等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