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蓬”是中國最常見的植物之一，主要分布于東北、西北、西南等區域，極為普通，既無牡丹的國色天香，也無梅花的冷艷清絕，但卻深受古代詩人的喜愛，很早就進入文人的視野，成為一個重要的詩歌意象，其發展過程和背后緣由值得考察。

《詩經》有兩處提及蓬，“彼茁者蓬”（《騶虞》）、“首如飛蓬”（《伯兮》），說明其時已有人注意到，只是還屬于簡單的物象，缺乏詩意。由于地域的原因，屈原作品中就不見蓬的蹤影。秦漢詩歌留存極少，今僅可見《古八變歌》一首，言：“翩翩飛蓬征，愴愴游子懷。”首次將飛蓬與人生境況相聯系，已有情感寄托和初步的詩意，但逯欽立先生已經指出此詩可疑，所以是否漢詩還不確定，即使是漢詩，應也已是東漢末期。可以明確作者的第一首與蓬草有關的詩是曹操《去東西門行》，這首樂府詩寫征夫思鄉之情：“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轉蓬的形象集中在不由自主和與根斷絕，實則就是征夫的化身，也是曹操戎馬人生的表現。和《古八變歌》比，曹詩對飛蓬本身的特征注意更多，形象更為突出。進一步確立飛蓬詩意形象的是曹植，他的《吁嗟篇》是詩歌史上首次專詠飛蓬，所以《選詩拾遺》徑題為《飛蓬篇》。該詩以“我”為蓬，從第一人稱敘述，比曹操詩中第三人稱視角更貼近作為人生之喻的飛蓬，甚至可以說是完全融為一體，“飛蓬”詩意內涵更為飽滿。至曹氏父子，詩中飛蓬的特征漸漸明晰，即飛轉與斷根，展示著人生的漂泊無奈和漂泊中的思鄉之情。曹植其他有關蓬的詩歌，如《盤石篇》《朔風詩》《雜詩》（其二）等，也都不離此意。曹植之后，魏明帝曹叡《燕歌行》值得注意，“秋草卷葉摧枝莖，翩翩飛蓬常獨征”，盡管主題上依然寫游子，但詩中強調了以前未被關注的兩個特征：秋季、獨征，特別是后者的加入，讓飛蓬在漂泊寓意之外明確了孤獨的涵義，更契合旅人的人生實態。

南北朝時期，詩中之蓬在延續曹植傳統的同時，出現新的發展趨勢。一是被送別詩吸收，二是與特定地域——塞北相關聯。目前所知，送別詩中以蓬喻人最早的一首是劉宋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詩末云：“臨流怨莫從，歡心嘆飛蓬。”因孔靖之歸引發己之思鄉而不得歸的情思，恰如離根飄蕩之飛蓬。其后，吳均《別王謙詩》、王褒《送別裴儀同詩》、江總《別袁昌州詩二首》其二、尹式《別宋常侍詩》等都繼承了此一寫法，并影響到唐代的送別詩寫作。將蓬與塞北特意相聯，則首見于袁淑《效古詩》，該詩稱遼東游士“十載事西戎”，正值壯年而勤役不止，“乃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此轉蓬自然就是游士本人的寫照。從詩題看，袁詩是擬古一類，或有擬效對象，轉蓬之喻可能得于原詩，但由于原詩未知，故其將蓬與邊塞相聯是否自創還不能確知，只能說至遲在南朝宋時，詩人對飛蓬的書寫中，邊塞的屬性已然顯現，因為袁淑外，同時稍晚的王僧達《和瑯琊王依古詩》、鮑照《代陳思王京洛篇》《王昭君》等作品中都已有類似的表達。此一寫作傳統形成后，在后來的詩歌中一直存在，特別是在唐朝邊塞詩中有顯著表現。這里有意思的是，寫塞北飛蓬的大多是沒有北方生活經驗的南朝文士，北朝中的幾例也都是由南入北的王褒、庾信所作，此現象固然與北朝詩人、詩作較少有關，但也可見出南朝文人不為地域所限而對魏晉詩歌傳統有充分的繼承和發揚。

唐人吸收六朝詩的創作經驗，進一步發展，終于成就詩國高潮，飛蓬意象即是其中的一例。初唐人對蓬的書寫更多延續南朝，突出行役的主題，常和邊塞相聯，駱賓王《邊城落日》《邊夜有懷》是典型的例子。然新的變化也開始出現，從陳子昂《落地西還別魏四懍》可以看到，飛蓬的地域特性淡化甚至消失了，季節等時間屬性也不再標示，蓬草完全成了詩人人生的表征。初盛唐過渡期的張說《南中別陳七李十》也和陳子昂詩是同樣的情形，李白、杜甫接續其后，把蓬意象發展至圓滿。李白對被賜金放還，自稱“一朝去金馬，飄落成飛蓬”（《東武吟》），說別人“歸來無產業，生事如轉蓬”（《贈從兄襄陽少府皓》），而最著名的則是《送友人》中“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的詩句，脆弱渺小的孤蓬與廣闊無垠的萬里形成極致對比，將友人分別之后漂泊無依的境遇作了最有力的表達。杜甫相對要更為深沉，也始終以飛蓬自居，天寶四載（745）與李白分別，《贈李白》言“秋來相顧尚飄蓬”，兼指兩人，李白《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也以“飛蓬各自遠”回應，可見二人之共識；入蜀途經天水，自稱“飄蓬踰三年，回首肝肺熱”（《鐵堂峽》）；直至晚年，仍感“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客廳》），而回顧一生所歷，也說“老去苦飄蓬”（《往在》），在人生的最后階段，羈旅舟中，依舊有“轉蓬憂悄悄”（《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之嘆。李、杜之后，劉長卿可能是最愛飛蓬的詩人了，而且都指向自身，“孤蓬向何處”（《至饒州尋陶十七不在寄贈》）、“余生只是任轉蓬”（《避地江東留別淮南使院諸公》）等還只是部分例子，這與其寫作程式化有關，但更內在的原因或許是“他對自己生存境遇的關心遠勝于身外一切的總和”（蔣寅《劉長卿與唐詩范式的演變》），而飛蓬就是他找到的最能體現自己生存境遇的詩歌意象。其余中晚唐詩人，白居易、劉禹錫、張祜、徐夤等都有詩通過飛蓬來詠嘆人生，作為人生之喻的飛蓬寫作傳統更加牢固了。唐詩這一新變，乃是“豪華落盡見真淳”，飛蓬意象中原先需要敘述的季節、地域、形態等已內化于飛蓬本身之內，即意已完全凝聚于象中，作者借象以達意，讀者見象而曉意，可以說，至此，飛蓬的意象化才最終完成，后世詩人只是遵循沿用而已。

飛蓬如此微末小物為何會被中古時代的詩人重視，以致視為自我人生的象征，其背后的社會現實是什么呢？ 曹操因為四處征戰，曹植則因皇權爭斗，都是特例，沒有普遍性，畢竟身為帝王的詩人極少。對于大部分普通文人而言，真正讓他們對飛蓬情有獨鐘的現實是“宦游”生涯。中國古代社會，入仕為官基本是讀書人的主要人生選擇，而這就意味著他們要為官職而四處奔走，所以六朝詩人們常為游宦之身慨嘆，“翩翩游宦子，辛苦誰為心”（陸機《贈從兄車騎詩》）、“悲哉游宦子，勞此山川路”（顏延之《秋胡行》）、“游宦疲年事，來往厭江濱”（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詩》），唐代南北統一，領土廣袤，加之科舉和銓選制度的影響，宦游問題更為普遍和突出，有關詩歌更是不絕如縷，“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獨有宦游人，偏驚物候新”（杜審言《和晉陵陸丞早春游望》）早已耳熟能詳。唐人對此早有觀察，賈至就說：“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舊唐書·楊綰傳》）韓愈則概括為“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送楊巨源少尹序》）。正是因為有宦游的生活現實存在，詩人們才深刻體會到人生的飄零、孤獨和寄居外地對家鄉的思念，此時，離根而飛的蓬草或許最能代表他們的處境。林庚先生曾言“詩的內容，原是取之于生活中最敏感的事物”（《詩的活力與詩的新原質》）。因此盡管飛蓬不如桃李般美好，但對于宦游的詩人卻是最易引起興發感動的敏感之物，所以才被一再地書寫，因為那飛蓬就是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