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的時間觀念中，春節才是新一年的真正開端。這種習慣是在過去兩千年的漫長歲月中養成的。而奠定這一民族習慣的，是大史家司馬遷。

敬授民時

公元前108年，司馬遷接替已故父親的職位，正式成為西漢王朝的太史令。

事實上，西漢的太史令是天文官，相當于漢王朝的皇家天文臺臺長。不論天文、歷法，還是占星、候氣（預測節氣變化），都歸太史令管。因此，寫作《史記》只能算是司馬遷的“副業”，規劃好王朝的歷法，才是他的首要任務。

今天，我們隨便打開一部手機，就能準確知道自己所處的日期和時間，精確到秒。但這在古代卻是極難實現的事情。在春秋時期，就有過一個“絳縣老人”的故事。

公元前543年的一天，晉國的國君夫人舉行了一場招待會，宴請參加某大型工程建設的勞工們。結果，席間，人們發現了一位老者，看起來年紀很大，不像是能參加工程建設的人。因為，古代征發勞役也有年齡限制，一般六十歲以上就不需要應征了。因此，負責宴會的官員便去盤問他的年齡。

老人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年紀。他說：“我是一個平民，平時接觸不到日歷，因此，不了解現在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我只會數日子。”普通人沒有歷法知識，可以數日子。老人說：“我從出生到現在，已經度過了四百四十五個甲子，最后這個甲子還沒過完，過了三分之一。”

這里說的“甲子”，是指“干支紀日法”。將十天干與十二地支互相組合，一個周期有六十天，叫作“一甲子”。老人說他總共過了四百四十四又三分之一個甲子，那就是26660天。在場的官員們聽了，個個目瞪口呆，誰也沒法把這個天數換算成年，算出老人的年齡。

中國的傳統歷法不同于今天的公歷。公歷一年365天，閏年366天，每四年一個閏年，非常有規律性。傳統的中國歷法，平年12個月，354天；閏年13個月，384天；閏年的分布還不規律。因此，在當時，非專業人士都算不出來這位老爺子到底哪年生的、多大年紀。官員們沒辦法，只好求助于朝廷上最有學問的專家。

最后，滿朝中，能就這個問題發言的只有三人，其中一位是有名的音樂家師曠，一位是晉國大夫士文伯，還有一位叫史趙，是司馬遷的同行——史官。他們算來算去，終于算出這位老人家七十三歲了。原來，他是孤寡老人，沒人贍養，才去應征參加勞役。這就是“絳縣老人”的故事。

從這個故事，我們就能夠知道，古代勞動人民是很難直接接觸到歷法的。如果官府不向他們通報日期，他們往往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年”，更別說弄清楚今夕是何月、何日了。

可是，勞動人民承擔著絕大部分的社會生產。如果他們不知道年月日，分不清一年四季，就會耽誤春種秋收。這就需要國家主持下的機構制定出歷法，將一年四季精確的時間表通過各級政府下達到基層民間。這在古代就叫作“敬授民時”，即鄭重地將歷法交給百姓，使百姓知道時令變化，不誤農時。這也是司馬遷身為太史令的責任。

因此，司馬遷一上任，就針對漢王朝當時的歷法狀況，提出了修訂歷法的建議，拉開了“太初改歷”的序幕。

與民更始

“太初改歷”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歷法改革。司馬遷之所以一上任就著手推動這項大工程，有科學上和政治上的雙重必要性。

從科學上講，漢王朝自建立以來，采用的始終是秦朝的歷法，叫作“顓頊歷”，到司馬遷的時代，已經有一百多年沒有調整過了。

歷法都是有誤差的，長期不調整，誤差就會積累放大。我們現行的公歷也有誤差，約每三千年誤差會積累到多出一天。到時，需要人為減去多出的一天，抵消掉誤差。古代歷法誤差更大，漢人用秦歷，到司馬遷的時代，誤差已經很明顯了。比如，日歷上是月底三十或月初初一，可天上能看見月牙。這就會使得節令不準，貽誤生產、妨礙生活。

從政治的角度講，到司馬遷的時代，歷法也應該修訂了。

制定歷法是復雜尖端的學術工作，必須依靠國家的技術力量才能完成；然后再通過國家的行政渠道頒布給百姓。因此，歷法代表了國家的權威。那么，如果歷法不準確，影響了生產、生活，就會令百姓感到困惑，有損國家的威信。

而且，歷法也是一種文化符號。自古以來，一個新政權建立，都要作一系列符號的變革。這些措施在古代有專門的術語，叫作“改正朔，易服色”。

“正朔”，“正”是“正月”，每年的第一個月；“朔”是“朔日”，每月的第一天。“改正朔”就是在一個新王朝建立時，重新制定歷法，規定一年起始于哪一天，設定新的歲首；“易服色”就是改變服裝的顏色、款式等。這些措施綜合在一起，就叫“與民更始”，意思是新政權帶領百姓開啟新的紀元，生活從此全面更新。

司馬遷一當上太史令，就聯合幾位同僚上書朝廷，倡議改革歷法，希望通過制定一部新的歷法，彰顯出漢王朝的新氣象。

于是，漢武帝召開了一次會議，主持者、參加者都是當時重要的經師、學者。會議對司馬遷等人的提議進行了論證。最后，朝廷采納了他們的建議，決定改革歷法。同時決定，這次歷法改革就由司馬遷來主持。

太初改歷

公元前2世紀的最后幾年，漢王朝開始了建國百年以來的第一次歷法改革。

當時，朝廷集中了一批學術精英，組建起了一個二十多人的改歷班子，其中包括著名的占星家唐都、出身于巴蜀民間的歷算家落下閎，還有其他從官員中和民間選拔的治歷者。技術上的總負責人是精通數學的歷算家鄧平，而掌握全局、協調各方的總主持人，就是司馬遷。

事實證明，司馬遷是一位稱職的學術組織者。在他的主持下，用了一年左右，大家制定出一部全新的歷法。通過實際觀測發現，實測數據和推算歷法對得上，證明了新歷法的有效性。于是，漢武帝下令，將新歷法頒行全國，同時，改年號為“太初”，這一年就叫作“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新頒行的歷法就被稱為“太初歷”。

“太初”的字面意思是“開始”。“太初”的“太”強調這個“開始”是“最開始”“一切的開始”，猶如宇宙萬有、萬事萬物的“總開端”。

在科學上，它修正了舊歷法在長期沿用中積累的誤差，在技術上也有一些革新。但“太初改歷”真正的開創意義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上。

這部新歷法對漢王朝統一治理國家非常重要。因為，統一王朝的建立，不僅意味著地理空間的統一，還意味著時間的統一。也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任何一個地方政府如果服從中央王朝的領導，就稱為“奉正朔”，即指奉行與中央相同的歷法。

在戰國時代，列國各自為政，都有自己的歷法。這意味著，列國各有各的時間表，本國的一月，可能是別國的二月、三月。因此，秦滅六國實現統一之后，采取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頒布《顓頊歷》，統一了全天下的歷法。

到漢朝建立，一時無暇顧及制歷這類復雜的科學工作，只好暫時沿用秦朝的《顓頊歷》。

直到《太初歷》制定出來并頒行全國，漢王朝才拿出了不同于前代的時間管理方案，實現了天下在新歷法基礎上的統一。

行夏之時

“太初改歷”在文化上的影響更為深遠，不夸張地說，它的影響到今天還在持續。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規定了以農歷正月為歲首。這曾經是孔子的理想。孔子曾說，要治理好國家，就應該“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即“采用夏朝的歷法”，就是指以今天的農歷正月——也就是二十四節氣中“雨水”所在的月份為歲首。

孔子的主張有深刻的科學依據。因為，夏朝歷法規定正月在雨水節氣，正是早春時節，以此月為一年開端，那么，一年的十二個月就會被規整地切分為四個單元：一、二、三月是春天；四、五、六月是夏天；七、八、九月是秋天；十、十一、十二月是冬天。

在古代社會，由于科技、經濟條件限制，普通百姓不可能家家有日歷。那么，以春天的第一個月為歲首，只要告訴他正月所在，普通農人都可以根據月圓月缺自行推算，每三個月更換一個季節，非常容易掌握。這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不容易延誤。所以，夏歷對農民和農業生產是非常友好的。孔子早在春秋時代就提出“行夏之時”的主張，體現了他對中華民族特有生活方式的深刻理解。

但是，孔子的理想卻長期沒有成為現實。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紛爭，各自為政，各用各的歷法。等到秦滅六國，統一天下，頒布了《顓頊歷》，規定以“小雪”所在的月份為歲首，也就是以今天農歷的孟冬十月為歲首。

歷法以孟冬十月為歲首，這意味著開年第一個季節是冬季。這個時候，天正寒，風正緊，百姓剛忙完秋收，卻已經進入新一年，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新一輪的忙碌。接下來的三個月，從立冬到冬至，從冬至到大寒，天氣越來越冷，白晝越來越短，人也凍得縮手縮腳，動力不足，想要休息，可是，歷法卻在催促人們：“已經是新的一年了，萬象更新，怎么能縮手縮腳呢？趕緊開工吧！”

歷法就是一個國家的作息表。以孟冬十月為歲首的《顓頊歷》，代表了秦人積極進取、吃苦耐勞的作風。在戰國時代，秦國人能夠以比較落后的文化后來居上，掃平六國，統一天下，跟這種風格不無關系。但是，這種作風的缺點在于，生活節奏過于緊張，政令過于急迫，使百姓疲于奔命，從而也使社會缺乏溫情和凝聚力。

因此，到了漢武帝時代，天下一統，社會繁榮，司馬遷和參與太初改歷的歷法專家們決定修改這套讓人精神緊張、疲憊的全國人民作息表。他們就以孔子的主張為藍圖，制定了更符合農業社會需要的《太初歷》，實現了“行夏之時”的理想。

自從“太初改歷”之后，以雨水所在的月份為正月歲首，就成為中國傳統歷法的一項基本標準，被代代傳承，直到今天。這也是至今我們的農歷依然被叫作“夏歷”的原因。我們農歷的春節，到現在還是全體中國人乃至全世界華人最隆重的節日，這在兩千一百年前太初改歷的時候，就已經奠定了基礎。

而這種“行夏之時”的習慣，也在兩千年的歲月長河中造就了中華民族獨特的生物鐘。我們的生活節奏是，秋收完畢，有一個長達三個月的冬季農閑時節，老百姓可以貓貓冬，可以優哉游哉地修修房子、走走親戚、拜拜祖先、養養身體。等到三個月之后，冬去春來，萬物復蘇，再精神飽滿、從容不迫地開始新一年的勞動和建設，由此，也養成了我們平和從容、重視親情、順天而動、樂天自足的民族性格。

（作者：張毅，系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師，“百家講壇”《司馬遷的歷史時空》節目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