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時期成漢常璩所著《華陽國志》（原作《華陽國記》）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其成書于公元348—354年之間，因地處華山之陽而名。此書記載了從遠古至東晉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今西南以及陜甘鄂部分地區的山川地理、物產資源、經濟文化、歷史人物與民族關系的豐富內容，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數民族史以及蜀漢、成漢史的重要史料。

《華陽國志》的特點

常璩，字道將，東晉蜀郡江原小亭鄉（今四川崇州三江鎮）人。常姓為蜀中文學大族，族人多習文藝，因而常璩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精六藝、善文辭、通經史。公元304年，李雄在蜀中建立成漢政權后，常氏一族受到招撫，常璩亦入仕成漢為史官。后桓溫伐蜀滅亡成漢政權后，常璩降徙建康，進入朝廷專門收藏珍貴圖書的秘閣掌管著作之事，又為他從事《華陽國志》撰寫提供了方便。常璩入建康后，受到東晉中原士族排擠，郁郁不得志，晚年無心仕途，專心文史。常璩參考其從祖常泰恭所為《梁益篇》《蜀后志》《后賢傳》三書，以及陳承祚的《蜀書》《耆舊傳》，杜敬修的《蜀后志》，參以祝元靈、陳申伯的《續耆舊》，黃容的《梁州巴紀》，并《南裔志》等著作，孜孜不倦，綜攬未備，廣為考證，耗時十數年，著成《華陽國志》一書，旨在贊譽巴蜀文化之悠遠、人物之風流，駁斥建康權貴和士大夫對蜀人的輕藐。

《華陽國志》全書約11萬字，分為：《巴志》《漢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孫述劉二牧志》《劉先主志》《劉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壽勢志》《后賢志》等內容，末卷為序志等內容。在內容及編撰方法上，劉琳在《華陽國志校注·前言》中提到，《華陽國志》一至四卷主要記述梁、益、寧三州的歷史、地理，以“地理”為主，類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敘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但記述稍詳；十至十二卷記載三州自西漢至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相當于“正史”中的列傳。古籍專家劉琳認為：該書“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的一個顯著特點，這也是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但正是因為這種編纂體例，也有學者質疑其并非一部地方志，而是地方史。例如史學家王仲犖在《魏晉南北朝史》中說：“從這部書的書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實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支持該觀點的還有譚其驤、王定璋等。不過，更多的學者認為《華陽國志》確實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例如，清代洪亮吉謂漢晉霸史《越絕書》《華陽國志》為方志之始。清代方志家劉光謨稱：“方志之書，始于吾蜀。《華陽國志》其鼻祖也。”史學家李泰棻在《方志學》中說：“然最古以志名書者，首推常璩《華陽國志》。”梁啟超、朱士嘉、傅振倫、張舜徽、杜澤遜等也認為《華陽國志》是“現存最早的地方志”。專門的研究著作如劉琳的《華陽國志校注》、劉重來的《華陽國志研究》等也都持此觀點。

文化、歷史與人物研究

《華陽國志》為研究公元4世紀前西南地區地理沿革、經濟文化、民族歷史、歷史人物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在地理方面，《華陽國志》詳細敘述郡縣沿革、戶口多寡、山川道路等。例如，卷一《巴志》對巴東郡魚復縣的歷史沿革記載：“魚復縣，郡治。公孫述更名白帝。章武二年，改曰永安。咸熙初復。有橘官、鹽泉。又有澤水神，天旱，鳴鼓于旁即雨也。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后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還有卷三《蜀志》犍為郡下的武陽縣以及戰國時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過程，這些記載多為其他史料所缺略，《華陽國志》正可補其闕。

在經濟文化方面，《華陽國志》記載各地的風俗民情、山水物產、祠廟古跡、神話傳說、家族大姓等。例如，卷一《巴志》序言中列舉巴地的特產包括：桑、蠶、麻、纻、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巨犀、山雞、白雉、黃潤、鮮粉等，“其果實之珍者，樹有荔菱，蔓有辛藥，園有芳葵、香茗、給客橙、葵”，記載十分詳細。《華陽國志》也記載了巴、漢中、蜀、南中各地祠廟古跡，包括：魚鳧祠、杜宇祠、竹王三郎祠、大禹祠、涂后祠、漢武帝祠、鐵祖廟祠、天馬祠等，反映了當地民眾的文化信仰以及對中央王朝的認可和敬畏。此外，《華陽國志》還收錄當地歌詩謠諺42首，真實地記錄了當時西南地區的政風、祭祀和樂舞等。

在民族歷史方面，《華陽國志》記載的我國西南地區民族史料亦極為豐富，涵蓋了30多個民族的族稱分布、風物民俗及其與中原王朝的關系，涉及巴、蜀、氐、羌、叟、賨、邛、濮、笮、冉駹、共、摩沙、鳩僚、身毒、滇、夜郎、哀牢、蟾夷等，在記載少數民族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較大的拓展，其中許多民族或部落為他書所不載，對研究西南民族歷史大有裨益。在歷史人物方面，《華陽國志》對于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等割據政權的君主大臣事跡也多有著述。例如，李嚴被廢事件與蜀漢后期政治頗為密切，而《三國志》失之太略，《華陽國志》的記載卻更為詳細。還有，記載諸葛亮平定南中的行軍路線、具體過程和戰后措施等相關史料也十分珍貴。

尤為可貴的是，常璩將蜀郡、巴郡、廣漢、犍為、漢中、梓潼等地區或有才干賢德的婦女寫入《華陽國志》。自從孔子提出“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之后，隨著儒學的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三綱五常”的等級觀念和男尊女卑的倫理道德，婦女始終處于社會的底層。常璩卻沖破這一思想藩籬，為婦女立傳。他認為“烈士賢女，高劭足以振玄風，貞淑可以方菽蘩者，奕世載美”。常璩史無前例地將婦女與士人合并于方志中，開創了地方史志為婦女立傳的先河，完善了地方志從內容到結構的編撰體例。他在《華陽國志》中贊頌蜀、巴、廣漢、犍為、漢中、梓潼六郡婦女49人，使地方史志的人物傳記更加充實完整，為后世研究兩漢時期的婚姻史、婦女史以及西南地區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史學理念

《華陽國志》不僅展現出寶貴的史料價值，其史學理念也頗為矚目。

大一統理念。常璩在《華陽國志·序志》中說：“乾坤混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重王。茍非其器，窮高必亢。”即反對分裂割據，主張天下統一。常璩不僅在書中宣揚大一統思想，還身體力行地踐行這一思想，所以當東晉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便力促成漢君主降晉，以結束分裂割據局面。書中還在血緣脈絡上強調巴蜀和中原人民都是炎黃的子孫，在地緣空間上極力闡述巴蜀、南中、漢中與中原地區的歷史淵源和密切關系，說明巴蜀人民和中原人民都是統一的中華大家族的成員，是不能分割的統一整體。

以民為本理念。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常璩在《華陽國志》中不僅記錄帝王將相的歷史，還不惜筆墨地贊揚如彭非、謝姬等庶民百姓的優秀事跡。在書寫巴蜀文化時，將許多歌謠俚語收入書中，以展現民眾創造的文化，表達了對民眾疾苦的關心，并揭示出民眾對于歷史的創造作用。

人強勝天的哲學理念。常璩作為接受儒家正統思想教育的學者，他的哲學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印記。《華陽國志》雖然含有漢代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成分，但他并非完全承襲前人學說，而是憑借深邃的史學功底和強烈的濟世情懷，對前人學說加以利用改造，強調人事的作用，將人的主觀能動性提升到能超越天、戰勝天的高度。

唐代史學家劉知己在《史通·雜述》中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于本國，頗得流行，置于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昞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可見，《華陽國志》作為地方士人獨立完成的中國現存最早的地方志，以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及深刻的史學思想全面、準確、詳盡地描述了巴蜀大地的歷史進程與滄桑巨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