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視野、方法與關懷下，《李歐梵文學課》逐一審視了四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李歐梵文學課：世界文學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以下簡稱《李歐梵文學課》）以一種世界文學視野講述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四代人：林紓、魯迅、施蟄存與張愛玲。

這四位的代差是二十年——除了林紓一生留著辮子，在十九世紀多待了十年。這種代際研究法無疑呼應了半個世紀前問世的那篇博士論文《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

李歐梵先生學歷史出身，雖然無意作史，但這本新書選取的作家案例在跨度上相當均勻，恰好構成了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簡史。在與施蟄存最后一次見面時，施蟄存對李歐梵說：“我不要過一百歲，我是二十世紀的人。”李歐梵對此終生難忘，在他最近的回憶錄里也這樣稱自己：“我算是一個二十世紀的人”。

世界視野下的

中國現代文學如何才能“對等”

“如果晚清是要把世界帶回家，‘五四’就是要把中國帶向世界。”這是《李歐梵文學課》關于世界視野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判斷，既回應了從歌德到達姆羅什對“世界文學”的闡發，也呼應了胡志德《把世界帶回家》中所論述的清末民初中國對西方的調適主義態度。

在回答對“世界視野下的中國現代文學”可以采取什么研究方法時，《李歐梵文學課》提出了三條原則：翻譯、流通與文本旅行的果實。李歐梵先生特別突出第三條原則，“很多西方的文本進到中國以后，受到影響，又改頭換面變成中國的文本”“原來的一個文本在它當地的文化系統里有它的價值，然后翻譯到另一個文化系統里面在那個系統里也有它的價值，變成另外一個文化或文學的一部分”。

這背后的關懷，一是破除歐洲中心主義，走出費正清“沖擊—反應”模式和柯文“以中國為中心”模式，呼吁“對等”，翻譯文學應當被視作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強調形式、文類、技術，呼應莫萊蒂的文學進化、文類地圖與手法樹，世界文學所引起的問題主要是形式問題。在這樣的視野、方法與關懷下，《李歐梵文學課》逐一審視了四代作家的杰出代表。

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

如何在魯迅身上結出果實

“林紓創設了一種翻譯古文——用來翻譯的古文，一個次文類，而這種古文幾乎和他自己崇拜的古文分庭抗禮。”林紓以翻譯西方通俗小說和堅定的古文立場而馳名，在“五四”之后相當長的時段內受到冷落，直到錢鍾書出版《舊文四篇》，其中《林紓的翻譯》撥云見日，開示世人以林譯的妙處。此后林紓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門候選，最近的研究中，關詩珮《從林紓看文學翻譯規范由晚清中國到五四的轉變》進一步在翻譯觀上為林紓洗冤。林紓翻譯最多的作品來自哈葛德，進而拓展至司各特與狄更斯，從這個基本事實出發，李歐梵先生引出了研究林譯小說的一系列議題：晚清進入中國的英國文本、英國商務活動的地理路線、打斗場景對晚清的吸引力、英國傳奇接軌中國演義的程序、通俗與精英的置換，進而闡釋了尚武與騎士精神在中英兩種文化系統中對等但又不同的功能與價值。

另一個相對獨立的議題鏈條是重審晚清古文的變異及其價值，充分肯定晚清古文奠定中國的世界文學基礎的巨大價值。林紓作為關鍵人物，在古文占據支配性地位的語言遺產環境下，通過翻譯實踐建立起新的古文范疇，一個突出的例證是古文詞匯容量的極大擴容，既容納中國傳統中志怪傳奇與通俗小說的內容和語匯，也吸收西方文化系統中的名詞與知識。

“中國傳統文學的族譜和西方文學一波一波互相激蕩的東西，到了魯迅這里就生成自己的果實。”北岡正子以細致的材源考證，說明了早期魯迅如何調用西方文學資源。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文學如何在魯迅身上結出果實，這并非很新鮮的話題，但如何能夠兼具不同系統的文化與文學的深厚修養，發掘出魯迅作品中的變形了的中西要素卻并不容易。

李歐梵先生基于一種對話和反思的立場重讀魯迅《野草》。總綱性的問題是魯迅創作《野草》的原因，李歐梵先生反對此前的心情說與具體政治社會環境說，提出第二波現代主義的世界政治與文學環境催生出一種以心理焦慮為特征的文化感受，這是詩產生的世界性動力。隨后在《野草》具體篇章的解讀上采用了基于對等的對讀法，尤其與波德萊爾作品在意象、氛圍、形象、情緒與韻律上的對讀：《秋夜》與波德萊爾《天鵝》《腐尸》《秋天一》《秋天二》；《這樣的戰士》與波德萊爾《題辭》；《頹敗線的顫動》與波德萊爾《老太婆的絕望》《小老太婆》。最后，通過《影的告別》《狗的駁詰》《墓碣文》與尼采、夏目漱石、埃舍爾作品及陶淵明詩、漢碑、中國傳統志怪的對讀，解答最初提出的問題，魯迅何以以及如何寫作散文詩。答案是魯迅以質問自我的方式寫作《野草》，從而創造出抽象魯迅、悖論魯迅與多重魯迅，由此形成一種支撐性力量，而不僅是以往認為的悲觀與虛無的自我。

如何把文學與美學

放置到“現代小說”的范疇

“他跟我講了三個詞，全部是英文，后來就非常有名了：第一個是grotesque，就是怪誕；第二個是erotic，就是情愛；第三個是fantastic，就是幻想。”施蟄存小說的豐富心理細節引起過學者們的熱烈關注，在研究中采取“欲望”這個視角，通過精神分析學的相應術語，完成對小說的拆解與評論，如張英進對《梅雨之夕》中都市欲望的構形、史書美對《將軍底頭》中資本主義與內在性的分析。但如何理解施蟄存的實驗性小說，李歐梵先生認為絕非用“新感覺派”就能簡單道盡，由此既否定了基于現實主義立場對施蟄存的嚴厲批判，也撤回了他自己之前基于都市文化視角對施蟄存的單一判斷，“上海當時的都市文化還不足以滿足施先生的思考和想法”。通過細讀基于都市背景的《魔道》與基于鄉村背景的《夜叉》，《李歐梵文學課》著重分析施蟄存對駁雜資源的融匯改造與再創新生，形成一種“著魅”的新文體，其中涉及的多重資源包括施尼茨勒、弗洛伊德、勒·法努哥特式小說、十九世紀歐洲寫實主義小說、愛倫·坡、薩德、佛典、唐詩與《聊齋志異》等，這其中尤其需要注意奧地利現代主義的因素。施蟄存的改造工程運用了第一人稱意識流、塑造異樣感等先鋒手段，在李歐梵先生看來，如何把文學與美學放置到“現代小說”的范疇，正是施蟄存給自己設立的超越現實主義的挑戰。

“用英文的方式來重新找尋她自己的上海，這整個的嘗試基本上是失敗的，是光榮的失敗。”自從夏志清將張愛玲從文學史的角落中打撈出來，對張愛玲作品的解讀就摻雜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背景，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性別所展示的文本細節分析以及海派都市資本主義等方面。而隨著新材料與新作品的發現，晚期張愛玲逐漸成為熱門話題，尤其是小說中寫實的私生活以及前后期文學風格變化。

《李歐梵文學課》對張愛玲的關注放在她的晚期雙語寫作上，解讀的主要作品是《雷峰塔》《易經》和《少帥》。在張愛玲的早期創作中，已經隱含中英文兩邊的風景，尤其是好萊塢電影對張愛玲小說視覺情懷的滲透。李歐梵先生將張愛玲的晚期雙語寫作視為利用虛構手法對家史的不斷重寫，論述從兩個方向展開。一方面是漢英雙語互相投射中的語言技巧，由于張愛玲的預設讀者是美國中產階級女性，于是創制出一種特有的中等英文文體，包括立場與口吻、從影子評論到警句對話、具體事物抽象化與動詞使用的欠妥等。另一方面是對小說的檢討，包括童年創傷與敘事聲音、性描寫與女性主體性、歷史的弱呈現與反諷等。

《李歐梵文學課》是2014年李歐梵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學開設的“名師講堂”，書里保留了每講結束后的現場問答。問答延伸了主講部分的內容，如林紓的頹廢精英主義造成了心態與實踐上的矛盾、從魯迅的抒情小說貫通理解形式與內容的辯證關系、施蟄存文本的視覺化與電影影像的互動關系、張愛玲的虛構性自傳對藝術成就的限制等。書末是陳建華教授的跋文，除了說明緣起和還原背景，還有對《李歐梵文學課》更精準的學術解讀和議題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