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伢兒，老頭兒，筷兒篤篤唱歌兒。

耍子兒，鬧架兒，筒兒將軍滴鹵兒。

鄉巴佬兒拍洋片兒，美國佬兒吃蔥爆燴兒。

蹺腳拐兒蕩勒勒箍兒，馬路邊兒看姑娘兒。

格歇又到晚快邊兒，爹娘摳不牢他個活(魂)靈兒。

這是從前的一首杭州童謠，小時候只是耳熟能詳，不懂什么意思。六歲那年，家里從北方遷居杭州，我便跟著鄰家孩子玩耍，跟他們學說杭州話，亟欲融入他們的世界。后來才覺出這歌謠的粗俗和發噱，其發噱效果概由反差修辭造成，如：小伢兒 / 老頭兒，鄉巴佬兒 / 美國佬兒，洋片兒(舊時洋煙附送的畫片)/ 蔥爆燴兒(杭城本地小吃)，又是種種乖張行為，皆反義相對。

“筒兒將軍”原指畜在竹筒里的蟋蟀，這里是說平日鄰里稱霸的孩子，動輒跟人干架卻弄得灰頭土臉。杭語“滴鹵兒”由乞丐舔食殘湯剩羹而來，引申為出乖露丑。至于“蹺腳拐兒”(瘸腿)云云，拿殘疾人調侃，乃舊時陋習。所謂“蕩勒勒箍兒”，即滾鐵箍的兒童游戲(“蕩”是行走、徜徉，指滾動鐵箍時跟著一路小跑)。跛足者滾鐵箍，是以夸張的頑劣想象拈出偷看女人的笑點，實是促狹。

這些杭州話，若不加解釋，一般讀者恐怕不能完全聽懂看懂。“蔥爆燴兒”讀如“沖爆鬼兒”(“燴”，按說杭語不讀“鬼”，但此處偏讀訛音)，外地人聽來或以為什么妖魔鬼怪。疊字“篤篤”，帶象聲的動詞，拿筷子在桌面墩齊。“勒勒”是諧音字(讀lēi)，即滾動，疊字形式是形容詞＋動詞的雙重修飾，透出鐵箍徜徉街頭的快意。杭州話里不少語詞沒有可對應的漢字，如“格歇”指“這時候”“這會兒”，這類字詞只能據音讀寫出。

外地人讀到上邊這首童謠，最明顯的感覺是杭州話多用兒字綴，幾乎每個詞都綴以“兒”字。需要說明，這個“兒”字是單獨的音節，跟北方話的兒化音不是一回事。兒化音與詞尾是合字，書寫中不用寫出“兒”字，但錄述杭語就必須單獨寫出，這是杭州人說話著意強調的一個音節。

作為杭語最明顯的特征，兒字綴跟杭州周邊各地方言毫無干系，倒是從北方中州音演化過來。這要追溯到九百年前的宋室南遷，金兵攻陷汴京之日，遷徙至杭州(臨安)的不僅是朝廷和官府，還有大量逃離中原故土的士農工商，那些北方人口帶來的兒化聲腔，作為官話必然影響本地土著的口語。本來，兒化音是卷舌發生的音變，土著杭人分明覺出其中那個“兒”的音素正是官話特征，苦于學不像卷舌，生硬地將兒化的輕聲念作音節分明的“兒”字。于是，許多名詞乃至名詞化的動詞形容詞紛紛帶上了“兒”字，這里隨手可以舉出一大堆——

字兒、畫兒、紙兒、票兒、牌兒、碟兒、杯兒、瓶兒、籃兒、袋兒、罐兒、桶兒、布兒、針兒、線兒、襪兒、領兒、帽兒、刀兒、叉兒、板兒、棍兒、竿兒、殼兒、籠兒、罩兒、蓋兒、框兒、柄兒、球兒、兔兒、貓兒、蟲兒、葉兒、草兒、餅兒、糕兒、凳兒、繩索兒、拐杖兒、大嫂兒、老頭兒、新郎倌兒、馬屁精兒……

這些，外地人不需解釋都能看懂，但也有許多兒字綴是杭語特有的說法，如：

落兒(盒子，喻指笨人)、肚兒(豬肚，又轉喻人的腸胃)、條兒(瘦高個兒)、條干兒(身材)、造話兒(指謊言)、眼鏡兒(多指戴眼鏡者)、三槍兒(三根尾須的雌蟋蟀不能打斗，貶指文弱男子)、須須兒(須狀物)、孑孑兒(沉淀物)、屑屑兒(碎屑)、巧索兒(輕巧差事)、小雞兒(如謂菜鳥)、叼嘴兒(結巴)、吹腮兒(聊大天)、尋事兒(尋釁滋事)、刺噱兒(一種小鞭炮，通常喻指惹不起的女人)、潮潮鴨兒(鴨兒，伢兒音轉)、倆佬婆兒(夫妻倆)、蒙濟眼兒(指近視者習慣性的瞇縫眼)、西劃船兒(專指西湖手劃船)、消閑果兒(零食)、拷瓦爿兒(分攤費用)、刨黃瓜兒(敲竹杠)、打綠豆兒(尅扣過手錢物)……

杭語的兒字綴很多是代替普通話或北方話詞尾的“子”字，如：票子、凳子、杯子、棍子……這些都可與兒字綴互換使用。但漢語子字綴太強大，杭語也有不能用“兒”字替換的子字綴。如“梳子”不作“梳兒”，“棋子”不作“棋兒”，“騙子”不作“騙兒”，“腦子”不作“腦兒”。語言規則從習慣中形成，好像沒什么道理。

嚴格說來，兒字綴的用法不唯杭語獨有，普通話里也有“花兒”“鳥兒”“魚兒”“馬兒”這樣的說法。不過，那都通常見于書面語或戲文歌曲，比較文藝腔(綴入“兒”字猶似古代散曲或戲文的襯字)。

處理本身不帶尾綴的雙音節名詞，杭語自有變通。如“馬桶”不說“馬桶兒”，也不簡稱“馬兒”，倒是稱作“馬子”。又如，“玩耍”，杭語不作“耍兒”，作“耍子”，又作“耍子兒”——這種尾綴系“子”和“兒”的疊加，也是一絕。

漢語語詞另一種常見尾綴就是“頭”，杭語中也大量存在。如，石頭、榔頭、花頭、噱頭、戶頭(帶蔑意，多用于人物品行歸類)、嘟嘟頭(物件頂端凸起部分)、夜到頭(即夜間)、鄉下頭、省里頭(指省里的部門)、蕭山夯啷頭(指蕭山那地方，“夯啷”系摹擬當地口音)……奇怪的是，頭字綴無一能用兒字綴替換。

兒字綴起于南宋偏安，有書可證。南宋周密《武林舊事》記載當時杭城市井吃食，兒字綴的有“鵪鶉餶飿兒”“市羅角兒”“旋炙豝兒”“臟駝兒”“破核兒”“蜜棗兒”“餳角兒”“薤花茄兒”“辣瓜兒”“雞頭籃兒”“諸色角兒”等十余種。又，“高宗幸張俊府第”一節，進奉御筵的果盤、香料和酒菜，其中“兒”字為尾綴的名目更有二十四種之多(文繁不錄)。但之前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寫汴京食物，尾綴多為“子”者，綴“兒”的很少，只是“水晶角兒”“辣瓜兒”“餶飿兒”少數幾種(《夢華錄》乃作者晚歲在杭回憶舊京事物，其少數兒字綴名目或帶有杭語痕跡)。可見，南遷之后詞綴變化明顯。

之后，《水滸傳》亦有不少帶有杭語特點的用詞，作者施耐庵曾有在杭生活經歷。小說開篇洪太尉上山遇虎，心頭“七上八落”，分明是杭州話。為什么不是“七上八下”？杭語“落”字讀來豁亮，而“下”字向后顎送氣有吞音感覺，所以作為動詞的“下”多以“落”字代替，下雨下雪都說“落雨”“落雪”。值得注意，小說中亦多有兒字綴用詞。如，王教頭挑了“擔兒”私走延安府，史進“帽兒”下裹了頭巾，魯達揮動“醋缽兒”大小的拳頭，楊志賣刀插了“草標兒”，黃泥岡遇到七輛“江州車兒”，鄆哥提了一籃“梨兒”去茶坊，武松扮行者摘了“氈笠兒”，潘巧云趁老公不在家掇一個“香桌兒”出來……

梁山一百零八人的綽號，子字綴和兒字綴都有。前者六人，分別是錦豹子楊林、神算子蔣敬、鐵扇子宋清、鐵叫子樂和、金錢豹子湯隆和菜園子張青(按，燕青曰“浪子”不能視為子字綴)；后者二人，即船火兒張橫、鬼臉兒杜興，這兩個“兒”字綽號正是吾杭特色。

“兒”字不僅泛濫尾綴，杭語還有“兒”字夾在詞語中間的用法。《武林舊事》提到一種叫做“繭兒羹”的吃食，不知何物，現在杭州家常食譜中沒有這種東西，但這種嵌入“兒”字的命名方式卻保留下來。如以下各例：

顆兒糖、棒兒糖、筒兒面、片兒川(一種面食)、拷兒鲞(一種小魚干)、門兒布(做鞋襯的褙子)、挖兒思(鬼點子)、賤兒飯(吃白食)、瓢兒菜、芡兒粉、踏兒哥(三輪車夫)、豆兒鬼(個矮的小孩)、扒兒手、蓋兒頭、哥兒們、杭兒風、鍋兒缸灶(廚具統稱)……

這種嵌入“兒”字的說法北方話里也有，北京人說“兔兒爺”“巴兒狗”，說“嗝兒屁”，亦如出一轍。北京還有一條巷子叫“帽兒胡同”。為什么不是“帽子胡同”？可“褲子胡同”怎么不叫“褲兒胡同”？這些都說不清楚。但總的來說，別處方言中這樣的詞例并不多。

杭州人說話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愛用疊字。相疊兩字作動詞或形容詞，抑或動詞＋形容詞，表示狀態或程度。例如：

好好較、輕輕較、慢慢較、濫濫濕、墨墨黑、血血紅、雪雪白、蠟蠟黃、塌塌落(衣冠不整)、迨迨落(下垂)、翹翹起、咪咪小(言小)、屑屑碎、實實硬、筆筆直、滾滾壯、收收攏、搣搣緊(擰緊)、門門賬(理所當然)、搞搞兒、蕩蕩兒、追追兒……

這類詞頭重疊的詞語別處也有，如“蒙蒙亮”“吼吼叫”“嘎嘎響”。不過，杭語的疊字有自己的特點，一是適用面廣，二是其用法帶有更多的語法手段。另外，還有詞根重疊一式，后邊的疊字大抵作為補語的意思。如：

木佬佬(言多)、圓滾滾、方篤篤(四四方方)、黃哈哈(顏色泛黃)、松撲撲(蓬松狀)、甜絲絲、暗綽綽(光線昏暗)、滑唧唧(滑膩)、大模模(渾然貌)、委癟癟(委頓狀)、牽撒撒(發嗲)、欸咕咕(發呆)、兇巴巴、暈淘淘、麻酥酥、洋唞唞(炫耀的神態)、糙啦啦、賊兮兮、嗲兮兮、拆空兮兮(徒勞一場)、賊頭狗腦兮兮(輕佻樣)……

詞尾疊綴“兮兮”即“類似××樣子”的意思，帶貶義。此語并非杭州話獨有，吳語區如上海話也有這種用法，甚至可能原本就采自滬語。但杭語“兮兮”使用更廣泛，好像什么負面的東西都能以“兮兮”概乎言之。如謂某人粗野，稱之“土匪兮兮”；花錢不值，感到“肉痛兮兮”；貶斥嘴饞者，謂之“饞癆病兮兮”；不茍言笑者，便是“撒污面孔兮兮”……

詞根重疊另一種形式是賓語前置，似乎將主詞作為動詞修飾，如“笑話兒講講”“弄幅畫兒掛掛”“每天老酒扳扳”“下半日茶室里坐坐”“西湖邊兒蕩蕩”“回去伢兒帶帶”……這種疊字往往給人一種閑適的松弛感。可以作想，若是歸置到動賓結構，效果完全兩樣。

當年衣冠南渡，大詞人李清照困躓之中曾寄居杭州。這易安居士最懂音調聲韻，操練杭語大抵不難。其名篇《聲聲慢》中“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這樣的疊字句，難說不是受杭州話影響。

吳語區方言有賓語前置的習慣，也是杭州話的另一重要特點。北方人說“吃過飯了”，杭州人說“飯吃過了”；北方人說“他去了一趟柬埔寨”，杭州人說“柬埔寨他去過一趟”……漢語的動賓結構是將作為對象的主詞擺在后邊說，杭州人說話卻喜歡直奔主題。現在常見“卡脖子”之說，這是北方話典型的動賓結構，換作杭州話就是“頭頸撳牢”(脖子，杭語稱“頭頸”)，但這種賓詞前置儼然凸顯動作的當下時態。

前舉“吃過飯了”，如果要換個句式，又作“我吃過了”，北方話可省略賓語。到了杭州人嘴里就是“吃過了(嘚)”，連主語都省去了。在第一人稱語境中，杭州話總是習慣性省略主語的“我”。即便是第三人稱，也往往物先于人，對象先于主語。杭語注重對象，注重事物，注重語氣和情態描述，相對忽略主體的存在。杭語中不經意的自我摒除，也許是一個可做討論的話題。

杭語的賓語前置還有使用介詞的形式，如同普通話的“把”字句和“被”字句。但有趣的是，杭州人嘴里“把”和“被”幾乎同音，均讀如“撥”(è，音短促)，說話“撥”來“撥”去的，主動還是被動，你自己去揣摩。譬如，“我撥他灌醉了”，別人聽來不知是“我把他灌醉了”還是“我被他灌醉了”。又如，“那人撥他給騙了”，是說某人把另一人給騙了，聽上去又像是“那人被他給騙了”。語音含混，語義模糊，模棱兩可的魔幻現實主義。

毫無疑問，方言的差異性首先體現于口音，可惜這種知覺很難從語音和聲韻層面進行闡述。但不難覺出，杭語發音有些粘滯和含混，而吳語區許多方言則更顯生脆、亢直，這個界限很明顯。另則，杭語聲韻有不少獨特的古音，還保留了一些入聲字，因而在語言交流中很容易讓人辨識它那種獨特的聲腔，“兒”來“兒”去就是最明顯的標識。

浙江各地方言錯雜，杭州話跟杭城周邊余杭、蕭山、富陽、臨安(如今都已劃入杭州市區)等地方言幾乎隔絕，口音和用詞都相去甚遠。余杭人一般雖能聽懂杭州話，說起來完全不像。在普通話尚未普及的時代，杭州人跟富陽人臨安人交談相當困難，碰到蕭山人更是雞同鴨講。盡管人口流動和社會交往促使了語言的互相影響和滲透，但終究改變不了杭州話本身的內卷性質。

確實，這是一個獨特的語言孤島。如果要從地圖上標識這塊方言區域，其覆蓋面很小，僅限于杭州舊城區及周邊地帶。舊時城墻之內的杭州大概也就二三十平方公里，城墻和城門清末民初就拆了，留下一串帶“門”字的地名：武林門、錢塘門、清波門、望江門、候潮門……從前杭州人把城墻稱作“戧籬笆”(聽著像是“槍籬笆”)，這也是慣用比喻的說法。“戧籬笆”就是以前江南常見的竹籬笆。“戧”是逆反之義，指編扎籬笆的竹片一正一反的穿插。這里的人們有一套自嘲坐井觀天的說辭，即謂“孵在戧籬笆里廂”如何如何。孵，音轉讀ū，引申為安閑的守候。自得其樂過小日子，想象著老母雞抱窩的歲月靜好。

像“戧”這類文言詞語，杭州人口語中一直有所保留。前舉《水滸傳》潘巧云“掇一個香桌兒出來”，這個“掇”(duó)字指雙手端出，也是杭州話保存的古語動詞(如南宋楊萬里詩“自掇胡床負太陽”)。又如，從前提及某人家境富裕，杭語多謂之“戤富”。據《詞源》釋義，“戤”有倚靠的意思。“戤富”，就是有可以倚靠的經濟條件(滬語“戤伊牌頭”是同樣用法)，猶如現在人所稱“家里有礦”。相比之下，現在的語言就顯得粗豪直白。

從大面上說，浙江各地方言跟吳語區別處一樣，具有用語質樸，趨向簡約甚至木訥的特點，杭州話底色亦如此。相對北方人長于喻物說事，杭州話則言簡意賅，所取語料并不顯得豐富，卻也不失其風趣之處。譬如，過去杭州人挖苦那種不著邊際的扯皮，有個說法叫做“商量賣鼓樓”(杭州鼓樓建于五代吳越國，“文革”時拆除，現已重建)，如此簡單，機譬，一語道破“假大空”的實質，也是南方語言慣有的冷幽默。

然而，跟吳語區別處不同的是，杭州話自有一套意蘊十足的辭格和言語方式，用它相對谫陋的語匯進行繪聲繪色的言訴，包括以各種變聲和訛音竭力作語態渲染，其夸張地使用兒字綴兒字嵌和疊字則是以彌補詞語本身的單薄。

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將修辭手法分為“消極修辭”和“積極修辭”兩種，前者以明白質實為要，后者追求生動形象。囿于“戧籬笆”里邊的杭州話不求聞達，卻是非常注重“積極修辭”，對許多常見事物之命名，盡量采用比喻或借喻的修辭手段。

譬如，“胳膊肘”這個詞，杭州話一概稱之“陽傘柄兒”，以傘之開闔形諸肘部關節，取名在其伸縮之義。又如說到基本工資(刨除津貼、獎金的月薪)，杭州人形象地稱之“赤膊工資”。有些名詞即使不能作比喻性修飾，也硬要帶入某種補語成分。如，“丈人”“阿公”這類間接稱謂，多作“丈人老頭”“阿公老頭”。還有許多物件也是。窗簾，總是稱作“窗簾布兒”；拖鞋總是稱作“拖鞋爿兒”。有趣的是，“拖鞋爿兒”曾一度成為輕型卡車的代稱。

進入現代社會，方言鄉音大多已是無可逆轉的衰落，杭州話亦不例外。現在杭州常住人口中能說杭州話的人已是少數。尤其1990年代以后出生的杭州人很少能操杭語。

電視與現代科技帶來的傳播手段改變了一切，杭州話本身也在改變。隨著許多舊詞語的消亡，過去泛濫的兒字綴和兒字嵌已大為減少。當然，普通話帶來的新詞語一般不會產生杭式變格，時政名詞和科技術語亦從未有過杭語特有的疊字。如：國家、機關、群眾、革命、運動、會議、代表、文件、汽車、電話、電視、家用電器、電腦、現代化、互聯網、奧運會、改革開放、人工智能……所有現代社會被大量使用的新詞新話都只能照直讀來。總的說來，杭州話依然沉浸在前工業化時期的日常記憶中，它很難與時俱進。

普通話作為漢語標準音，經由幾代人大力推廣，已是一統天下。如今漢語方言尚能守住自家地盤的大概只剩下粵語等不多的幾種了。地道的京片子已少見，上海話則愈益透出懷舊意味。如果說京腔滬腔還具有某種輻射力，而迭代蕭瑟的杭州話仿佛成了一種活化石。

相比其他方言，作為語言孤島的杭州話一貫弱勢。跟所有南方方言一樣，因為跟漢字系統存在嚴重脫節，始終不能作為文學書寫的語言，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漢語的豐富性終究源于現實生活，而日常生活作為民間敘事往往首先進入各種方言，這是漢語的源頭活水。從前吳語區產生過用蘇州話書寫的《海上花列傳》，當下也有帶有大量滬語的優秀作品《繁花》，這都是方言對漢語文學的出色貢獻。杭語有過自己的文學敘事嗎？可惜沒有。

其實，很早以前的杭州話并不這么落寞，借助宋元說話素材創作的《水滸傳》就載錄了那個時代的某些杭語詞匯。惜乎施耐庵這樣的作家太少，從杭語中產生的戲曲和曲藝亦早已衰落。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城市已經失語很久。

杭州做過南宋都城，之后也是通都大邑，歷來有稱杭州話是“官話”。真是委屈，實際上是千年孤獨。比起廣東話、潮汕話、閩南話、溫州話、東北話、四川話、陜西話、河南話、山東話、上海話、蘇州話、天津話甚至唐山話，它是如此羸弱，幾乎不為人知。

跟外地人交流，杭語多少顯得有些卑怯，往往不由自主地表現出一種趨附姿態。跟上海人交談不免隨上海腔，跟北方人在一起就說普通話(卷舌就免了)，甚至遇到近旁的蕭山人紹興人也學對方口音搭腔。在各種方言中，杭州話相對容易聽懂，學說起來卻很難。所以，在杭生活的外地人也都不學杭州話，就連相聲、小品和影視劇也從來不拿杭州話說事或逗哏。

徜徉老城區巷頭巷腦，耳邊偶爾刮到幾句原汁原味的杭州話，讓人驚喜不已。小時候總覺這種腔調太土，現在難得一遇，大有“戧籬笆”之內的親切感。方言的氣息帶有一種靈性，那東西不能歸結為某個語言成分，雜然無形地裹著語義內核，以其獨特的聲腔，慣用的詞綴，還有看似無意義的附加成分，讓你領悟那些不能進入文字書寫的意思。

就家庭和出生地而言，筆者自非杭籍，卻與這座城市前后相守半個世紀，杭州話成了自己唯一諳熟的口語，只是現在很少有機會再行操練。寫作這篇文章時，沉浸在早年熟稔的聲腔中，恍惚又從現代書面語的“機械復制”王國走入語言的原生聚落，冥冥中想到本雅明所謂“靈韻”(Aura)之說，覺得真是有必要重新感受語言的某種原生狀態及其本體價值。

方言處境，需要理解，需要同情。杭州話，努力自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