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唐代詩人杜牧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此詩含蓄委婉、筆調輕快，雖是嘲諷唐玄宗荒淫誤國，卻也透露出當時快遞業的興起。

當然，快遞新鮮荔枝并非唐玄宗首創，漢代的皇帝就干過。《后漢書·孝和孝殤帝紀》曰：“自竇憲誅后，帝躬親萬機……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年輕有為的漢和帝劉肇才“敕太官勿復受獻”。

漢代“快遞”新鮮果蔬并不奇怪，其開創者劉邦就是干快遞出身的。《史記·十二本紀·高祖本紀》謂：“（劉邦）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秦朝的“亭長”，相對于現在的村長，不僅負責抓捕盜賊、代收賦稅、管理游客登記等，“亭”還有“郵亭”之意，既像現在高速公路上可為汽車加油加氣、為旅客提供用餐的服務區，又承擔押送徭役等任務。正是一次押送之人的逃脫，才導致劉邦造反，最后逆襲登頂。

做皇帝后，劉邦并未忘“本”，不僅政治制度“承襲秦制”，還出臺了加快物流快遞發展的政策，《后漢書·列傳·西域傳》云：“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漢武帝不僅多次遣使西域，開鑿“絲綢之路”，嘗試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海外購”，而且深化郵驛管理。《漢簡》記載，漢武帝時期，五里設郵，十里設亭，三十里設驛或置，整個大漢帝國形成了一張完整的物流快遞網絡。1991年考古發掘的敦煌“懸泉置”，就是一個規模大、內部機構完善的“物流快遞綜合服務站”，主要由置、廄、傳舍、廚四大機構組成，除最高行政長官“丞”，懸泉置還設嗇夫、令史、郵書令史等職務，廄、舍、廚各設嗇夫分管其事。當時，使者途經懸泉置歇息，無論本人還是車輛（馬等）都能得到較好的補給。

懸泉置對傳遞信息和郵運文書也有完善的管理制度。文書送達第一時間，相關工作人員嚴格按制度進行“封檢”和“寄發登記”；郵寄過程又包括發運和傳遞兩個步驟，傳遞又分“限時傳遞”和“分段傳遞”，限時傳遞中最緊急的莫過于皇帝催要的，正所謂“六百里加急”，跟如今航空物流大致相似；而分段傳遞則類似今天的公路鐵路物流快遞運輸。

不過，秦漢時期的物流快遞主要為軍事和政治服務，皇帝及一些權貴偶爾夾帶一點私貨。1975年出土的《云夢睡地虎秦簡》中就有秦軍士兵和哥哥書信往來，《古詩十九首》中，有一首就提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別離”；劉邦也“快遞”大米給最寵愛的戚夫人娘家；東漢南方地區“快遞”荔枝，很多快遞小哥還死在路上。

隋唐時期，快遞歸兵部管。《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曰：“駕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至唐玄宗時）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都亭七十五匹）……凡驛皆給錢以物之，什物并皆為市。凡乘驛者，在京於門下給劵，在外於留守及諸軍、州給券。”

唐朝最著名的快遞事件，雖是為楊貴妃運送荔枝，可隋唐時期的快遞業主要是服務軍事，兼具住宿等功能。故而，諸多文人或多或少對此“發帖”，詩仙李白希望快遞更快，留下“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暢想，詩圣杜甫卻在驛站盼望觀弟的到來：“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白居易則在驛站思鄉念親：“邯鄲驛里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唐詩中的“驛”成了觸目傷懷的景致，那些坐落于漫漫古道上的“物流快遞綜合服務站”，宛如撥動離人心懸的彈片，令漂泊他鄉的游子心隨“驛”動，落寞惆悵，黯然銷魂。

宋代開創者趙匡胤也跟快遞業脫不了關系，是陳橋驛“黃袍加身”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宋代歷代統治者不斷推進快遞業發展。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一“官政一”謂：“驛傳舊有三等，日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則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余時。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宋太宗還逐步向民間開放快遞業，雍熙二年（985年），朝廷同意官員在近系親屬中可直接隨官方文書一起代傳家書；宋仁宗再度放寬政策：“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大文豪蘇軾的文集中很多是家書體文章，孟元老史料筆記《東京夢華錄》有“市井經濟之家，往往只買于市店旋買飲食，不置家菜蔬”的記載，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中更有“快遞小哥”忙碌的身影。

直到明朝，非官方機構的“民信局”才正式出現，業務主要是為民間商人和老百姓寄送信件，而真正的鏢局則要等到清康熙乾隆年間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