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中文簡介：1932年11月生，江蘇無錫人。1955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俄語系，1955—1959年就讀于莫斯科大學研究生部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自1987年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榮譽委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主任、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文學評論》主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中國語言文學學科評議組成員與召集人。著有《果戈理及其諷刺藝術》、《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原理——發展論》(后改為《文學發展論》)、《文學理論流派與民族文化精神》、《文學理論：走向交往對話的時代》、《新理性精神文學論》、《錢中文學術文化隨筆》、《自律與他律》(合著)、《錢中文文集》韓國版4卷本、《文學理論：求索與反思》、《新理性精神與當代文論建設》、《現代性與當代文學理論》、《桐蔭夢痕》、《文學的鄉愁》等，有《錢中文文集》5卷本問世。主編《巴赫金全集》譯文7卷、《讀世界》6種、《文學理論建設叢書》7種；合作主編多種論文集、《新時期文藝學建設叢書》36種、《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14種。合譯有長篇小說《現代牧歌》([俄]謝德林著)等。

一、深厚積淀：俄羅斯文學對文藝理論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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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錢老師，您好！非常高興能夠采訪您，首先祝賀您的《錢中文文集》(5卷本)出版，這在文藝理論學界具有重要意義。

您經歷了20世紀文藝理論“唯蘇論”的時期、經歷了在干校蟄伏的時期、經歷了80年代西方文論涌入中國的百家爭鳴時期，也經歷了新世紀文藝理論創新融通的時期。您的學術歷程和新中國文藝理論的歷史緊密相連，您的學術貢獻也是新中國文藝理論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社科院文學所文藝理論研究室的后輩，非常想聽一聽您的寶貴治學經驗和心得體會。您是小時候就懷揣著文學夢嗎？是不是從那時起就立志將文學當成畢生的志業呢？

錢中文：我從小就比較喜歡讀書，但直到小學五年級時才開始接觸課外讀物，如《小朋友》《孤兒流浪記》《愛的教育》等。小學五年級下學期，有個同學帶來了一本武俠小說，從那時起，我也迷上了武俠小說。但初二時，語文老師的課對我的閱讀興趣產生了一個轉型的影響，他在課堂上經常講授“五四”時期新思想、新文學，說“五四”后的文學，同情弱小者，是“血與淚”的文學。這樣，我就開始轉向閱讀魯迅、茅盾、沈從文、豐子愷、葉紹鈞、夏丏尊、冰心、郁達夫、王魯彥、艾蕪等作家的作品。我覺得他們寫的底層人物，我曾見過很多，我同情他們，一種朦朧的擔當感油然而生，心想如果我將來當上作家，也要為他們鳴不平。所以我后來對一些中學老師，特別是教國文課的先生，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師恩就是啟蒙，他們為我們提供了人生導向。老師們的國學、歷史知識豐厚，所以講課時文史交叉，具有教育意義的典故特別多。我則自覺地備有練習本，記錄他們講的成語、故事，對它們很感興趣。有一次，老師講到古人的治國理念，對于犯罪之人，說：“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我覺得很有道理，所以至今記得。后來我了解到，這是蘇軾官考時試卷上的無證之說。老師講到李煜的詞，我特別喜歡這位詞人的作品，那時有部電影叫《一江春水向東流》，影名取自李煜的詞，影響很大。學校圖書館里沒有李煜的書，我就暑假到縣圖書館借了《李璟李煜詞》，把李后主的詞作全部抄了下來。我小時候讀過私塾，所以對古文也很感興趣，還學了蘇軾的《前后赤壁賦》。記憶是非常奇特的，前些年我為了訓練記憶力，重新把古文與詩詞拿出來閱讀，蘇軾的《赤壁賦》念了幾遍，竟然還可以全文背誦。

我對文學有種自發的親近感，特別愛上作文課，老師一出題或讓大家自由作文，我蘸筆(那時作文要用毛筆)就寫，往往寫到最后一個交卷，有時老師將我的作文在班上傳閱，或推薦到市里參加“文藝競賽”。初中畢業時，因各項成績都合要求，能夠直升高中，于是我整個暑期都忙著去縣圖書館借書閱讀；同時很為得意的是，自己能出題目，做文章。除了做些家務事，我有空就端張大方凳在天井的陰涼處寫作，有隨感、速寫、小說(現今的小小說)、童話等，寫了五個本子(至今還保存著四個本子)。1948年9月，我試著給無錫的《人報》投稿，竟發表了兩篇速寫，一篇叫《口試》，一篇叫《人情》，都是所見所聞，這可算是我最早的“文學作品”了。我拿著油印的稿費通知單去報館領取稿費，那時我個兒不高，穿著短褲汗衫，報館門房老頭見我在報館門前轉來轉去，認定我不懷好意，竟是罵罵咧咧，把我嚇跑了。我心有不甘，揚著稿費單走過去，誰知他不斷罵人，從門后抄起木棍，不由分說地硬把我趕跑了。有著這樣的志趣與“成績”，可我從來不敢對同學露風，也不好向父親討教，因為那時在同學中間，流行的觀念是“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即使是一些數理化基礎不好的同學，還在拼命地向數理化靠攏呢。你要向他們透露什么將來想當個作家，以寫作為生，那豈不是要讓人笑掉大牙、自討沒趣嗎？將來當個能夠有飯吃的工程師，才是他們的志趣！父親則希望我走他的路，去當學徒，學做生意，補貼家用，減輕家里的經濟負擔。唯有母親覺得奇怪，怎么我的鋼筆字弄到報紙上去變成黑字了呢，她分享了我寫作的快樂。我這樣閱讀、練習寫作，懷有一種抱負，想將來要當個作家，這是我自己的興趣所至，是我少年時期不斷讀書的自我選擇，沒有人教我如此這般，當然老師給了我一種方向感。我還有兩個興趣，大約受到開明書店學人們一身而多任的影響，除了想當作家外，還想當個畫家與翻譯家，三位一體，為此我還做了一些練習，但一無所獲。

1949年后，我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買了不少解放區作家的作品，其中有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有丁玲、趙樹理、孫犁、周立波、柳青、歐陽山、草明、馬加等人的小說和散文。他們筆下的生活是我從來沒有體驗過的，覺得非常新鮮。同時，蘇聯的小說也開始大量翻譯過來，陸續讀到高爾基、法捷耶夫、戈爾巴托夫、奧斯特洛夫斯基、革拉特科夫、西蒙諾夫等人的小說。閱讀這些中外文學作品，感覺到它們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但也使我不由自主地感到，我對它們描寫的對象、思想方面已極為陌生，要自由寫作是相當困難的了。

《錢中文文集》(5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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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您研究文藝理論，但也從沒有和俄羅斯文學疏遠，研究中處處體現著俄羅斯的影響，您是怎么和俄羅斯文學結緣的呢？

錢中文：我和俄羅斯文學結緣，早在初三就開始了。那時我渴望讀書，暑假學校關門，就去縣圖書館借書。一次翻揀俄羅斯文學圖書書目，見到有屠格涅夫的《春潮》、庫普林的《決斗》等，不知是寫什么的，于是借了《決斗》回家閱讀，結果發現讀不懂，只好算了。我對一些蘇聯小說很感興趣，讀了不少。1951年我高中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俄語系。這年適逢中國人民大學來無錫招收學習俄語的學生，無錫市分配到了兩個名額。學校找到了我，要我去報考中國人民大學，說這是一所正規大學，學員享受供給制干部待遇，去了不用花學費，還給發生活補貼。這真是讓我喜出望外，心想學習俄語可以搞文學翻譯，于是很快進入了人民大學，走上了學習俄語之路，同時也不忘帶了五六部蘇聯小說去北京。

人民大學俄語系請來蘇聯專家教我們學習俄語，還包括蘇聯歷史、地理課程。在這段時期里，我的思想得到了改造，不知自我檢查、批判了多少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真是浸了鹽水又泡堿水。經過幾年的政治學習后，我的心情終于平靜下來：將來學校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吧，老為愛好文學寫作而不斷進行自我批判，內心實在痛苦，于是文學創作的夢想有如夢幻般日漸暗淡，只好隨它去了。但大學時代最讓我難忘的是，心中奮斗的激情，準備為祖國作出貢獻的那種信念，至今想起來還是心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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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1955年，您被推薦去蘇聯留學，到莫斯科大學語文系讀書。莫斯科大學是俄國思想家赫爾岑、作家帕斯捷爾納克、藝術家康定斯基的母校，它不僅對于中國留學生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存在，在蘇聯學生眼中也是獨一無二、至高無上的教育殿堂，您當時能夠被選中去莫大留學肯定是萬里挑一的。您能談一談到莫大留學的過程與感受嗎？

錢中文：不能說是萬里挑一，實在是事出偶然。大學四年級冬天，系里的一位領導找到我和另一位同學去他那里談話，說系里認為我們學習成績優良，準備推薦我們去蘇聯留學，讓我們在文學知識方面準備一下，選拔考試合格后，可以去蘇聯學習俄蘇文學。說實在的，我當時學習俄語已三年多了，從未有過什么奢望去蘇聯留學，居然得到了一個可以參與考試的機會，真是讓我感到太突然了；同時學習蘇聯文學，成就了我的文學志向，讓我感到無比興奮。在人民大學，我聽過蘇聯專家的俄羅斯文學課，它提綱挈領，簡明扼要，為我打下了一定的知識基礎。由于應試選拔考試不難，我的家庭成分關系又很簡單，所以我很快通過了政審，并被通知正式錄取了。1955年9月初，我們一幫十多個準備去讀研究生的學員，先去了北京俄語學院報到，10月中旬出發，去了蘇聯。到莫斯科下了火車，使館人員與留蘇老同學前來迎接，并當場宣布去向，我被分配到莫斯科大學研究生院俄羅斯語言文學系。由老同學陪同，很快我就被拉到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宿舍，安頓了下來。莫斯科非常冷，我到后不久，就和其他同學冒著大雪，去了紅場，參加了十月革命的紀念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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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您是在莫大語文系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教研室學習嗎？那時的莫大課堂是怎樣的？和中國留學生、蘇聯同學的交往是怎樣的？

錢中文：那時莫斯科大學分作兩部，人文科學部在城中心的馴馬場旁邊的老校址，馴馬場右面隔條馬路，就是克里姆林宮。老校址是個建筑群，外貌很有藝術風格，不過里面的設施、教室已很陳舊，有各個系辦公室、教研室，還有一個人文科學圖書館。研究生要聽哲學講座、俄羅斯與蘇聯文學的專題課，寫作副博士論文前要進行三大考試，即哲學、19世紀上半期與下半期的俄羅斯文學史，并先要寫出兩篇專題論文，其他課程測試合格即可。指導老師安排下來，時間上十分緊張。蘇聯的老師、同學對我們中國留學生都非常友善，教研室派了優秀的高年級研究生，常常與我們一起討論學習中遇到的難處，分享他們的經驗。我的導師是位蘇聯科學院通信院院士，18世紀、19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專家，要求我在一年半的時間內結束各種考試與專題論文寫作，吩咐我多讀文學作品，從中悟出自己的見解，形成學位論文的題目。在此期間，我們定期見面，進行交談、解疑。這樣，我真是沒日沒夜地閱讀俄羅斯文學作品，大約在一年之后，終于在果戈理的中篇小說與他同時代作家的同樣主題、人物的中篇小說里，悟到了一些意思：何以果戈理的作品獨領風騷、負有盛名，而其他作家的同類作品卻稍遜一籌。19世紀俄羅斯文學是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期，一時出現了那么多馳名世界的作家、那么多的優秀作品，令人驚異，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得到空前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羅斯的文化藝術又出現了一個高峰——白銀時期。文學、藝術是人的感性的心靈之花，它們培養人的高尚情操，給人以心情的愉悅，潛移默化地讓人更加深入理解生活與人的生存處境，閱讀俄羅斯作家的一些作品，會讓我潸然淚下。由于當時環境使然，我在俄羅斯與歐洲一些國家的古典音樂中，聽多了也聽出了一些味道，曾寫過一些音樂筆記，可惜后來丟失了。

我經常到莫斯科市中心去看各類戲劇、展覽，參觀藝術家、作家的故居、博物館，這是一種擴大文學知識的極好方式；還經常在教研室開完會后跑去高爾基大街的舊書店，能夠淘到一些珍貴的專業書籍。到了暑期，我會加入留學生自行組織的自行車隊到郊外游覽，也會參加學校組織的外地旅游，了解俄羅斯的生活、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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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1955—1957年應該是中蘇關系的蜜月期，您覺得1958年前后的留學生活有變化嗎？

錢中文：1958年前，我已完成了文學、哲學等三門考試，交出兩篇專題論文，一篇是關于果戈理與中國文學的文章，后發表于1959年列寧格勒蘇聯科學院分院的季刊《俄羅斯文學》上，另一篇是探討謝德林的《一個城市的歷史》中的“幻想”問題。因為我的學位論文的寫作題目、意圖比較明確，在教研室獲得通過后，初稿寫得還算順利。探討果戈理和其他作家相似的作品有什么異同，從現在的目光來看，就帶有比較文學研究的意思，當然，那時還是以果戈理的中篇小說的藝術思想特征為主。

1958年，國內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人民意氣風發、奮發爭先。“大躍進”的形勢極大地震動了我的思想。我也想參與進去，報效國家，可想到當時的狀態無疑只能作隔岸觀了；有時半夜醒來，想得我真是心痛，甚至淚干清晨。大使館也不斷吹風，要我們多去聽課，獲取更多方面的知識，趕快回去參加高校的教學工作。特別有影響的輿論是，國內在文化思想領域剛反完右，又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科技教育界提倡又紅又專，展開“拔白旗”運動。同時對科研、教育領域正在建立的學銜制進行了嚴厲的批判，黨報指出，學銜制就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要破除對資產階級文化制度的迷信。

在這種情況下，寫作學位論文是相當困難的，這使我在思想上實在矛盾得很。一方面我還是努力寫作，另一方面，我這樣寫下去，國內有人認為我在拼命復活資產階級法權了。在人民大學最初幾年，在每星期六下午雷打不動的生活檢討會上，都要自我暴露一星期里的思想動態，批判自己冒出來的個人主義思想苗頭，大家幫助批判，現在我卻在為獲得資產階級法權而努力，這實在難為我了。1958年冬，我的學位論文大部分已寫出，包括一個序文、第一和第二兩章(小部分已打印出來)，剩下的第三章也已開了頭。但是國內的建設熱潮空前高漲，我的心態就極為不安，是寫完論文進行答辯取得學位，還是提前回國，報效國家？這一問題一直縈繞于我的腦際，揮之不去。我在多次矛盾中漸漸傾向于后者。加上前一屆的兩位同學沒有寫完論文，就在“大躍進”的高潮中回到國內原校教書去了，這件事也影響了我。我停下了寫作，提出要將原有剩余時間用于多聽課程，趕上國內教學的多樣化，使館很快批準了我的申請。隨后，我向導師匯報、和蘇聯同學交談這一情況，他們都認為我讀了這么長時間，論文大部分已寫就，放棄是非常可惜的，還說蘇聯也曾經有過像中國現在的“大躍進”階段，那時什么都是“資產階級”，這是極“左”的形式；見到這種情況，我的導師勸我或是繼續完成論文，或是回國后寫完論文再來答辯。但是，我1959年秋天回到北京時，國內的學銜制批判已經偃旗息鼓，不怎么叫響了，同時沒有想到，比我低一屆的研究生同學卻延長了學年，后來都通過了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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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您回國后就直接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蘇聯文藝理論研究了嗎？

錢中文：我于1959年8月回國，9月我就和幾位年輕人一起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文學所(1977年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之后文學所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進入文學所后，所里的領導何其芳、蔡儀、葉水夫等先生召集我們開會，他們建議我們去文藝理論組并詢問我們的意見。何其芳所長希望我去理論組，因為理論組需要懂外文的人，當時蔡儀先生也同意，但我在蘇聯幾年比較熟悉的是俄羅斯文學和蘇聯文學，沒有系統學過文學理論，所以不敢貿然接受他們的提議。當時幾位學習過美學的同學去了理論組，我去了蘇聯東歐組，1961年我才轉入文藝理論組。在“文革”的前幾年，我拼命補充各種文學知識，即使困難時期，我也時常讀到深夜，有時路燈熄了，宿舍樓里的燈都滅了，又適逢朔日，屋里屋外一片漆黑，我都找不到自己的房間了，于是退到宿舍進口處，摸著宿舍門一個一個數過去，進到自己的房間，摸到自己床位，解衣就睡。雖然那時饑餓又困迫，但是精神上是充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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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在嚴峻的年代，您也并沒有停止對學術的追求？

錢中文：人的思想是復雜的，在我身上也是如此。“文革”前，我并不知道這種形勢會發展到什么時候結束。我想，我既然對理論發生了興趣，那么我得去鉆研文學理論本身的問題，我從批判中發覺，文學理論中問題很多，前景廣闊，而批判這、批判那絕非長久之計。我開始思考它們，作為練筆，于是在晚上寫作了另一種類型的學術文章。在那個嚴峻的年代，我寫了諸如關于文學“漫談靈感”、“創作想象”、典型細節描寫與典型化等文章，還寫了有關俄羅斯文學中的“多余的人”和“小人物”等文章，刊載在《文匯報》《光明日報》《新港》《文藝紅旗》等報刊上。我把批判文章的寫作，稱作“白天的寫作”，把探討文學自身的寫作，叫作“晚上的寫作”。那幾年我住在集體宿舍，每到晚飯之后，我就感到渾身來勁，我已屬于自己了，可以自我支配了，閱讀也好，寫作也好，勁頭真是十足！

當時，戈寶權先生受人民文學出版社之托，要主編出版一套普及外國文學知識的小叢書，每本五六萬字，邀我寫一部有關果戈理的書稿。我很快答應了他，這是我熟悉的論題，正愁無處發揮我的業務專長，于是在正式進入理論組之前，我夜以繼日地閱讀與寫作，花了三個月時間，寫出了《果戈理及其諷刺藝術》的書稿。戈先生驚奇于我交稿的快速，把我的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后，極“左”思潮的風吹得更緊了。我的這部書稿在出版社壓了18年，直到1980年才得以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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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20世紀60年代初，蔡儀先生帶領理論室同仁編《文學概論》，后來成為了改革開放后中國最重要的文學理論教材之一，您能談一談當時的情況嗎？

錢中文：60年代初，上級領導要求編撰兩本《文學概論》，作為高校的教科書。北方的一本由蔡儀先生擔任主編，南方的一本由葉以群先生擔任主編。我因當時還未正式進入理論組，所以沒有參加《文學概論》的工作。《文學概論》寫作組主要成員是文學所的理論組成員，并從各地高校調了一些老師參加，為了保證寫作時間，還給予特殊待遇，把他們集中到遠離塵囂的中央黨校(那時那里沒有什么建筑)進行寫作。蔡儀先生撰寫了提綱，在北京、天津兩地進行了討論。據說有的領導在會議上否定了先生的提綱，拿出了自己寫就的綱要，要大家按照指定的綱要來編寫，蔡儀先生只好照辦，花了幾年時間《文學概論》算是定下來了。“文革”中，蔡儀先生在“五七干校”廚房當了“火頭軍”，那時他已經65歲。直到1977年，在蔡儀先生繼續主持下，編寫組對《文學概論》書稿稍作修改，于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作為大學生的文科教材，一時影響極大。在改革開放的年代，理論界是眾神狂歡的年代，《文學概論》一書受到非議，特別是該書寫作所奉行的“認識論”、階級斗爭等基本觀點不斷受到批判。蔡儀先生在《文學概論》出版后，辭去了文藝理論室的工作，一心投入他的《新美學》的修訂中。8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讀者對《文學概論》的意見，希望蔡儀先生修改一下觀點，以適應當前形勢，重版《概論》。據我了解，蔡儀先生似很為難，他認為，《文學概論》的提綱原本不是他的，要是由他主寫的話，《概論》就不是這個樣子，現在不易更改，很可能會牽一發而動全身，不是小修小補所能奏效的，所以后來不了了之。有人評價蔡儀先生沒有創造出什么新的美學思想，這是一種偏見。蔡儀先生從20世紀40年代就出版了《新美學》，提出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研究美學，他的著作理論性強，一以貫之，自成體系，成為美學中的一個重要派別。他要求我們在寫文章時要提出新問題、新見解，不要同義反復。而且蔡儀先生生活十分樸素，寬厚待人，我和他雖在同一研究室，在觀點上并不統一，他知道我這個缺點，但從未要我跟隨他的觀點辦事，這顯示了一位老學者的執著的信念與寬容的學術風范，所以我對他的為人甚為尊敬。

二、艱途跋涉：百廢待興中開拓文藝理論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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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20世紀70年代末，大家剛從另一種生活走出來，百廢待興，您當時最想做的是什么呢？

錢中文：“文革”結束，首先需要重新認識了解我們所身處的現實生活，正確地理解建設國家的指導思想，積極參加撥亂反正，從生活的蒙昧狀態中走出來。要自覺地反思曾經左右過我們的那些方向性錯誤，進行剖析、批判，并了解其源起。其次，全力投入批判活動，也即理論的實踐活動，這是批判的，也是開始創新的、建設的活動。再次，由于我們的知識積累封閉已久，所以急需閱讀新東西，了解各種形態的人類知識、文學思潮，努力批判地吸收新知識。由于積郁多年，所以1978年我在《文學評論》《文藝論叢》《南開大學學報》等刊物上連續發表了五篇(其中一篇是合寫的)論文，其中大部分是批判極“左”文藝思想的。80年代初的幾年里，我在論文中都是探討當時的文藝理論中的迫切問題，如藝術真實、感情與思想的關系、人性共同形態、俄羅斯作家的文藝思想、別林斯基的文學觀、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理論等，我都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我欣喜于那時在這些問題上留下了自己的思想印痕。

那時，圍繞外國現代主義問題的爭論十分熱烈，現實主義在理論上備受非議，特別是外國現代主義作家對現實主義理論上的片面批評與否定，我覺得不以為然，世俗化得很，因此同他們在理論上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但是，我努力閱讀他們的作品，對他們不同派別的作品讀了多次，并且花了很長時間，把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創作原則進行了細致的比較，了解了它們的同異，保留了自己的意見與思考。現實主義作為思潮、流派可以被替代，但作為創作原則，現代主義無法取代現實主義，原是可以群峰并峙、各擅勝場的。現實主義文學并未取代浪漫主義文學，而現代主義也并未取代現實主義。

1985年春，我與同事去法國進行學術訪問，其間我們專門觀看了一些荒誕劇作的演出，感到非常震撼，不僅讓我感受到人的生存境遇的艱難，還讓我回憶起在過去日子里的種種荒誕場景。文學揭示人的生存的荒誕狀態，如果聯系到自己的實際經歷，那就會更加體會到荒誕的感染力了，而且還可以感知，可能自己所經歷的荒誕，比荒誕劇里的荒誕更荒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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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您的《文學原理——發展論》以及您和王春元先生合作主編的“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當時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些著作也是今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建所70周年發布的重要成果之一，您能談一談當年的情況嗎？

錢中文：20世紀80年代初，文藝理論室接到了一個國家重點研究課題，即要求我們撰寫一本《文學原理》式的高校教科書，參加的人員有四人：王春元、杜書瀛、何西來與我。當時我們認為，一是，如要寫作，那么我們的寫作資質如何？國內的《文學概論》有多少，我們了解它們嗎？它們的癥結在哪里？我們自己對于文學有什么新的想法、新的見解？要了解國內“文學概論”的基本狀態，這類著作已經很多，如果這類書已有一百部，我們的思想又沒有變化，照老思想、老辦法再寫一部，那無非就是寫第一百零一部，老調重彈，有必要寫嗎？二是，我們是否了解外國文論現狀，它們現在處于什么水平，它們的各自特征如何？60年代“反修”之后，外國的著作被認為“非資即修”，所以看不到外國著作，而中國學者當時急于想了解同時代的外國文藝理論，它們在探討什么問題，發展到了什么程度。摸不清中外文論的現狀，形成一個新的起點，那我們如何寫作？于是我提議，要尋找一批有名的外國文論、美學著作，翻譯出來，組成“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將來作為《文學原理》的附加項目，以擴大我們的知識視野和理論基礎。大家自然贊成這一提議，同時也要各自去了解國內國外的《文學概論》種種著作。之后，我奔走于北京各大圖書館查找，很快找到了當時幾部外國文藝理論書籍，如美國韋勒克與沃倫的《文學理論》(1977年版，首版為20世紀40年代)、蘇聯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1978年版)、荷蘭佛克馬與易布思的《20世紀文學理論》(1977年版)和美國、英國、法國文學家的三種文論等，請了一批專家譯者，將它們翻譯出來，于1984到1992年間由三聯書店出版了14種譯著。這可以算是80年代首批譯出的外國文學理論著作的一部分，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所以很受同行的歡迎。

《文學原理》寫作小組成員在討論構思時，發現對于一些問題意見并不一致，看來很難寫成一本有統一的文學觀念、觀點上一以貫之的《文學原理》。幾經商議，后來一致決定，分成幾個部分來寫，即“作品論”“創作論”“欣賞論”“批評論”“發展論”五編，論述在總體思想上盡力保持一致，但求同存異，各自創新，這倒不失為一種文藝理論新的構成方式。于是大家各自選擇自己意屬的一編或兩編，我則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了《文學原理——發展論》一編。我明白，這一編涉及的老問題多，如何出新是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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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帥：回首20世紀八九十年代，您提出了一些引領文藝理論界的概念，如“審美反映論”“審美意識形態論”等，您當時提出這些概念的初衷是什么？

錢中文：我寫《文學原理——發展論》(以下簡稱《發展論》)，其實很難回避文學的本質問題，文學到底是什么，要給出一個大體上能為大家接受的界定。那時的文藝理論研究者實際上都在探討這個問題，或是部分地觸及這一問題。特別是西方的各種文藝思潮涌入我國后，有關文學的各種解釋，真是百花齊放、琳瑯滿目、紛然雜陳。比如，有“感情論”“文學是人學”“認識論”“主體論”“表現論”“象征論”的文學觀；有“系統論”“符號論”“信息論”的文學觀；有“形式論”“修辭論”“無意識論”的文學觀；有“結構主義”“解構主義”“文學語言論”“生產論”等各種文學觀。我認為，這些觀念都有一面的道理，它們是在文學本質特征的某一個方面生發出來的，我對它們進行過反復比較，覺得還是從馬克思主義觀念出發，最能從總體上把握文學的本質。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構是讓人信服的，但是長期以來被庸俗化和簡單化了，文學觀念需要修正并重新進行闡釋。

1982年，我在《文學評論》第6期上發表過《論人性共同形態描寫以及評價問題》一文，在文中提出一個觀點，即“文藝是一種具有審美特征的意識形態”。我以為過去把文學作為一種純“意識形態”來駕馭，結果在實踐中產生了不少問題，這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在1984年評述蘇聯文學理論的文章中，我正式提出文學創作過程是“審美反映”，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評述了“意識形態本性論”，認為這種視“文學藝術是認識生活的一種形式”的觀點，是忽視文學藝術審美特性的文學觀。在對文學發展論的不斷思考中，我慢慢地形成了幾個核心觀念。1984年，我寫了一篇題為《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是最豐富的——論審美反映的創造性本質》的長文，1986年在《文藝理論研究》上發表。在文章里，我對哲學認識論以及反映論進行了新的評述，同時也批評了對反映論的新庸俗化現象。我提出了適合于文學創造的“審美反映說”，建議用審美反映替代我們平時慣用的反映論。其實在使用“審美反映”一詞時，我也有過很多猶豫，因為當時也有很多的詞匯可以來表現或替換，例如“情感”“創造”“表現”“主體”“心理”“象征”“原型”等等，但我感覺審美反映對于以語言審美結構為其形式特征的審美創造更為貼切。這篇文章主要探討的是創作主體在審美反映過程中的主導性作用，它的審美創造性的本質，也就是審美反映論的創造性本質。這篇文章的刊出，雖有一點周折，但我把它視為建立了我學術個性的文章，比較珍愛。

1987年，我在《文藝研究》上發表了《論文學觀念的系統性特征》，1988年發表了長文《論文學形式的生成》，共同探討文學的本質觀——“審美意識形態”，這是“審美反映”的自然引發與延伸，《發展論》的主脈確立了。我企圖照歌德發生學的基本觀點出發，初步尋蹤原始思維、神話思維的審美特性，通過語言的創造與變化，“審美意識”的不斷分化與歷史生成，演變為獨特的多種混合型的審美形式，包括話語結構的審美形式在內。隨后，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話語結構的審美形式歷史的演化與生成，形成了我們現代意義上的審美意識形態，表現了文學觀念自身形成的歷史感。

“審美反映”與“審美意識形態”這兩個核心概念一經形成，《發展論》的寫作就有了主線，諸多問題有了內在聯系，開合有序，寫作起來也起迄自如。其后，這兩個主要觀念在文藝理論界不脛而走，廣泛使用。當然，像“審美反映說”，在1984年同行的著述中已出現了，使用它們，或是肯定它們，不過是大家在文學觀念方面長久思考后的一種歷史共識，是共同的創造。至于對《發展論》里一些派生的次要觀念層中的種種問題，這里就不加評述了。新世紀開始幾年，這些主要的文學理論觀念，受到幾位教授的運動式的嚴厲批判，其勢洶洶，規模之大如同1986—1987年間對“文學主體性”的大批判一般。

文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論》強調了文學發展和民族文化之間存在的血肉關系。民族文化在形成當中有它自身的結構，也有自身的思維特征和價值系統，在這些元素的促成下形成民族文化精神，而正是民族文化精神，有形無形地制約著民族文學的發展。所以，我以為文學既要探討自身的特點，也要和其他的文化部分理順種種關系，這些都是辯證統一的。在《發展論》中，我還討論了文學與審美文化、非審美文化之間的關系，以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文學必須依靠廣闊的文化背景來進行研究，也就是文學的文化詩學的研究，在多種關系的聯結中，確定其本質方面。現在一些學者反對探討文學的本質問題，一定程度上，這與過去唯本質論相關，不管事物形態的豐富與多彩，而只有一個赤裸裸的本質。但反本質論又把事物碎片化了，語言能指被過度戲弄并膨脹了。

文學現象是比較復雜的，這與論者所持的觀念相關，其中特別是社會、哲學、政治、文化傳統思想，起到綜合影響的效果，有的是公開的，有的隱蔽得很，所以文學觀念也會是多樣化的，不可定于一說。

三、守正創新：推動中西方文論的交往與對話

Q

李一帥：有的學者認為，您在我國當代文學理論、美學的本土化、現代性，在“中外文論的交往對話”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獨到的見解；您1995年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文學論”，影響很大，一出來就被外國的比較文學刊物(1996年)所介紹。2001年廈門大學就主辦過以“新理性精神”為主題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一方面受到理論的根源性質疑與追問，同時又受到學者們相當普遍的認可；2002年第2期《東南學術》辟有“文學研究與新理性精神”專欄討論；2003年第4期《學術月刊》在“錢中文的文學理論”欄目下，發了一組討論“新理性精神”理論構建的專論；同年《學術月刊》等刊物又把“新理性精神”的討論，評為該年度的十大理論熱點之一。您這時期的理論構建十分豐富，思想與內涵可否再與讀者分享一下？

錢中文：改革開放一開始，學界普遍認為我國的文學理論十分滯后，強烈要求理論的現代化，跟上形勢的需求。那時大家普遍看向外國，急著想了解外國文學理論的發展與它的最新狀態，所以都忙著介紹翻譯各種外國文論，發現一百多年來，外國文論豐富多樣，思潮起伏，新說不斷。有的學者拿過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強調外國文論的普適性，主張搬過來就用，至于合適不合適，等實踐過了再說。外國文藝思想被大量介紹到我國，比如文學觀念方面，如前所說，什么說法都有。介紹者往往介紹什么觀點，就主張什么觀點，這樣一些學者就被形形色色的外國文學觀念所介紹了。

關于“拿來主義”現在是否可以這樣來理解，首先我們自己對于需要拿來的東西，要去掉心理上的盲目性、自卑心，了解它們是不同國家特定文化的不同時代的產物；必須持有以我為主的立場，進行比較、鑒別，衡量它們具有何等分量的普適性，看看它們是否有利于我國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的需求而進行取舍。文學理論建設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要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進行，不承認傳統，那不過是鏡花水月、無根之木。我們文學理論的傳統，有文化含蘊深厚的古代文論傳統、現代文論傳統(包括了馬克思主義文論傳統)、外國文論傳統。現代文論、古代文論傳統則是建設新的文論的最為堅實的材料，是最為本土化的基礎部分。馬克思主義文化思想始終貫穿其中，形成一個具有崇高人文品格的、高屋建瓴的立足點，方致在理論上能夠顯出宏闊的視野、融匯古今的魄力，形成本土化的理論，凸顯本土化的風格。

和本土化相對應的，有一個文化全球化與一體化問題。全球化流行一個階段后，有些學者提出文化、文學的全球化與一體化問題，這里指的全球化與一體化實際上說的是向西靠攏的問題，這就無視本土化了。但是，物質文化做到全球化與一體化，部分是可能的，但又是不可能的。至于精神文化，有些具有普遍價值的東西，可以相互接受而融合在一起，但它們受到不同地域、各種民族特性、不同政治利益集團、宗教團體、民族文學語言風格的制約，把它們一體化是不可能的(具體可參見拙文《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

Q

李一帥：您是最早提出“中國古代文藝理論的現代轉換”問題的學者之一，當時您的感受是怎樣的？

錢中文：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古代文論研究逐步展現了它的豐富多彩、詩化獨創的深厚內涵，出現了好些內容厚實、見解獨到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與理論史，同時，有的老學者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古代文論如何轉向現代的問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90年代，大家更加感到這一問題的迫切性，需要繼續深入古代文論的研究，但要建設新的文論，必須融通古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在1996年接任《文學評論》主編的時候，提出了這一問題，并組織了一次全國性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化)”的學術研討會，邀請古代文論專家與當代文論專家共同切磋，會后出了論文集。這次討論引發了不同意見，反響強烈，在《文學評論》上開辟專欄，爭論了幾年之久，連季羨林老先生也興致勃勃地參與了。我提倡“轉換(化)”問題，并不是主張用一套當代的文學新名詞，特別是剛剛搬過來的西方文論術語，套用于古代文論研究。不是搞古代文論研究所謂“現代化”，使之簡單化、庸俗化，而是要開掘古代文論中那些屬于現代的、未來的東西及其獨創的精神，融入當代文論之中，建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形態。這是十分艱巨的，但又是新文化建設的必由之路。其實，我國幾代學者在“轉換(化)”方面的著作、創見甚多，盡顯我國古代文論的深厚的內涵與風采，增強了我們的文化自信、理論自信。

Q

李一帥：您在不久之后，寫就了《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的長文，這篇文章和文學理論的本土化思想關系密切，可以這樣理解嗎？

錢中文：可以這么說，“現代性”問題和“轉換(化)”是密切聯系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文化理論與文學理論中“現代性”問題談得很多，但我覺得不少文章探討“現代性”主要在探討外國文化、外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我知道，它們的鋒芒都指向我們的當代，但談起來似乎不著邊際，與我國文化、文論建設的關系比較疏遠，往往以為只要把外國的東西移植過來，我國的文化、文論就有現代性了。“現代性”看似是一個中性術語，但在文化建設中具有強烈的傾向性、指導性意義。不同國家文化、文論所要求的“現代性”是不一樣的，所以對于“現代性”所作的闡述，其內涵也并不相同。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傳統、文化發展方向明顯是不同的，如果我們忽視這種差異，移植西方某一學派或某一名家的有關“現代性”觀念，當成我們的一種指導性的思想，那正是“西方中心論”影響的結果，與我們新文化的現代化需求南轅北轍了。另一種西方觀點，說是現代性已告“終結”，現在是“后現代”了，這其實也正是“西方中心論”的一種變體。我們在新文化建設中，還是應以適合現實生活發展趨向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現代性為指導。1990年代末，我寫作《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一文，對“現代性”作了歷史的、辯證的簡要闡釋。我從中國文學文論的現狀出發，探討了“現代性”要求于當代文學理論的是自主性與科學化的問題；理論自覺問題；是當今創作、理論中的審美意識的激變與理論滯后表現；是哲學觀念的多樣性與文學觀念的主導和多樣化關系；是古代文論傳統、本土化問題；是文學理論與人文精神問題；是亦此亦彼與非此即彼的方法論問題等。這樣，問題的探討即使不盡完善，但使得“文學理論現代性”顯得具體化、中國化、本土化了，可以觸摸得到。該文刊出后，受到一些同行的好評，認為這是中國式的文學理論現代性闡釋。

Q

李一帥：20世紀90年代中期，您是最早提出“中外文藝理論交往對話”觀念的學者之一，請問您怎么看待文藝理論的中西方交流？

錢中文：新的文論的建設，需要通過中外文論的交往與對話，這也是必由之路。中外文藝理論交往對話其實早就存在，只不過那時一種“跟著說”的傾向相當嚴重。隨后，這種情況有所轉變，出現了“接著說”的現象，外國學者提什么問題，我國一些學者不僅能夠跟著說，也能接下去討論問題，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是，理想的情況應是平等的、在同一水平線上的“對著說”。對著說不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而是在相互接近、理解的基礎上，把握自我，進入他者，對討論的問題有所深入、有所豐富、有所增值、有所出新，各自互補，相互形成新的思想，這是對話的更高境界了。

有的學者提出了西方文論的一個重大缺陷，即“強制闡釋論”，這一觀點，切中西方文論的弊端。那種文學理論、批評，不從文學文本出發，而從既定的概念來演繹概念的理論，結果文學文本僅僅成了預定理論的佐證，文學自身消失了。理論與實際本末倒置，既不符合文學創作，也不符合生活實踐，本身也明顯脆弱。我們不能依附西方流行的觀點，去引領我國文藝理論潮流。我們需要強化文論建設的本土意識，需要大力開發民族的、本土的資源，同時又不失國際性的視野。中外文藝理論需要交往、交流、對話、融通，但不要成為語言能指的狂歡，成為一種無目的的理論狂歡。

文藝理論上的分歧與爭論，這是一種常態，沒有分歧也就難以發生對話，沒有對話理論就會停滯。文藝理論陷入獨斷是不可能有未來的，獨斷的文藝理論不代表著真理，一味地認為自己的理論全部正確而否定別人的理論，不能構建一個包容他人的學術的共同體，對文藝理論的發展也缺乏補益。我后期的著述，不斷強調中外文學理論的交往與對話，就是希望通過不同國家的文藝理論、批評的交往，在平等的對話中，達到理論批評的變化，促進對他者文論的理解，使當代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不斷出新。

Q

李一帥：您主編的《巴赫金全集》影響非常之大，我國學者研究巴赫金的專著就有好多種，能不能談一談您與巴赫金研究的緣起？

錢中文：1983年初，錢鍾書先生籌備召開第一屆中美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中方與美方各出十人。錢先生已見到哈佛大學唐納德?方格爾教授寄來的報告，是一篇有關蘇聯著名思想家、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文章。錢先生說，我們也有懂得俄語的學者，也可以寫篇關于巴赫金的文章。于是在1983年3月初，他讓人找到我，傳達他的意思：一是邀我參加這次會議；二是讓我撰寫一篇關于巴赫金相關研究的文章，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三是4月底交稿。文章寫好之后，我把稿子送給錢先生并在后面附了一封信，感激先生在殘酷的歲月當中，充滿溫情地對待我。很快我就收到了錢先生的回信，他引用了兩句杜詩：“丈夫聲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杜甫《赤霄行》原詩中“聲名”為“垂名”），先生還寫道：“上一句是我們對你的期望，下一句是我們對自己的鞭策，請不要有記憶包袱”。先生再一次給了我鼓勵。

在我國，對巴赫金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要我在兩個月之內寫出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文章，工作相當艱巨。在圖書館里，我找到的巴赫金著作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一部論文集《文學美學問題》。有關巴赫金本人與研究方面的文章，當時僅有1982年發表在《世界文學》上的由夏仲翼先生翻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一章的譯文，以及同為夏先生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和小說復調結構問題》。我用一個月的時間緊張地閱讀、反復地翻看了兩書后，決定以《復調小說及其理論問題》為題，撰寫一篇文章，主要闡述復調小說理論的獨創性以及對未來文學產生的影響。文章寫完后，我交給錢鍾書先生，先生認為我的文章寫得很下功夫，但是缺乏“比較文學”方面的“比較”。他說的完全正確，但對于我來說，在沒有什么參考資料的前提下，把巴赫金的理論梳理出一個問題來已經不太容易。沒有想到的是，參加此次會議的美國哈佛大學斯拉夫語文系的唐納德?方格爾教授提供的論文，和我的論文主題十分相近，也是探討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的文章，其中還介紹了巴赫金的一些傳記材料。參加會議的學者，特別是有的中國學者，極想讓我們兩人在會上“比較”起來，看看雙方不同的見解、水平，恐怕錢鍾書先生讓我撰寫論文的意思也在這里，但雙方也只是相互作了些補充。方格爾教授在會后還提供給我一份西方對巴赫金的研究的文獻目錄，當時我才知道，西方對巴赫金的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就已經開始，截至1983年已經出版了很多種研究著作，發表了一百二十多篇研究文章，而我國對巴赫金其人和他豐富的學說還相當陌生。這次會議上，王佐良教授說到，他在80年代初出國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總是聽到外國學者談巴赫金、巴赫金的，但不清楚巴赫金到底做的是什么研究，他的文字竟被許多國家學者所征用。這次中美比較文學研討會讓中國學者初步了解了巴赫金的學術權威性及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實際上，錢鍾書先生就西方對巴赫金研究的廣泛性早已了然于心。

通過中美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西方人知道了中國學者也正在研究巴赫金的著作。1983年10月，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邀請我去參加有關文學理論的國際研討會，但我因來不及撰寫論文，未能去成。1984年初，美國巴赫金研究學者霍奎斯特夫婦來到北京，邀我一見，我們在建國門外的建國飯店見了面。他們與我談了不少西方研究巴赫金的情況，他們夫婦在列寧格勒待了好幾年，各處收集資料，寫成了《米哈伊爾?巴赫金》評傳的書稿，告訴我該書將在1984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后曾得到朋友的贈予，有學者將其譯成中文，于1992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因寫作《文學原理——發展論》的工作，難以分心去做巴赫金的專題研究，只能做些零星的探討。1987年，外國文學所的《外國文學評論》創刊，刊出了我寫的《“復調小說”：主人公與作者》一文，隨后引起了一些爭論，我參與了爭論，提出了研究中的“誤解”與“誤差”問題。1988年，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譯本出版，此書是巴赫金著作的重心部分，中譯本的影響很大，是“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之一。之后很快出現了署名巴赫金但有爭議的著作《弗洛伊德主義批判》《文藝學中形式方法》和《巴赫金文論選》，同時伴隨幾篇博士學位論文的通過，可以說國內開始掀起了“巴赫金熱”。

Q

李一帥：第一屆中美國際比較文學研討會為您研究巴赫金打下了基礎，那又是從什么時候起您開始著手主編《巴赫金全集》的呢？

錢中文：1990年代上半期，我聞得俄羅斯準備出版《巴赫金文集》。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副總編王鴻雁女士與河北省社科院的盧小合先生找到我商議出版巴赫金的全集。我很快答應了這件事，邀請了白春仁教授、盧小合教授等，分頭努力收集散刊于俄羅斯各種報刊雜志上的巴赫金論著，有的朋友聞訊還將手頭保存的巴赫金的原著、評論巴赫金的有關文章復印后紛紛見贈，由我與白春仁教授組織翻譯。同年，我很快聯系上了巴赫金文化遺產繼承人鮑恰羅夫教授，他與柯仁諾夫（巴赫金文化遺產的另一繼承人）一起，把《巴赫金文集》著作翻譯成中文的版權無償地、無條件地贈予了我。

1996年，俄羅斯學者籌備了多年的《巴赫金文集》七卷本開始在莫斯科出版，最先問世的是第五卷(次年年初，鮑恰羅夫將《巴赫金文集》的第五卷贈予了我)。該卷扉頁之后有個編輯說明，將文集定位為科學版文集，作品按發表時序編排，各卷自有主題；編者對各卷文本做過精心的考訂，并附有研究性的、詳盡的注釋。七卷本的最后一卷為“巴赫金小組”著作。中譯文各卷的安排，次序雖有不同，但大體上與俄語本的排列相對應。1997年，我與白春仁教授分頭統校了全部譯文，統一了中譯稿本里一些容易引起分歧的譯名，由我撰寫了長序，較為全面地介紹、評述了巴赫金的哲學、詩學思想，于1998年出版了六卷本中譯本《巴赫金全集》。巴赫金的著作很受讀者歡迎，我們后來找到巴赫金的俄國文學史與外國文學講座筆記等(由他人記錄)，編成一卷，并于2009年出版了中譯本《巴赫金全集》七卷本。

2012年，俄羅斯版的《巴赫金文集》六卷七冊出版齊全，前后歷時17年，加上最早問世的第五卷的準備與編輯時間，大約有二十來年。原計劃中有關拉伯雷研究的第六卷擴展為一、二兩冊，而經過時間的磨合與汰洗，最終還是將原計劃中的第七卷——“巴赫金小組”著作從《巴赫金文集》中撤了下來，變成六卷七冊。其一，是因為明擺著有個版權問題，這是難以逾越的坎；其二，因為沒有任何實證材料可以證明，哪些著作不是署名作者所寫，修改著作的原有署名是誰，都是沒有法律根據的；其三，反之，也沒有任何具體的實證材料可以證明這些著作出自巴赫金之手，這方面肯定性的旁證雖然不少，但需要的是實證材料，口說無憑，所以終究難有定論。鮑恰羅夫明確地提出“證據說”這一觀點，讓人感到無懈可擊而令人折服。他說：“即便是巴赫金本人提供的出自他的親口的申明，也不足以解決問題。”“雖然相關的見證不少，但它們不足以成為證據。”這樣，作者與著作權問題的解決終于塵埃落定，將“巴赫金小組”著作即“有爭議的文本”移出了《巴赫金文集》。當然，這不是說，這些論著與巴赫金就無關了。這是對巴赫金的著作進行了規范化的處理，明確了巴赫金著作的文本范圍，這正是國際巴赫金研究界所期待的。原中譯本《巴赫金全集》七卷本，已做好新的修訂、校改。全集更名為《巴赫金文集》，移出了幾部非巴赫金的著作和論文，全書為六卷集；增添了有關長篇小說的幾篇長文和大量討論各種理論問題的筆記，校訂補遺，等等。

《巴赫金文集》在我國的出版，活躍了我國的學術研究，它們寫于蘇聯時期，但沒有教條氣息。我國讀者對巴赫金的理論感到親切，在于它們提出哲學、詩學中的許多新問題，極有啟迪作用，有益于我國文學理論拓展理論思維。就我所知，國際性的巴赫金研討會在我國已舉辦過五次，到會的有不少是研究巴赫金的外國名家。特別是2014年在南京召開的國際研討會，還專門出版了一套“跨文化視界中的巴赫金叢書”，叢書收有《中國學者論巴赫金》《俄羅斯學者論巴赫金》《歐美學者論巴赫金》《對話中的巴赫金：訪談與筆談》等，共五冊。這種包容差異、和而不同、美美與共的氣魄，在國外的巴赫金研究界是不易做到的。但是更突出的成績表現在我國學者對巴赫金的研究方面。巴赫金理論的多樣與新穎，激發了中國學者研究、創作的熱情。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就我所知，出版的有關巴赫金學說的論著已有二十來種，其中大部分是博士學位論文，也有一些老學者的論著。它們探討對話、復調、狂歡、文本分析、哲學、詩學、語言哲學、時空與時空體、人的存在、宗教等等，差不多涉及巴赫金學說的各個方面，其中不乏優秀的著作。至于有關巴赫金的論文研究，已不計其數，難以統計了。巴赫金學說的研究，豐富、活躍了我國當代的文學理論與批評。

Q

李一帥：《巴赫金全集》不僅將中國文藝理論研究推向國際學術前沿，更是促進了中外文藝理論的交流。不斷加強中外文藝理論的交流與對話，這是不是也是您創辦“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的原因之一？

錢中文：20世紀80年代開了一些文藝理論的研討會，如1985年的全國文學理論研究方法論研討會，1986年的全國文學觀念學術討論會，1988年的全國文論、文化研討會，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術研討會難辦了。直到1992年10月，我們聯合了17所高校和省級研究所共同發起的“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術研討會”在河南大學舉辦。中外文藝理論學界的大部分研究者都經歷過十多年的各種運動，或長或短、或多或少對大家的心理都產生了消極影響。運動過后，大家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平靜的、平和的、平等的討論問題的學術環境，不希望總在運動中進行文藝理論的爭論與批判。在那次會上，學者們回顧了改革開放十多年來文藝理論巨大的研究成績，不少優秀的外國文論被翻譯成中文，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激活了研究者的思路；同時我國古代和當代的文藝理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學者提出了有影響力的文學理論觀念，細究它們，并非舶來之物，而是本土化的理論；同時對今后的研究前景進行展望。正是在這次會上，學者們提出文藝理論界希望建立一個常態性的學術研討的平臺，這就是成立“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的緣起，也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提出了要在文藝理論研究當中提倡主導、多樣、鑒別、創新的原則，既立足于中國文藝理論的本土化，又堅持宏放的、開放的立場。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于1994年成立了。學會每年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組織大家討論最前沿的理論問題，使得不少中青年學者有了一個展示學術風采的舞臺。學會的工作也得到很多高校、研究所的學者們的大力支持，會風良好。季羨林、鐘敬文、汝信、徐中玉、蔣孔陽、袁可嘉等先生針對學會進行了指導；學會還和一些國家的文藝理論家建立了多樣聯系，每年都有論文集出版。

錢中文先生捐贈著作給母校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語文系

Q

李一帥：您認為今后的文藝理論發展的趨勢會是怎樣的？

錢中文：20世紀90年代，后現代文化思潮的大力引進，使得我們原有的文藝理論態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后現代文藝理論派別眾多，提出了文學、文學理論的擴容，文學的死亡，抹平理論深度，把不確定性絕對化，是絕對的反本質主義，宏大敘事受到懷疑而有過消退的情狀，而微小敘事不求達到深思熟慮和哲理化的高度，顯示出了平面化、碎片化的特點。但在另一方面，這些思潮在某些方面讓文藝理論得到了擴容，擴大了我們的知識面，擴容既是常識的破壞，也是一種理論的激活，顯示出文藝理論的多元化、多樣性、生生不息的特征。隨著科技的進步，如今網絡文藝、影視等不僅在擴容，而且在擴界，跨文化的界，這將是無限的問題域，有著一片燦爛的前景。

要承認，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的文藝理論建設，是一個綿延不斷的過程，是不斷豐富的過程，是不斷顯示新形態的過程。文藝理論不僅需要提供新知識，也需要提供新的思想。我們需要揭示新思想的歷史生成的辯證過程，以及在歷史傳統影響下而賦予的理論創新特征。學術永遠是回應時代的，需要學理的原創性聲音。我們期待也一直期待著，能夠不斷產生具有中國特色的文藝理論新形態，豐富與繁榮我國社會主義新文化。

訪后跋語

2022年春天，錢老師告訴我，他希望把自己的著作捐給母校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語文系，在此之前，錢老師還把大部分著作和藏書捐給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圖書館。

錢老師對俄羅斯文學、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我在讀博士期間曾有幸公派到莫斯科大學哲學系讀書，和錢老師聊起莫斯科大學的宿舍、禮堂、甚至通往列寧山瞭望臺的小路時，雖經過了半個多世紀，但他依然記憶猶新。因去年全球疫情的關系，我并不確定是否能夠順利將書寄到莫斯科大學，于是我事先給莫斯科大學語文系19世紀俄羅斯文學教研室的學術秘書安妮塔?巴加耶娃發了郵件，很快得到了她的回復。她在信中說：“錢中文教授還能記得莫斯科大學和語文系，我們都深受感動。我們的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爾?卡塔耶夫要求我向錢中文教授轉達最誠摯的謝意和深切的敬意！”雖然有俄烏戰爭、疫情、快遞航運班次減少等因素的影響，但錢老師的著作終于在2022年9月落地莫斯科，放置在莫斯科大學語文系，面對著掛在墻上的果戈理畫像的凝視，那里正是錢老師揮灑青春、研究起航的地方。

如今，91歲的錢老師仍然關心著同輩與后輩學者，雖然近兩年經歷了一些病痛，但他依然堅持工作，思維非常敏捷，有時連我這個年輕人都自愧不如。當錢老師把幾十年的滄桑經歷和學術體悟化繁為簡地凝結成思想的精華敘述給我們時，我想這就是最珍貴的“傳家寶”。

（采訪人：李一帥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文藝理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