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黃學派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影響最大的學術流派之一，其開山宗主章太炎，被譽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黃侃則為章氏大弟子，并最得其師推崇，被賜名為“天王”；而范文瀾在北大求學時，追蹤黃侃，誦習師說，被認為頗堪傳授“衣缽”。章太炎、黃侃、范文瀾三代嫡傳的國學大師，在20世紀初，曾前赴后繼，共講《文心》，協力“雕龍”，不僅成就了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而且直接促成了現代“龍學”的誕生。

章太炎在日本東京講授《文心雕龍》

1903年，章太炎因《蘇報》案被捕，1906年出獄后，即東適日本，在東京主《民報》筆政，并開辦“國學講習會”，為青年講學，受業者達數百人。在章氏1908年開始的有系統、多序列的講學活動中，就有《文心雕龍》的專門講授。錢玄同1909年3月和4月日記，記載了章氏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的大致情況，并說明講授地點就在《民報》社章氏寓所，黃侃也曾參與聽講。進入21世紀，又發現塵埋于上海圖書館的章門弟子記錄章氏講授《文心雕龍》稿本兩種，其中還附有一張教學進度表，注明講授的次第、篇目和日期，每周一次，五周而畢其事。

章太炎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拉開了現代“龍學”的序幕，意義非凡。首先，章氏旅日期間，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致力于傳統學術的現代改造。所辦“國學講習會”，亦發布《章程》，將科目分為預科、本科；預科講文法、作文、歷史，本科講文史學、制度學、宋明理學、內典學。這與早期北大文科的體制和科目頗相近，已具有現代學制的特點。其次，章氏選擇講授《文心雕龍》，也有因應時代需求的因素。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逐漸頻繁，受西方思潮的影響，國內學界客觀精神大行，科學主義日盛，成體系的要求開始抬頭。于是，《文心雕龍》特受青睞，成為傳統與現代聯結的橋梁。因為人們發現這部書具有客觀理性精神，重標準模式，有規模體系，即使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標準來衡量也毫不遜色。這就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高度重視，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章太炎。再次，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的具體內容，亦頗有契合時代潮流和現代精神之處。如認為“《宗經》一篇，殆彥和救弊之言歟”，強調文學要關注時代，發揮針砭現實的作用。而解釋《辨騷》“楚人之多才乎”，則與梁啟超、王國維、劉師培等人一樣，從文學與地理的關系入手，頗顯時代風尚。至于講解《諸子》時所言，“《論語》《孝經》，亦子書之類也。后人尊孔過甚，乃妄入經類”，則洋溢著對傳統經學的反叛意識，深契現代精神。

清儒不喜聚徒講學，章氏在日本的講學活動，無疑具有開風氣的意義。而其所講《文心雕龍》，雖然尚有可待完善、提升之處，但畢竟促進了傳統“龍學”的現代轉換，使現代“龍學”雛形初現。

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

1914年，黃侃受聘擔任北大教授，并在校講授《文心雕龍》，名聲大震，以致他在課堂吟誦的聲音，被學生稱為“黃調”并模仿，晚上響徹校園。聽他講《文心雕龍》的學生，除了國文系的，還有哲學系的；除了文科的，還有法科的；甚至還有只在家看其講義，而成為私淑弟子，最終走上治學之路的。黃侃在北大執教時間一共五年，若以講授《文心雕龍》為線索，以北大文科課程體系改革為界限，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1914—1916年）主要在“詞章學”課堂上，以《文心雕龍》為詮釋文本，主講《神思》以下創作論部分，并編撰二十余篇《文心雕龍札記》作為授課講義；后期（1917—1919年）主要在“中國文學概論”課堂上，主講“文之樞紐”的總論部分，同樣撰寫了相關篇目的《札記》作為講義。

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既繼承了太炎師的某些傳統，又有明顯的發展提升。繼承方面，黃侃明顯效法太炎師講解文本時采用的總評、解句加簡單校注的方法，編寫其授課講義《札記》，且保持其師校注簡潔，不做煩瑣考證的風格。發展方面，首先針對其師的泛文學觀，提出“文辭封略，本可弛張”的觀點，即推而廣之，則文無所不包，不限于文飾、句讀與否；縮小而言，有句讀者皆為文，不論文飾與否；至于文章，則尚韻語偶詞、修飾潤色、敷文摛采，故阮元所言，“良有不可廢者”。這就將其師的泛文學觀和阮元的純文學觀綜合起來，宏通圓潤，可以解釋各種層次的“文”。不過，在黃侃看來，《文心雕龍》所論，重在有韻文飾之文，所謂“彥和泛論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專有所屬，非泛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經傳諸子”（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這正符合了20世紀初文學獨立和專門化的潮流。

與此觀點相一致，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的重點，也放在下篇“剖情析采”的創作論部分。他認為《文心雕龍》下篇特別重要，而且必須詳加疏解，才能領悟其中的精妙奧義；其“手自編校”的《札記》，也只收錄《神思》以下創作論二十篇。作為當時的聽課者，范文瀾在其《文心雕龍講疏·自序》中說：“曩歲游京師，從蘄州黃季剛先生治詞章之學。黃先生授以《文心雕龍札記》二十余篇，精義妙旨，啟發無遺。”后期在“中國文學概論”的課目下，黃侃又主要講授了《文心雕龍》上篇“文之樞紐”的總論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文學概論”是北大文科課程體系改革時，從日本引入的西洋化的課程名目，當時的文學門還是首次開設這門新課。黃侃嘗試在一門新潮的“舶來”課程中，講授傳統詩文評的經典之作，致力找到兩者的契合點和共通處，并出色地完成了教學任務，為現代“龍學”的創建立下了汗馬功勞。

范文瀾在天津北京講授《文心雕龍》

1922年，范文瀾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受其師黃侃的影響，范文瀾在南開開設的課程“文論名著”中，主要講授《文心雕龍》，課本為其所著《文心雕龍講疏》。《講疏》是范文瀾第一部學術著作，其中充滿了黃侃《札記》的痕跡，兩者之間的繼承性一目了然。該書不僅體例上以“黃札”為準，內容上也“于黃氏之說，唯恐或遺”。他對“黃札”的大量引用，一方面說明其“龍學”研究淵源有自，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老師的充分尊重。除了繼承性，《講疏》對《札記》的發展也有目共睹。范文瀾明確說：“《文心》五十篇，而先生授我者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文心雕龍講疏·自序》）他要在傳承師說的基礎上，補足“黃札”缺略的另一半內容，并在文體上將“札記”推進為“講疏”。“五四”前后，學者常以“講疏”的形式，闡釋古代學術經典的微言大義，以滿足時代的需要，這是古典新義背景下的一個潮流。范氏在書中常常聯系現實，既放眼世界又關注當下，使這部古典講疏之作，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色。

1927年底，范文瀾回到母校北大任教，并在輔仁大學等校兼課。在北大“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課上，他接續講授《文心雕龍》。在北京諸高校講授《文心雕龍》的同時，范文瀾也開始在《講疏》的基礎上，為《文心雕龍》另作新注。1929—1931年，文化學社出版了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在文化學社本出版之后，范氏又對其進行修訂，1936年開明書店出版了新的《文心雕龍注》，這也是他本人修訂的最后定本。從此“范注”與“黃札”各自獨立，花開兩朵，成為兩部既相關更有別的現代“龍學”經典。

20世紀以來的學術研究與清代的學術研究有著基本的不同，那就是在利用新材料、新方法的基礎上提出新觀點。就新材料而言，“范注”充分利用了當時剛出現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日僧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宋本《太平御覽》和鈴木虎雄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等新材料，為其《文心雕龍》校注增色頗多。就新方法來說，“范注”在借鑒“黃札”三結合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形成了自身獨特的“以注為論”的新方法。憑借新材料和新方法，“范注”又提出了許多新觀點。如首倡《文心雕龍》主導思想是儒學古文經派，最先提出《文心雕龍》寫作方法受到釋書的影響等。而對《文心雕龍》全書結構體系的揭示，則是“范注”又一重大貢獻。

章、黃、范合力開創現代“龍學”

學界通常認為，黃侃將《文心雕龍》搬上北大課堂是現代“龍學”誕生的標志。這種看法并不錯，但完整、嚴格地說，20世紀初，現代“龍學”的誕生，是由章太炎發其端，黃侃揚其波，范文瀾殿其后的結果，或者說是章黃學派一脈相承的三代學人（章、黃、范）前后配合、鼎力相助的結果。不過，從現代“龍學”誕生的過程來看，章太炎、黃侃和范文瀾三個角色的作用和特色又各不相同。

作為開山宗師，章太炎在日本講授《文心雕龍》的作用和意義在于“開”——開疆辟土，創立門戶。他憑借深厚的國學根底和敏銳的學術眼光，認識到《文心雕龍》在現代學術研究中的巨大價值，可以借此開出一片新的學術天地，故而披掛上陣，登壇開講。然而，從現存的記錄稿本來看，則多為發凡起例，始立規摹，以待后人填采。

黃侃猶如一員征戰沙場、沖鋒陷陣的大將，重在“破”，即致力突破古典“龍學”的舊范式和集大成者——清代黃叔琳的《文心雕龍輯注》，并與當時執掌北大教壇的桐城派“闡道翼教”思想相抗衡。故而他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不重校注而以篇章題旨的意蘊闡釋為主，思想上標舉劉勰的自然觀，內容上突出《文心》的創作論，且“札記”隨寫隨發，并不在意篇目的完整和體例的規范。

真正成為《文心雕龍》校注新范式的是“范注”，因為范文瀾重在“立”，以“黃注”為底本而補苴超越之，取“黃札”之長處又豐富發展之，在前賢與新銳的基礎上“參古定法”，在時代與現實的感召下“望今制奇”，從而確立了《文心雕龍》研究的新范式。首先，“范注”開創了新式校注體例，采用全錄原文，以數系注，校注并施的方式。其次，“范注”將乾嘉實證學風與“五四”科學精神相對接，綜合利用前人及同時代人的研究成果，不僅著成考訂詳贍的注本，而且使其注本具有鮮明的現代性，故遠超“黃注”。

（作者：李平，系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