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壯游”一詞，最早可能見于杜甫所作《壯游》一詩，詩中杜甫回憶了自己青少年時游歷祖國河山的經歷。這個詞后被用來翻譯英文grand tour。在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上層社會的青年在畢業成人前，往往要做一次遠足旅行，到希臘、羅馬等歐洲文明發祥地深度遨游一番。前輩翻譯家或許敏銳地發現，這種深度遨游與杜甫所說的壯游頗為相似，便把這個直譯為“大旅行”的英文詞翻譯為“壯游”。

在中國古代，文人飽讀詩書之外，游歷名山大川的不乏其人。但是，稱得上壯游的，也許司馬遷是最早的人之一。似乎很少有人把孔子的周游列國稱作壯游，也許是因為生于亂世的孔子，少了些司馬遷的優游不迫，多了些倉皇局促。或許，只有大一統的背景才能為壯游提供必要的社會條件。

一、南游江淮 網羅舊聞

西漢初期，統治者致力于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采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形成歷史上稱譽的“文景之治”。后元三年（前141年），劉徹即位，是為漢武帝，開創了我國封建社會第一個被稱為盛世的時代。

在昂揚向上“興造功業”的社會氛圍中，司馬遷不甘“耕牧河山之陽”，從故鄉韓城來到首都長安，見到父親司馬談。此前，司馬遷已熟讀經史，師從經學大師董仲舒、孔安國，天文學大家唐都等人，飽覽詩書。父親鼓勵他趁著年輕，不僅要讀書，還要“行萬里路”。因此，他胸懷凌云壯志，秉承父命，踏上了萬里壯游的行程。

司馬談為什么支持司馬遷出游呢？這是因為，建元五年（前134年）至元光六年（前129年）間，司馬談由太史丞升任太史令，這使他產生了強大的使命感：準備寫一部記載“明主賢君忠臣義士”的歷史著作。司馬談自覺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希望兒子也能繼承這項事業，成為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

為了實現這個宏愿，有必要“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以增長見識。基于此，司馬遷開始了出游，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記載了自己的行程：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司馬遷這次游歷，從東到南，從南至北，曲曲折折，穿插迂回，足跡幾乎遍及全國。他先到長江、淮河流域，而后渡過淮河、泗水，“如淮陰”（《史記·淮陰侯列傳》），到淮陰之后，他注意收集韓信早年的逸聞軼事，在《史記·淮陰侯列傳》里，司馬遷記錄了韓信報答漂母“一飯之恩”、胯下之辱等故事。

然后，司馬遷一路南下，到達會稽。據說大禹曾在此地會集諸侯，計算貢賦，后人便以會稽為地名。當地有一個深不見底的洞穴，據說只有大禹曾經進入其中，因此叫作“禹穴”。司馬遷為了一探究竟，親自深入此洞，探索大禹遺跡。

司馬遷接著游歷姑蘇太湖，姑蘇即今蘇州，風光秀麗，司馬遷在這里欣賞游玩，感到心曠神怡，稍作整頓，便溯江而上，“適長沙”（《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目的是探尋楚國偉大詩人屈原的遺跡。屈原的事跡，此前沒有記載，司馬遷經過親身采訪，后來在《史記》中寫出《屈原賈生列傳》，詩人屈原從此永存史冊。在湖南，司馬遷還游歷沅水、湘江，登上九嶷山，專程探訪虞舜的遺跡，拜謁先賢。

二、講業齊魯 鄉射鄒嶧

游歷過南方，司馬遷回頭又向北方走去。他渡過汶水和泗水，來到儒家的發源地齊魯。西漢初，經由經學家董仲舒建議，統治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孔子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司馬遷“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他此行來到孔子故地，就是想實地研究孔子的行為和學說，以及觀察儒家禮樂教育在這里所起的教化作用。為此，他還“鄉射鄒嶧”，專程到鄒縣、嶧山，觀看此地的儒生如何練習鄉射的禮節等。

旅途中，司馬遷也曾像孔子一樣，遭遇了困難，“厄困”于“鄱、薛、彭城”。這段不太美好的回憶，反映在《孟嘗君列傳》中，在篇末“太史公曰”中，他這樣說：“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余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他認為，此地風氣不佳，都是孟嘗君不加分別地招攬“任俠”所導致的。

然而，這并沒有影響他游歷的熱情，司馬遷繼續前行。彭城的沛縣豐邑是漢高祖的故鄉。漢初的重臣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周勃、蕭何、曹參等人，都是在這里生長或是在這里參加起義的。民間流傳著不少他們早年的故事。這些故事對了解他們的出身和人生經歷，是很珍貴的資料。司馬遷對漢高祖劉邦的故事有極大的興趣，他仔細搜集當地百姓的談論。這些鄉間關于劉邦的故事和傳聞，對司馬遷了解劉邦的身世、婚姻及種種不平凡的事跡很有幫助，因而被收錄進《史記》名篇《高祖本紀》之中。

離開彭城，司馬遷經過楚地，觀光了戰國四公子之一春申君的故城宮室。巍峨宮室，未遭破壞，仍然存在。他不由得贊美道“盛矣哉”（《史記·春申君列傳》）；他“過大梁之墟”（《史記·魏公子列傳》）——秦國決河水淹大梁城，魏王投降，都城被毀，魏國也就滅亡了。司馬遷站在大梁城的廢墟上，只見一片瓦礫，秋草萋萋……他非常傾慕魏國的信陵君，在《史記》里，專門寫了《魏公子列傳》。司馬遷在這里輾轉徘徊，看得非常認真，特地請求當地人指引他去尋找侯嬴做監者時的夷門。所謂夷門，就是大梁城的東門。

這次游歷考察大約有兩三年的時間，大概在元朔五年（前124年）或者六年（前123年）間，司馬遷回到長安——在交通不發達的兩千多年前，能游歷偌大的地域實在很難得。在“行萬里路”的歷程中，司馬遷得到了“讀萬卷書”所難以獲取的鮮活的歷史和生動的故事。學者張大可在《百家匯評本〈史記〉》中評價道：

壯游是司馬遷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他不滿足于“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書本知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到全國各地去做實地考察，接觸偉大祖國壯麗的河山和勤勞的人民……除歷史事件外，有關人物軼事，生動的民間歌謠俚語，無不廣泛地做了記載。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戰場更是了如指掌。總之，司馬遷二十壯游，不僅使他獲得了廣博的社會知識，搜求了遺文古事；而且開闊了視野，擴展了胸懷，增長了他的識見和才干。這是《史記》成功的條件之一，在今天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

萬里壯游對司馬遷文章的風格也有影響。蘇轍認為，“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

三、奉使西征 游歷西南

游歷歸來的司馬遷正式踏入仕途。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于是遷仕為郎中”，郎中又名侍中，是皇帝的近衛官員，跟著皇帝出外巡行，國家有大事，常被派出代替皇帝宣達詔令。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謂“巴”，是漢郡名，治所在江州，今重慶市附近。“蜀”，漢郡名，治所在成都。“邛”，邛都，漢越嶲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西昌東。“筰”，筰都，漢沈黎郡治所在地，在今四川漢源東北。“昆明”，古地名，故地在今云南下關地區。司馬遷此次出行，完成了游歷我國西南地區的壯舉。

司馬遷通過南北東西四個方向的壯游，不但成就了偉大的歷史巨著《史記》，而且提出了“龍門—碣石”（《貨殖列傳》）這條地理線——這是了不起的發現，歷史地理學者唐曉峰解釋說，“這條自山陜之間的龍門起，至于渤海邊的碣石，是當時的一條農牧分界線”（《新訂人文地理隨筆》）。其實，這不僅是我國當時的農牧分界線，也是我國當時的自然風光、經濟文化和人口分布的分界線，也許對后來胡煥庸提出著名的“璦琿——騰沖”地理線有所啟示吧。

如果循著司馬遷的游歷蹤跡一路走去，我們將飽覽祖國各地的壯麗河山，看到多彩的人文風景，體味不同的風土人情。即使隨著司馬遷的足跡在地圖上做一次“神游”，亦是美矣哉，美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