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先生論詩分唐宋，謂其“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此論人盡皆知，誠乃立足文學本位之真知灼見。以此推之，唐人既向后有宋音，固亦可向前有晉調。

晉調主超然，唐韻主宏闊，宋音主精拔。晉調見之于晉宋人詩文、小賦，更見之于晉人之行事，前者陶淵明樹其標，后者《世說新語》集其成，而在文化史、學術史、文學史上，晉調所凝練出的意象和境界，就是“魏晉風度”。

何謂“魏晉風度”？“王大故自濯濯”是也，孟襄陽“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王摩詰“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庶幾近之；何謂“魏晉風度”？“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也，王摩詰“悠然遠山暮，獨向白云歸”，李太白“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庶幾近之；何謂“魏晉風度”？嵇中散“手揮五弦，目送歸鴻”是也，王無功“促軫乘明月，抽弦對白云”，庶幾近之；何謂“魏晉風度”？阮嗣宗深林長嘯、窮途慟哭是也，子美謂太白“不見李生久，佯狂亦可哀”，庶幾近之……

上述不盡是悠閑自得，也有苦悶彷徨。然苦悶彷徨的原因，還是因為不能悠閑自得，故靜躁有別，而情出一揆。質言之，無待無礙之逍遙游，任情使性之天地心，即“魏晉風度”念茲在茲之情愫也。

晉人重情，“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人又任性，雖驅車千里，卻又過門不入，只因興致忽盡。前者是對莊子忘情的反撥；后者則是對末俗濫情的矯枉。在相忘與相思之間，晉人選擇了隨緣與乘興。

陶淵明《與殷晉安別》《答龐參軍》兩詩，堪稱典范。《與殷晉安別》寫道：“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為因。”山川阻隔，雖有那么一絲惆悵，更多的卻是云淡風輕。詩結尾說：“脫有經過便，念來存故人”，景仁兄若公干路過，方便的話，就來看看老朋友啊！陶淵明是深情人，還是薄情人？都不是，他是潯陽江頭無可無不可的散淡人。結尾這句和《答龐參軍》“君其愛體素，來會在何年”意味全通；而《答龐參軍》“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又與前詩“山川千里外”一聯意近。世人皆稱王勃“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殊不知是從前人詩中化出。王勃以“海內”句勸慰杜少府和自己，莫作小兒女歧路之泣，看似豪放，卻恰恰說明了王之送杜，黯然神傷。而在陶淵明的詩中，面對形跡阻隔帶來的遺憾和惆悵，既不掩飾，也沒有強作排解。如果把這句前后調換一下——“形跡滯江山，情通萬里外”，以“情通”來疏解“形滯”，就是王勃式的豪句。豪句雖有氣勢，卻也牽強，殊非晉人格調。

初唐沉潤到盛唐，文人氣質中的魏晉格調，似乎一時也多了起來，王、孟的世界，就是坦腹居家的陶淵明，捯飭一番外出訪友。王維《山中與裴秀才迪書》，愚意唐人小品第一，與其山水詩相得益彰。“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王維邀裴迪，恰似子猷夜訪戴，都有兩個核心因素：“天機清妙”“不急之務”。“不急之務”，便可來可不來，可遇可不遇，只管“隨緣”“乘興”就是，與“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俗交劃開了鴻溝，故是“天機清妙”之人。三百多年以后，蘇軾月夜游承天寺、訪張懷民，再次呼應前賢，天機化合，將人生升華為審美。

孟山人得陶之閑遠，李白《贈孟浩然》云：“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云。醉月頻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寫詩，習慣夸飾和拔高，更何況是向詩壇宿將致敬。孟浩然《歲暮歸南山》中的夫子自道似更為真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原來，孟的“棄軒冕”“臥松云”是由于“明主棄”，不得已然。孟浩然對此并不諱言，他讀書、干謁、科考，走著大多數士子都要走的路，這是他與社會的互融；數次落第后，他回到家鄉，選擇徹底的歸隱，這是他與自己的和解。在《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中，孟浩然完整地剖析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征君。

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

予復何為者，棲棲徒問津。

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

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

歸來當炎夏，耕稼不及春。

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

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

似乎就是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的翻版。與陶不同的是，孟浩然沒有說他的求仕是“誤落塵網”——事君榮親，作為讀書人的責任，當然談不上“誤”。求仕無所謂“誤”，不過因會隨緣，不強異于外；歸田卻正得其“真”，不過性分所適，不矯屈于內，內外無非“自然”而已。孟浩然其人其詩，乃唐人最近晉調者。

作為孟浩然的小迷弟，李白大概一半晉調，一半唐音，他本來就是一個特別矛盾、分裂的人。《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有云：“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事君榮親和逍遙江湖，李白兩個都要，必二難并而后快。終其一生，李白從未停止對完美人生的理想化追求，快樂、痛苦、悲憤、孤獨……大起大落的情緒，在他的鴻篇中翻江倒海，李詩因此被認為是“盛唐氣象”的代表。

“盛唐氣象”大音噌吰，而“晉調”的分貝就要低很多。李白的“晉調”，大致分兩類：一類瀟灑超邁，如《月下獨酌》中的邀月對飲，《山中問答》中的碧山高臥，等等；另一類優雅從容，如前述“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物我相泯、天機自具。《訪戴天山道士》亦屬太白“晉調”的第二類型，值得一讀：

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

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

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

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這首詩是李白的少作，藝術上算不得精純，一首詩八句，六句都拿來寫景，且在層次和筆法上，較少變化。但“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一聯，卻最具魏晉風，格外迷人。從詩人這方面看，其訪道士不見，事先當無預約，屬于臨時起意；從道士這方面看，其云游也是說走就走，且目的地未知。那么，詩人訪友，可以預約么？道士云游，可以“知所去”么？當然可以。只是有了預約，知了去處，便多了目的性，而少了那份無心、閑適和自由；多了功利，就沖淡了審美。何況，沒有預約，恰便于時時埋伏著小驚喜呢！“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陶淵明《飲酒》其九），不速之客讓主人手忙腳亂，卻也給平淡的一天，增加了額外的趣味。

李白曾經的好友高適，有《別董大》二首，最便于我們區別唐音和晉調。

千里黃云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別董大·其一》）

六翮飄飖私自憐，一離京洛十余年。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別董大·其二》）

這兩首詩的排序先后，多不統一。歷代詩選多選“千里黃云”那首，激賞其“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的豪邁曠達，此可與王勃送杜少府詩媲美，也足可代表唐音之宏放。然更得我心者，是“六翮飄飖”的晉人風調。

本詩和李白的《將進酒》都是請朋友喝酒，只是情境截然不同。李白有的是錢，“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所以他視金銀如糞土，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與超越，那一擲千金的豪爽，真是大快人心。高適恰恰相反，囊中羞澀。在雪花紛飛的時節，臨歧送友，連一杯薄酒也無力置辦，其狀何等凄然。“丈夫貧賤應未足，今日相逢無酒錢”，推進一層，不是一般的貧賤，而是不名一文，一無所有，把命運作意蹂躪，英雄備受屈辱的情境，寫得入木三分。英雄落魄，幾乎無地自容。

然而，詩人沒有掩飾他的窘迫，或者說，他并不以此為窘迫。對大丈夫而言，“無酒錢”又何足道，何必愧！詩極寫困窘之境，卻挾不羈和奔放之勢，內蘊著解衣磅礴式的孤高和自信。將其與李白的《將進酒》對比，一以富寫豪，一以貧寫豪，各有千秋。然高詩多了一點孟嘉落帽式的風度，貧窮得這么風雅和自得，殆為太白所不及。

《世說新語·雅量》記庾翼在岳母面前表演騎術，“始兩轉，墜馬墮地”，放在一般人身上，那真是尷尬至極，然而庾翼呢？書中淡淡著筆：“意色自若”。高適無錢，一樣“意色自若”，足可與庾小征西相視而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