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作品幾乎都是在書寫她熟悉的故鄉(xiāng)，寫大興安嶺北極村，寫黑龍江哈爾濱。遲子建的文學根脈是多元的東北地域文化，她以此構建了自己豐富多彩、瑰麗迷人、神秘詭譎的文學世界。多元文化生成的諸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她的文學作品中十分耀眼。可以說，遲子建筆下的“非遺”書寫頗具人文關懷，對彌合斷裂的東北傳統(tǒng)，打破文化傳承的失語，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色彩斑斕的“非遺”文化事象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地域有不同的“非遺”項目和“非遺”文化。地域文化不同，“非遺”的文化特征也不同。遲子建作品中東北地域獨特的“非遺”文化事象，構成了色彩斑斕的傳統(tǒng)文化圖景，彰顯出鮮明的文化特征。

嚴格來說，遲子建其實并沒有寫過真正意義上的“非遺”題材作品，但她的作品中卻呈現(xiàn)出諸多“非遺”事象，如民間故事、民族音樂、民族舞蹈、民間技藝、民間俗信等。這在其早期的散文和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樹下》《微風入林》《逝川》《白雪烏鴉》《煙火漫卷》《秧歌》等作品中可窺一斑。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遲子建“非遺”事象最多的一部小說。民間的“泛神論”信仰為遲子建表現(xiàn)鄂溫克人的神秘感鋪墊了厚實的基礎，她在寫薩滿文化的時候，不是奉行周作人所斥責的“野蠻的薩滿教思想”，而是將薩滿看成是對大自然的崇拜，具有傳統(tǒng)神秘文化的特質。

“妮浩那天仿佛是又做了一次新娘，穿上薩滿服的她看上去是那么的美麗、端莊。神衣上面既有用木片連綴成的人的脊椎骨的造型，又有象征著人的肋骨的七根鐵條、雷電的造型以及大大小小的銅鏡。她系著那條披肩，更是絢麗，那上面掛的飾物有水鴨、魚、天鵝和布谷鳥。她穿著的神裙，綴著無數(shù)串小銅鈴，吊著十二條彩色的飄帶，象征著十二個屬相。”

在遲子建看來，薩滿舞是集舞蹈藝術、歌唱藝術和服飾藝術為一體的一種民族文化，也是一種令人驕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此外，小說中還有大量撮羅子、樺樹皮、熟皮子、口弦琴、鹿哨、毛皮畫等制作技藝，現(xiàn)如今，這些大都成為大興安嶺地區(qū)的國家級或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遲子建具有“非遺”事象的作品，更接近非虛構文學，多數(shù)是現(xiàn)實生活的具體投射，如《白雪烏鴉》中的京劇、秧歌等藝術，泥塑、草編技藝，春節(jié)、小年（祭灶神）、初七等節(jié)日，偏方、中醫(yī)藥知識，“粘豆包”“馬上封侯”“加官受祿”等民間美食；《煙火漫卷》中的哈爾濱中華巴洛克建筑、滿族秧歌、東北二人轉等。遲子建作品中的這些“非遺”事象，主觀上雖然不是為“非遺”傳承而作，但客觀上卻起到了弘揚傳統(tǒng)地域文化的作用，以它特有的藝術形式實實在在地保護“非遺”、傳承“非遺”，實現(xiàn)了對“非遺”的有意識書寫、無意識傳播的藝術效果。

“非遺”書寫中的地域性、反現(xiàn)代性及女性意識

地域性是遲子建“非遺”書寫的首要特征。她的作品中的“非遺”事象根植于東北的文化土壤，有著鮮明的地域烙印。遲子建筆下有很多關于東北黑土地的節(jié)日風俗描寫，如賞秧歌、端午節(jié)、劃旱船、臘月忙年、元宵燈節(jié)等。《秧歌》中寫主人公女蘿喜歡看燈：“紅的宮燈，紫的茄子燈，綠的白菜燈，粉的蓮花燈以及八面貼滿美人的走馬燈。”《臘月宰豬》中描述進入臘月以后女主人準備年貨的熱鬧場景：“女人們饅頭、花卷、豆包、糖三角、棗山等五花八門地蒸個遍，鴛鴦、鯉魚、荷花、山雀、菊花、百合花、小老虎的形象就在剪子曲曲彎彎地走動中脫穎而出。”此外，還有滿族八大碗和秋林紅腸、大列巴等食品。這種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為遲子建的作品增添了無限的美感和神秘色彩。

“反現(xiàn)代性”是遲子建“非遺”書寫的又一特征。遲子建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一直存在著鄉(xiāng)村和城市、民間與現(xiàn)代這兩組互為參照的概念，本質上可以看做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關系。遲子建早期用啟蒙觀照傳統(tǒng)，是有現(xiàn)代性的。后來，她的文化視野從鄉(xiāng)村延伸到城市，開始對現(xiàn)代文明進行反思。在《群山之巔》后，她的作品呈現(xiàn)出鮮明的反現(xiàn)代性的特征。同樣，這個時期作品中的“非遺”書寫也帶有了一定的反現(xiàn)代性色彩。如《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鄂溫克人與馴鹿相依為命，在山林游獵，和自然搏斗，同日寇抗爭，在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擠壓下生活。遲子建對民族和民間的書寫，無疑選擇了傳統(tǒng)。即便是后來創(chuàng)作的《晚安玫瑰》和《煙火漫卷》等城市題材的作品，也被視為是民間性對現(xiàn)代性的“突圍”。她對于民間性的選擇，也實現(xiàn)了對“非遺”文化書寫的保駕護航。

女性意識也構成了遲子建“非遺”書寫的特征之一。遲子建在“非遺”書寫的性別選擇以及民間女性生態(tài)的具體考察上，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在東北社會的文化脈絡中，女性地位相對比較高，這在后來成為非物質遺產項目的鄂倫春薩滿舞、東北滿族秧歌、二人轉（蹦蹦戲）中可以清晰看到。《額爾古納河右岸》中的三位薩滿除尼都外，杰拉和妮都是女性，男性多為拉馬幫兵；二人轉的“一付擔”中，女性為正，端莊漂亮；男性為丑，滑稽幽默。同樣在東北的滿族秧歌中，女性是上裝，服飾華麗、富貴典雅；男性是下裝，穿著簡單、扭浪逗丑。此外，樺樹皮等各種技藝，以及民間美食制作和剪紙等主要“非遺”傳承人也多為女性，這與其他區(qū)域“非遺”傳承人男多女少的現(xiàn)狀是不同的。

傳承文化傳統(tǒng)，挖掘“非遺”富礦

遲子建以文學傳承傳統(tǒng)文化，深入挖掘“非遺”文化這一富礦。在《白雪烏鴉》中，遲子建形象地介紹了“人日子”（正月初一到初十分別是：一雞、二鴨、三貓、四狗、豬五、羊六、人七、馬八、九果、十蔬）。

“初七、十七和二十七，被稱作‘人日子’。傳說初七是小孩的人日子，十七是青壯年的人日子，二十七是老年人的人日子。到了人日子，有吃面條的，也有吃小豆腐的。吃面條的，說是一年順順溜溜;吃小豆腐的，說是一年福氣多多。不過，不管吃什么，逢七的夜晚，人們是不點燈的，為了讓老鼠趁黑娶媳婦。老鼠娶上媳婦，有了戲耍的，沒心思糟蹋糧食，人間就是豐年了。”

這類描寫還有《守靈人不說話》中的喪葬禮俗、《清水洗塵》中的臘月習俗等。在讓讀者了解民間習俗的同時，也以日常生活的鮮活方式傳承著屬于東北民間的傳統(tǒng)文化。

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導致少數(shù)民族文化和鄉(xiāng)村民間文化遭遇到比較嚴重的生存危機，很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隨著時間的推演，逐漸失去了民間傳承的鏈條。民間文化和家文化的式微、網絡文化的侵襲、碎片化信息的流行，致使青年一代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端午節(jié)”“火炕”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沿革。這種文化失語和傳統(tǒng)斷裂的困境，使得“非遺”傳承處于一種尷尬的境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一種文化的傳播。遲子建用語言文字打造了一個豐富而駁雜的文學世界，她以多元視角聚焦“非遺”事象，用文學實踐傳承傳統(tǒng)文化，是一種打破文化失語、彌合文化斷裂的有益嘗試，對于“非遺”甚至“后非遺”時代的文化傳承，乃至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東北抗戰(zhàn)文學研究”（22BZW142）、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北解放區(qū)文學與新中國文學發(fā)生研究”（22&ZD27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