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國的“四大名著”，連小朋友都能立刻侃侃而談，告訴你“四大名著”就是《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但是，“四大名著”這一說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出現的呢？“四大名著”一直都是這四部古典小說嗎？

“四大名著”說法出現

近日翻看近代出版資料才發現，“四大名著”這一說法，最早出現在1919年2月14日上海《申報》求古齋書帖社的廣告上，但緊隨“四大名著”標題后面的書目竟然是《廿五史彈詞》《隨園詩法叢話》《金圣嘆、陳眉公才子尺牘》《唐詩白話解》，與我們如今所了解的“四大名著”完全沒有關系。

“四大名著”真正代表《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是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的。

從出版領域來看，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從1952年到1954年陸續出版了《水滸傳（七十回本）》、《三國演義》、《紅樓夢》、《西游記》，隨后其他出版社也陸續跟進，從而在民眾中初步開始有了“四大名著”的說法。據統計，從1949年10月至1966年4月，《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分別出版了646萬冊、267萬冊、379萬冊、284萬冊，體量之大,對于“四大名著”這一說法的推廣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于古典名著出版的關注，也推動了這四部圖書的出版。關于《水滸傳》的出版，1975年8月14日毛澤東曾說：“《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1971年2月11日，周恩來與出版部門的負責人談話：“舊小說不能統統都當‘四舊’吧,《紅樓夢》《水滸》這些書也能作為‘四舊’嗎?《紅樓夢》能算毒草嗎?中學生都能看懂。”正是由于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關注，即使是在“文革”期間，出版工作幾乎停滯的狀況下，這四本書還能夠繼續與讀者見面。

“文革”后，人們對知識的深切渴望，讓古典小說重新走入普通民眾。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革”結束，國家恢復了高考，普通民眾也重新點燃了對知識的熱情，這四部古典小說自然成為人們熱捧的對象。1981年，學者鄭國銓在其出版的《文學理論》中談到“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四大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將紛紜復雜的生活事件……組織在一個完整的大廈之中”，學者在其學術著作中使用“四大名著”，可見對于這一說法的認可。此后，“四大名著”這一名詞頻頻見諸于各種出版物中，尤其是伴隨著同名電視劇的推出，更是變得婦孺皆知。

文人墨客推崇“四大奇書”

“四大名著”真正指代《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的時間不過幾十年，但“四大名著”所指代的四本著作卻與明清時期的“四大奇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四大奇書”之所以能夠深入人心，與文人墨客的推崇有著密切的關系。現在我們說起“四大奇書”，一般來說是指明代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但這一說法的確認，也是萬歷后期，也就是《金瓶梅》形成后的事情。天啟三年（1623），煙霞外史序《韓湘子全傳》中，把《全傳》與其他小說進行比較時，談到其“有《三國志》之森嚴，《水滸傳》之奇變。無《西游記》之謔虐，《金瓶梅》之褻淫。謂非龍門蘭臺之遺文不可也？”(原文引用）雖然這一說法中并無“四大奇書”字樣，但已經把這四本書放在一起談論，也算是當時的讀書人把這幾本書奉為小說中的樣本了，距離今天整整四百年的時間。到了明朝崇禎年間，社會上已經普遍認可“四大奇書”，創作于崇禎元年的《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崢霄主人在《凡例》中，寫道：“是書動關政務，事系章疏，故不學《水滸》之組織事態，不效《西游》之布置幻景，不習《金瓶梅》之閨情，不祖《三國》諸志之機詐。”一些學者認為崢霄主人既是這本書的評論者，也可能是這本書的作者，而這本書作者為“草莽臣”，因為馮夢龍也曾以“草莽臣”為號，所以這段話也被認為是馮夢龍所言，便一并把“四大奇書”書目的確定也推到馮夢龍名下，這也是后世一提“四大奇書”必然談到馮夢龍的原因。但到了這時，僅僅是大家推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這四本書與“四大奇書”的稱號也還沒有完全套上。

進入清朝，順治年間丁耀亢寫了《續金瓶梅》，請西湖釣叟為其寫序文，西湖釣叟言：“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游》、《金瓶梅》者，何以稱乎?《西游》闡心而證道于魔，《水滸》戒俠而崇義于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于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為非圣而叛道焉。”西湖釣叟認為《水滸》《西游記》《金瓶梅》為奇書，但獨獨不提《三國演義》。

此后李漁為清初兩衡堂刊本《三國志演義》寫序的時候，則沿用西湖釣叟“奇書”二字，真正揚起“四大奇書”這面旗幟，其言：“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游記》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似。然《水滸》文藻雖佳，于世道無所關系，且庸陋之夫讀之，不知作者密隱鑒戒深意，多以是為果有其事，借口效尤，興起邪思，致壞心術，是奇而有害于人者也。《西游》辭句雖達，第鑿空捏造，人皆知其誕而不經，詭怪幻妄，是奇而滅沒圣賢為治之心者也。若夫《金瓶梅》不過譏刺豪華淫侈。興敗無常，差足澹人情欲，資人談柄已耳，何足多讀?至于《三國》一書，因陳壽一志，……首尾映帶，敘述精詳，貫穿聯絡，縷析條分，事有吻合而不雷同，指歸據實而非臆造。……傳中模寫人物情事，神彩陸離，瞭若指掌。且行文如九曲黃河，一瀉直下，起結雖有不齊，而章法居然井秩，幾若《史記》之列本紀、世家、列傳各成段落者不侔。是所謂奇才奇文也。”李漁在此文中“四大奇書”的提法得到了不少學者的認可，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孫楷第（1898-1986）就在其《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的點評中提及“四大奇書”來自于李漁：“按：以《三國》、《水滸》、《金瓶梅》、《西游》為四大奇書，始于李漁（《三國志》序）”，并沒有認可李漁所說的來自馮夢龍這一說法，因為到現在也沒有人找到馮夢龍談這一問題的直接證據。

寫詩詞歌賦文人都愿意署真名，但唯獨寫小說或者寫小說評論，很多人用的都是筆名，比如湯顯祖寫戲曲都署真名，但唯獨寫小說也只用筆名，為后輩之人去明確相關文章的作者帶來極大的困難，比如時至今日也無人知《金瓶梅》作者蘭陵笑笑生究竟為何許人也。

小說地位于近代迅速提升

李漁之后，“四大奇書”基本上被認為是指《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人們如果要力捧新小說，也都要把這些作品與“四大奇書”進行比較，以此來造勢。在清朝康熙年間的劉廷璣在《在園雜志》卷二中對于“四大奇書”的評點就得到魯迅等人的認可，現在讀來對于我們認識這四本書也是很有價值：

如《水滸》，本施耐庵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效陳壽之循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蓋《西游》為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風意馬為根本，而五眾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為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

魯迅先生在其《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為‘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于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的確，在清朝《三國》屢屢被貶低，或被《封神》頂替，最終被《紅樓夢》奪走了頭牌的位子。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章氏遺書外編·丙辰札記》中也談道：“《三國演義》，則七分實事，三分虛構，以致觀者，往往為所惑亂，如桃園等事，學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義之屬，雖無當于著述之倫，然流俗耳目漸染，實有益于勸懲。但須實則概從其實，虛則明著寓言，不可虛實錯雜如《三國》之淆人耳。”所以，到了清朝，“四大奇書”指代的書目還是有所變動。

“四大奇書”在明清雖有諸多文人推崇，但畢竟還屬于邊緣文化，真正進入廟堂還是在二十世紀初。胡適寫于1921年，最終1928年才出版的《白話文學史》中談到“《水滸》、《三國》、《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紅樓夢》，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們要知道，這幾百年來，中國社會里銷行最廣、勢力最大的書籍，并不是《四書》、《五經》，也不是程、朱語錄，也不是韓、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遠’的白話小說·這就是國語文學的歷史的背景”。胡適的欽點對于這些小說真正被納入文學史經典序列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此外，魯迅先生于上世紀20年代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也是如此，正如魯迅在此書序言中所言“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魯迅先生是第一位給中國小說立史之人。在中國傳統學術體系中，經、史、子、集占據核心位置，小說則屬于不入流的小道。在民國學者們的共同推動下，小說地位迅速提升，其中一些作品如今更是早已成為中華文學之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