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十月深秋，陜北多見枯黃。從神木火車站向東瞭望，麟州故城嵌在一幅蒼涼而渾雄的邊塞圖畫里。陣陣秋風掠過，絕壁千仞，遺跡依稀，仿佛訴說唐宋年間的興衰榮辱。數十里群山推浪，墩臺聳立相望，似乎印證曾經的頑強豪壯。那么979年前的今天，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沿這個路線來到麟州的么？這首《留題麟州》可曾留下他的歷程心路？

宣恩來到極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見耕桑見烽火，愿封丞相富人侯。

這首收錄于清雍正《陜西通志》、道光辛丑年（1841年）《神木縣志》的詩作，把我們帶回到北宋的歷史鏡頭前。范仲淹受命于朝廷，由河東路而來，專程到“孤懸河西”的麟州考察邊防、慰問軍民。他站立在宋朝“極西州”的城頭，掠盡了麟州邊關的險要。款款南流的窟野河把宋朝與西夏的疆土分割開來。舉目四望，幾處廝殺，幾處烽火，哪里能看到豐收的場景呢。范仲淹體恤民生，內心激蕩，思慮朝廷何日能像當年漢武帝那樣，“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富民侯，取“大安天下、富實百姓”之意。自唐朝為太宗諱，改“民”為“人”，所以范仲淹用典時寫作“富人侯”。

漫步故城遺址，殘垣斷壁無聲。前賢蹤跡何在？此“愿”千古共鳴。傍晚時分，站立城頭四下望去，遙想當年麟州山城一體，堡城同筑，依天險而拒強敵，是何等的孤絕；城下急流湍壁，城外溝壑嘶聲，關隘解鎖，易守難攻，直面西夏與遼勁旅夾擊，數百年間傲然特立；絕地高聳，四周空曠，視野之內獨此一城。這不正是范仲淹筆下的那座“孤城”么？夕陽西下，莫不是要落進窟野河對岸沉沉如煙的沙丘里頭？真正是“長煙落日”的奇觀！城東則是滿目層巒疊嶂，起伏連綿不斷，好一個“千嶂里”啊！此景入目，那首《漁家傲·秋思》還不能從心底回蕩么？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里，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隨著這一詩一詞的回味，范仲淹的精神世界，門洞漸開。這位中國歷史長河中高山仰止般的人物，何以曲折困頓一生，又何易濟世救民初心？年幼時，他吃得苦中苦，留下了“斷齏畫粥”的典故。青年時代起，就抱定憂國憂民情懷；步入仕途后，革除弊政之心，愈發堅如磐石。“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雖因屢次直諫而一再遭受貶謫，卻依然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侍奉皇上當危言危行，絕不遜言遜行、阿諛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雖有殺身之禍也在所不惜。”老友梅堯臣作《靈烏賦》力勸范仲淹少說話。范仲淹回作《靈烏賦》，強調自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民請命的凜然大節盡顯天地間。

范仲淹豈止是一名秉公執義的理政大家，還是一位令敵膽寒的邊關名將。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西夏進攻北宋，將延州（今陜西延安附近）以北的數百里邊寨洗劫一空。邊陲的戰火迫使宋仁宗起用范仲淹，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職銜，領陜西路安撫使，自請兼知延州。范仲淹來到前線，從克服宋軍官兵、戰陣、后勤及防御工事諸多弊端入手治軍，所制定以防守為主的御敵方案，所采取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使宋軍戰斗力大為加強，終于迫使西夏國主李元昊于慶歷三年（1043年）春，向宋仁宗上書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宋仁宗召范仲淹回京，先授樞密副使，再拜參知政事。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因力主慶歷新政再度受挫。六月，邊事再起，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宋仁宗任命為陜西、河東宣撫使。十月，就踏上麟州重地，留下了他濟世憂民千古不泯的心聲。

登上麟州紅樓，邊關的秋天讓生于蘇州，長于南國，久居中原的范仲淹深感迥異，氣候漸寒，滿目蕭條。傍晚時分，舉目翹望，雁陣尚知避寒趨暖，南飛而去，而將士們守土有責，豈能如意遷徙？自我思忖之時，四面八方的邊地悲聲隨著號角響起。尋聲探視，窟野河西沙丘連綿，山銜落日，暮靄沉沉；回身東顧，崇山峻嶺層疊拱衛，孤懸邊關的城門緊緊閉鎖。

戰地凄寒，平添憂思。本想借酒澆愁，豈料越發牽系遠隔萬里的親人。怎奈邊患不平，功業未成，回家的打算無法做出。城外傳來羌人悠揚凄厲的笛聲，營內也結滿了寒霜。夜深了，將士們都不能安睡，將軍操持軍計，熬白了頭發，士兵們默默流下熱淚。

寥寥數筆，把邊關長期處于危難再加悲愴凄寒的孤寂氣氛，與將士們衛國難成、思鄉難歸的憂郁心情作了立體的勾連刻畫，還原出一種生活的真實。正因為這種真實，才凸顯出將士們面對種種憂思依然為國戍邊守土的難能可貴與高尚純粹。這種真實何以構成？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是為魂；所刻畫的邊關特定環境，是為體。麟州故城的風景竟然與這首詞刻畫的環境驚人的一致。那么古典文學的眾多讀本何以注釋此詞寫于延州，而找遍延州卻偏沒有“長煙落日孤城閉”的景觀地貌呢？《神木縣志》又何以名其曰《漁家傲·麟州秋詞》呢？

范仲淹的麟州情結遠不止此。麟州于唐開元十二年（724年）設立，從唐末五代十國至北宋一直是兵家爭鋒的戰略關隘。自五代起，中原混戰不寧。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十二月，麟州土豪楊弘信自稱刺史，受命于周，身罹亂世，保境安民。長子楊業從麟州趕赴太原投軍，忠勇報國，歷經磨難，終成一代名將。楊業悲壯捐軀后，楊家滿門豪杰，沖鋒陷陣，世代忠烈，史所罕見。在麟州，楊家三代主政，五代連官，在久戰不息、歲無寧日的邊關，浴血守護相對的安定。到范仲淹宣撫麟州時，楊業戰死疆場已經過去58年，楊家將英雄群體早已名震朝野，麟州在民族紛爭中的戰略地位愈顯重要。那么在范仲淹的心里，楊家將故里的英雄根脈觸發了怎樣的共鳴呢？其時，西夏不斷侵擾，百姓紛紛逃亡黃河以東，麟州“孤懸河外”，守護成本高昂，不少官員主張移防甚至放棄麟州。范仲淹經過這次實地考察，認識到麟州戰略位置的極端重要，在麟州的兩個多月里，多次上書，提出安置流民、增修堡寨、鞏固防守之策，還奏請朝廷在麟州創置榷場、互通邊市、改善民生，麟州一時生機萌發，雄風重現。

然而，命運似乎總與范仲淹過不去，可讓他把初心改了么？回到朝廷不久，范仲淹被貶至鄧州任知州。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應貶至岳州任知州的好友滕子京請求，寫下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 。范仲淹說：“予嘗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他將側漏于麟州一詩一詞、被自己堅守一生的抱負，概括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從此為千百年來普天下志士仁人立了心，鑄了魂，植了根，傳了脈。

范仲淹，對于今天的我們，以至于遙遠的未來，難道僅僅是一個名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