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畫像

唐憲宗元和二年（807），十七歲的李賀來到洛陽，準備在科舉考試上一展鋒芒。他當時很年輕，但早已是名揚天下的神童，“七歲能辭章，名動京邑”（《唐才子傳》）。即便在天才云集的唐代詩壇，這般早慧也頗為罕見。大文豪韓愈便驚嘆：“若是古人，吾曹或不知，是今人，豈有不識之理？”

此前，韓愈已見識過李賀的才華。李賀不滿二十歲，在沒有去過邊塞、毫無從軍經歷的前提下，竟然寫出一首精彩的《雁門太守行》，其意象、筆法、意境都堪稱絕妙：“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在洛陽，韓愈又親眼目睹了李賀的超凡之才。李賀拜謁韓愈時，寫了一首《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羅心胸，九精照耀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這是極佳的“見面禮”，不僅開篇就給足了韓愈面子，同時也書寫了自己的豪情壯志。尤其是“東京才子”和“文章巨公”這對修辭，不僅把韓愈捧為文壇巨擘，也把自己的地位順便抬高了。

李賀當然有資格自稱“才子”。只是，很多才子都會收斂自己的鋒芒，盡量低調、謙虛一些。但李賀正處于年少輕狂的年紀，又沒吃過仕途上的苦頭，在滿心期待著屬于自己的高光時刻時，他就要高調地展露才華。韓愈對這位狂傲的后生，并沒有絲毫責備，反而更加欣賞他了。那時，李賀自我感覺非常好，畢竟他既滿腹經綸，才華橫溢，又有韓愈等名家的推薦，應該能在科舉里拔得頭籌。

諧音導致的落榜人生

生活總是很難一帆風順，在關鍵時刻的特殊遭遇，足以讓命運變得荒誕。李賀雖有天賜之才，卻也難逃多舛命途的傷害。有妒忌李賀者放言，李賀之父名為李晉肅，“晉肅”與“進士”讀音接近，出于避諱，李賀就不應該考進士。

顯然，這樣的說辭是無比荒唐的，韓愈急忙寫了一篇《諱辯》，來反駁流言蜚語。這篇文章洋洋灑灑，引經據典，從孔夫子講到漢武帝，又扯到呂后的名字，甚至直言：“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這已經是非常淺白的道理了。其實，韓愈本來不需要辯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李賀不應該被所謂的父名問題耽誤前途。但是，李賀最后還是沒獲得進士的資格，他只能在痛苦和無奈中離開京城。

從此之后，李賀性情大變，再也不是那個狂傲不羈的天才少年了。他似乎一夜之間老了幾十歲，從朝氣蓬勃的年輕人，變成苦悶壓抑的中老年人，他的創作風格也愈發孤倔、奇詭，如同一個長年抑郁的病人，既不能與這個世界和解，也不能放過自我。他的內心始終在糾結著，掙扎著，現實的逼仄空間不斷擠壓著他，無盡的天穹降下沉重的黑幕，狠狠砸向他敏感而脆弱的內心。

李賀與那些落榜文人不同，他知道自己考不上進士，并非沒有才華，也不是因為缺乏名家推薦，純粹是因為莫名其妙的因素。如果李賀的父親不叫這個名字，或者沒有奇怪的避諱規定，他又怎么會徹底失去考進士的資格呢？李賀無法說服自己接受現實，等待他的只能是看不到希望的未來。

就這樣在苦悶中過了四年，到了元和六年（811），有人推薦他做了奉禮郎，是個從九品的基層小官，根本沒什么政治前途，想在這個職位上建功立業是不可能的。李賀勉強接受了現實，但短暫的從政經歷，又讓他看到官場黑暗，他的內心愈發苦痛、孤獨了。

在這黑色世界里的唯一光亮，或許就是他結交的幾位朋友了，他們大多是寒門書生，雖有才學，卻總是懷才不遇，難有施展抱負的機會。其中有個名叫沈亞之的人，與李賀的關系特別好。李賀對待他如同親兄弟，也希望他能在京城憑借科舉一鳴驚人。然而，真實的社會總是殘酷的，現實總是令人難以如愿，沈亞之與歷史上無數藉藉無名的讀書人一樣，也在科舉中落榜了。而且，他經濟條件不好，沒法一直考下去，只能離開京城了。李賀無比傷心，寫詩贈言：“文人沈亞之，元和七年以書不中第，返歸于吳江。吾悲其行，無錢酒以勞。又感沈之勤請，乃歌一解以送之。”雖然有不少慨嘆、傷感之語，但李賀還是在盡量安慰好友：“吾聞壯夫重心骨，古人三走無摧捽。請君待旦事長鞭，他日還轅及秋律。”這大概也是李賀能說出的為數不多的樂觀之語了。

李商隱撰《李長吉小傳》

身心俱勞而英年早逝

李賀見身邊的朋友一個個離去，也不想繼續在京城官場底層繼續呆下去了，便回到老家，從此不問政事，或游歷錦繡河山，或與友人唱和。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勉強打起精神，才能漸漸忘卻那些痛苦的記憶。

但是，李賀的身體也漸漸垮了。他本來就身形消瘦，又在推敲詩文時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終于透支了身體，年僅二十七歲便去世了。李賀在身后留下了大量詩文，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他死前的幾年寫的。越是逼近生命的終點，他的筆觸越是冷峻，甚至不避諱死亡意象。這也讓李賀的詩歌極具個性，常有陰郁、寂冷的意境，再加上意象繁復多樣，呈現之狀，更像是西方神秘主義風格的油畫，而非清冷的中國古典水墨畫。

李賀的詩歌雖然是冷色調的，卻也是繁雜的，不斷重疊、互斥的意象，讓其變得更加奇特、詭異了。世人稱他為“鬼才”或“詩鬼”，這既有創作風格上的評價，也是對他人格特質的定義。只不過，到底是他作品里的“鬼氣”摧毀了他的身體，還是他心里的“鬼氣”影響了他的創作風格，其中先后與因果，后人已經難以斷言了。

李賀開始在詩歌里直面死亡，在憑吊或追思古人時，也難掩內心的苦悶。他在為南齊名妓蘇小小之墓而題寫的詩歌中，筆觸非常陰冷：“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蘇小小在歷史上很可能不存在，只是流傳于民間故事里的美人，與其說她活在氤氳的西湖之畔，不如說她活在歷代文人墨客的想象和記憶里。李賀當然也不例外，他不僅是在寫蘇小小，也是寫自己的心境。至于蘇小小是否存在，他是否去過蘇小小墓，都不重要了。李賀能將奇妙的音樂具象化為生動的文字，能在書房里描繪萬里之外的戰爭場景，就足以證明他的超強想象力與創作力了。如此筆力，非天才而不能為之，李賀就是那個無需證明的天才，只是他的心病越來越重，無法支撐他寫出更多的華美詞章了。

到了二十六七歲的時候，李賀已經處于體弱多病的狀態，他再也不是那個寫出“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的豪情少年了，凌云壯志終究只是少年的一場幻夢，在絕望的世界里，能茍且地活著，已經是難得的“幸福”。李賀的思緒，很像一個歷盡世事的老者，在臨終之時，回望過去歲月，做出的“人生總結”。只是這個原本應該無比漫長的過程，在李賀身上極度濃縮為不到三十年。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是陡然的崩塌，是無窮的噩夢，苦痛像黏稠的血水一般，緊緊裹住孱弱的身體，他再也無力掙脫了。

李賀的早逝，與他長期精神郁郁寡歡有關，也跟他不顧健康地鉆研詩文有關。在李商隱為李賀而寫的小傳里，專門提到他有一個關于“錦囊”的習慣：

“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名，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

可見，縱然天才如李賀，也需要長期積累與反復推敲，才能寫出那些出色的作品。在騎驢之時，在行走之中，他或許會醞釀新的創作題材，或許會琢磨一個意象的使用方法。一篇篇奇詭之作，就藏在錦囊里，生在驢背上……

如此嘔心瀝血，似乎真的是在與時間賽跑，李賀或許早就意識到生命有限，時光易逝，這才頻頻反常地透支身體。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只有這樣，才能對抗無處不在的抑郁感，盡可能地保持內心的沉靜。

李賀曾寫過一首《苦晝短》，不如《李憑箜篌引》《南園》《馬詩》等作品有名，但我卻覺得它是李賀一半明亮、一半陰郁的生命的寫照，是李賀對時光與人生的慨嘆和思考：“飛光飛光，勸爾一杯酒……劉徹茂陵多滯骨，嬴政梓棺費鮑魚。”

沒有人能擺脫時間的影響，在飛逝的時光里，誰也不能永葆青春。但我們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力活出精彩，這樣才不算虛度光陰。不必遺憾蹉跎歲月，那些命運不讓我們得到的東西，終究是得不到的，不如放手而去，珍惜現在擁有的幸福。不過，李賀雖然飽讀詩書，縱覽天下大事，安慰別人的時候也能勉強樂觀，但看待自我時，卻總是陷入無窮的苦悶，化不開的郁結，讓他的精神愈發萎靡了。

李賀確實有孤芳自賞的一面，但自古文人多狂傲，如此人格不算特別。然而，他的命運和身體底子，又不足以支持他施展抱負，上天賜予他的天賦與才華，反而成了某種可悲的“累贅”。李賀受累于此，卻也始終不甘于如此，他是不向命運低頭的，但終究還是被命運反噬了。

李賀越是精神抑郁，身體就越不健康，進而內心更加抑郁，造成了惡性循環。或許這對文學創作有點好處，但這卻是李賀自己的悲劇，是一場不會醒來的噩夢，是一種無力言說的失敗。回望這位“鬼才”的人生，年少豪言也好，憤懣慨嘆也罷，最終都為某種解不開的抑郁做了“背景板”，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