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盛贊德國民間小說的文化功能，可以“使一個手工業(yè)者的作坊和一個疲憊不堪的學徒的寒愴的樓頂小屋，變成一個詩的世界和黃金的宮殿”。在現(xiàn)代小說普遍流行的質(zhì)疑、批判與大面積的解構(gòu)改變了傳統(tǒng)小說的社會功能后，恩格斯所強調(diào)的情感美學動力顯然是稀缺的。正是從這重意義上看，楊志軍的長篇小說《雪山大地》關于生活的信心與美的建構(gòu)力，無異于激活了文學古老的詩教傳統(tǒng)，恢復了小說的道德律與情感共同體的社會文化功能。

小說從父親深入藏區(qū)工作寫起，將沁多草原五十年代以來的牧民生活史、邊疆發(fā)展史、以及漢藏共建家園的心靈史與情感史，在極具特色的邊塞風貌和藏地語用中施以全景式展現(xiàn)。涉及到雪域高原的生產(chǎn)建設、教育醫(yī)療，商業(yè)轉(zhuǎn)型與自然生態(tài)等人類社會變遷中的各層組織。面對如此波瀾壯闊的長時段歷史，作者并沒有將其處理成概念空泛的類型敘事，而是以具體而微的牧民生活細節(jié)推動敘事、展開表意，結(jié)構(gòu)出邊疆及邊疆人半個世紀的改革風貌。小說中的父母，是草原的初代建設者，他們以外來者的身份認識、了解和建設藏區(qū)。外來者身份使他們獲得了差異化的視野，能夠感受藏民的觀念、情感和心理，也能理解雪域高原的精神信仰與文化積習。這是改變藏區(qū)落后面貌的基礎，也是改革中貫徹始終的觀念難題。甚至可以說，雪山大地里的父輩們建學校、辦醫(yī)院，一路修路建城，是與藏地文化觀念和藏族同胞的心理建設共同完成的。比如縣長希望父親能夠換掉沁多公社的頭人角巴，從改變?nèi)嗣窆绲念I導人開始，徹底更新舊時的社會結(jié)構(gòu)與生產(chǎn)建設方式。但彼時已然深諳藏地生活邏輯的父親，知道角巴在草原人民心中的影響力，“牧人對不服氣的人理都不理，到時候牲畜交不上，奶子交不上，皮張交不上，你怎么辦？騎著馬去催？連人影子都找不到，草原這么大，等你好不容易見了人，牲畜上山啦，奶子吃掉啦，皮張做成袍子啦?！倍虝核伎己螅赣H還是決定依循藏區(qū)人民的心理邏輯，借助藏民自己的力量，完成藏區(qū)的改革。

事實上，父親的決定是對的。雪山大地的人有著嚴格的道德律，他們的思考和行動都依循于此。這里廣袤的冰川草原不僅給牧民提供物質(zhì)滋養(yǎng)，還是撫慰他們心靈和情感的精神信仰。賽毛看到父親去追趕欺負桑杰的人，知道攔不住，便唱起了祈福歌，祈求雪山大地的庇佑；少年才讓的聾啞讓母親憂心，因為雪山大地聽不到才讓的聲音，就無法帶給他神的福澤。雪山大地構(gòu)成了藏地牧民的道德律令，讓他們懷抱至真至誠的心靈供奉自然，敬畏天地。這也是外來的改革者與之共情的心理邏輯。即使是身份、價值或立場存在不同，但對信仰的尊重與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構(gòu)成了彼此間的情感共同體?！皝淼礁咴?，幾乎所有工作都是從零開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澆水。青藏高原地廣人稀，到處都是處女地，只要你為它做過一件事，它就會認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應便是只要它為你提供過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溫暖、一餐的飽飯，你就會認它給你的是家，是整個故鄉(xiāng)?！鼻楦械墓餐w結(jié)構(gòu)里，是作者四十年真切的生命體驗，有來自父兄的歷史經(jīng)驗，也有個人的成長記憶。

在作家楊志軍的作品譜系中，《雪山大地》一如既往地延續(xù)了他擅長的現(xiàn)實主義寫法。尤其在現(xiàn)實主義不斷分層，充滿了革命性或批判性后，楊志軍能夠豐富現(xiàn)實主義的涵義，在大面積的解構(gòu)之外，自覺繼承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tǒng)，為當代小說作真誠與良善的全面式建構(gòu)，不僅表明了作者的創(chuàng)作理念，也回答了當代小說是否還有建構(gòu)美好能力的疑問。而這種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寫法，在八十年代初汪曾祺等人的“人間送小溫”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是消失不見的。

人物的生活處在一個充滿日期的時光空間內(nèi)，這是巴爾扎克留給小說的遺產(chǎn)。那些奮斗了半個世紀的父兄一輩，留下的不止是改善的物質(zhì)生活和豐盈的精神世界。正如“遠去的不一定是必然會消失的，我們能看得見，無論有多遠，無論在哪里，我們都能看得見”，半個世紀的情感共同體，模糊了身份上的外來者和本地人，每一個站在雪山大地的子孫，都沐浴在雪域高原的天光里，受到雪山大地的祈福和庇佑。那些將青春奉獻給這里的建設者們，他們值得樹碑立傳。這便是《雪山大地》的人文主義立場。小說對自然與生命的關切，對先輩寶貴的精神遺產(chǎn)，對實地生活與未來的期待，既充滿了歷史自豪感，也有強烈的現(xiàn)實憂患意識。在人、自然與社會歷史大勢的復雜關系中，作者楊志軍也在不斷的思辨，只是與那些選擇批判與解構(gòu)的作家相比，他最終選擇了相信。這與我們所熟知的楊志軍老師純良的秉性是一脈相通的。顯然，從小說敞開式的結(jié)尾可以看出，作為歷史見證者的楊志軍，他站在雪山大地之巔，決定以溫柔敦厚之心，向世間萬物喊出一句扎西德勒。在這個動人的時刻，與其說再去質(zhì)疑人類是否還有通往美好的愿望與能力，不如說他決定在行動及“行動的中止處”去親自實踐。這樣充滿“一次性生存”的文學寫作，無疑既溝通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流脈，也打開了新時代的文學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