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想象之樹

2023年夏天，似乎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將我的視線引到了西部高原。先是到陜北參加一個文學活動，從鄂爾多斯機場返京，途經伊金霍洛鎮，在成吉思汗陵最高處眺望沙漠的遼闊雄渾。幾天之后，去青海省黃南藏族自治州，同高原上的雄鷹、牦牛近距離接觸，并在澤庫縣觀看賽馬，一路上聽朋友介紹高原的云和雨、高原的風和沙、高原的人和事。也知道了，黃河本來不姓黃，三江（長江、黃河、瀾滄江）源頭涓涓細流清澈如碧綠的翡翠。在坎布拉國家地質公園，我們看見河岸聳立的赭紅色山壁，經過歲月的風化出現了層次分明、排列有序的蝌蚪形狀洞痕，一眼望去，就像密密麻麻的經文，在高天碧水之間講述著這方土地的故事。此后我一直在琢磨一個問題：是這些雕琢了千年萬年的洞痕啟發了藏文，還是藏族文字的特殊形態被歲月之手鐫刻在陡峭的石壁上？沒有答案。

這些觀感，實際上成了我對一部文學作品的閱讀準備。在這個夏天北京連降滂沱大雨的日子里，我被封閉在北京以北的山里，連續數日讀書，讀得最細、閱讀時間最長的是楊志軍的長篇小說《雪山大地》。

如果說必須談談讀后感的話，那么我選擇從“才讓”這個小說人物開始。

在我看來，重視一部作品，首先是因為重視作品里的人物。以我的閱讀經驗判斷，小說中才讓這個原本聾啞的孩子，是作者少年記憶和故事的出發點。盡管記憶這東西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但是一旦它根植于作者的理想園地，就很難連根拔起，久而久之，成長為一棵豐滿的想象之樹，并通過語言文字被描繪出來，同時也成為一片樹林的核心或曰靈魂。

這片樹林，于是構成了一部長篇小說。

領略詩性的詠嘆

才讓出生在一個卑微的藏族牧民之家。小說中“我的父親”因為了解藏民生活、開展工作需要，到沁多草原的野馬灘蹲點，住進才讓家的帳房時，他的哥哥索南平措和妹妹梅朵歡天喜地，而才讓則“望著遠方不說話”。當父親得知他是聾啞人之后，心疼地把他摟在懷里說：“最聰明的人卻又最可憐，今天晚上才讓跟我睡。”

這件事發生在父親遭遇洪水、才讓的阿媽賽毛為援救父親而被洪水吞沒之前——強調這一點，是想說明父親作為“公家人”（也可以理解為公仆），同藏族群眾水乳交融、在藏區鞠躬盡瘁，并非完全出于感恩。如果說有感恩的成分，那也是更高層面的感恩，因為父親是“公家人”，用他的內心語言來表達——“代理副縣長就是代理良心，不然要他干什么？”

洪水過去了，才讓的阿媽卻再也沒有回來。“沉默的才讓愈加沉默，他佇立在高地上，望著低洼地和大水的眼睛晶亮而明澈，如同冰雪的精靈在無邊的寂靜里放光。”在父親的感覺中，才讓的眼光有聲音，有一種悲沉的能夠穿透人心的聲音。從這樣的文字里，讀者不僅能夠領略詩性的詠嘆，甚至還可體驗神性的暗示。

不久后，在父親的堅持下，才讓被帶到西寧治病。同樣處在童年并同樣面臨饑餓的“我”，對才讓的到來有著本能的排斥和戒備，而姥爺的一句嘆息“這是恩人的娃娃，我們不能對不起他”，表達了全家人對待才讓的感情基礎。在和才讓相處的日子里，“我”很快發現，“才讓在逐漸適應之后很快就顯示了比我更強的能力”：才讓在前往廟宇的路上發現晾曬的蕨麻（一種可以果腹的植物），從而判定可以在附近的山上挖到蕨麻；在姥爺試圖用姥姥陪嫁的銀碗換兩斤牛肉時，“才讓跳起來一把奪了過去，拿著銀碗轉身就跑”，跑的結果是四天四夜之后，他帶著用一只普通瓷碗換來的兩只羊羔回家，“首先看到他的姥姥撲了過去，她撕住他，打他的屁股”“我和姥爺從屋里撲了出去，因為急切，姥爺把我撞倒了”。這些細節意味深長，讓讀者看到，藏族聾啞孩子才讓在西寧治病期間，一方面讓物資匱乏的“公家人”家庭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也使這個家庭凝聚在一個超越親情、友情、恩情的情感紐帶上。

愛和感恩的故事

讀者從開頭部分就看到了這樣一幕：父親被沁多草原極有威望的原部落頭人、現公社主任角巴安排住進牧民桑杰（才讓的父親）家后，無論搬遷工作多么繁忙，父親有心幫忙卻都插不上手，總會被客套地、謙卑地婉言謝絕。直到有一次，父親聽說才讓家的享堂供著“雪山大地的寶貝阿尼瑪卿雪山”，他學著牧民的樣子磕了個頭，似乎就在那一瞬間，他獲得了牧民的信任。此后，他再幫忙干活，牧民不再拒絕了，牧民的孩子們還為他唱起了歌。他把聾啞的才讓帶到城里，桑杰一家也沒有表示任何的疑慮，因為在桑杰一家的眼里，父親這個“公家人”和他們已經是一家人了，“父親意外極了，僅僅因為對著享堂磕了一個也許只是做做樣子的頭，就帶來了如此大的變化”。或許，這個細節揭示了父親同藏民相處并順利融入其中的密鑰——你尊重他們的習俗，他們就尊重你的事業；你把他們當親人，他們就是親人。

此后，隨著饑餓和為才讓尋醫問藥的周折，一連串愛和感恩的故事發生了。

在最困難的那一年的寒冬，才讓和“我”含辛茹苦養大的兩只羊被偷走了，姥爺帶著才讓和“我”冒著危險找回了羊。當角巴知道這件事后，拍著才讓的腦袋說：“你是念祈福真言的藏族人，把羊拉回來是不對的。”這個說法讓我們吃了一驚。而角巴自有他的道理：“饑荒的時候，雪山大地怪罪的不是偷竊的人，是把著食物不肯舍散的人。”這兩只羊，最終在全家意見紛爭、心情復雜、態度反復的目光中，又被送給了偷羊的“壞人”。這個結果是我們始料不及的，然而，符合角巴的邏輯，進而可以說，符合雪山大地的邏輯。

一方面，兩只羊得而復失，全家饑餓的狀況未能改善；另一方面，母親帶著才讓四處奔波，家中錢財幾乎耗盡，才讓的聾啞問題卻未見改觀。絕望之中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姥爺帶著“我”和才讓乘坐長途汽車，輾轉找到一個縣城里的藏醫院。老藏醫看了一眼，連問都不問就做出了診斷，給才讓扎了針又開了藥。敘寫這次求醫過程，作者用的幾乎是工筆法，姥爺和藏醫的對話尤其耐人尋味。姥爺說：“是啊，不能再扎了吧？”老藏醫說：“現在就差這一針啦，不扎的話，以前的針就是白扎啦……吃了不少藥吧？”姥爺說：“吃的藥有一麻袋。”老藏醫說：“現在就差一種藥啦，不吃的話，以前的藥就等于白吃啦。”

作為一個小說作者，我在讀這段文字的時候，想到了兩個字：高明。而讀者大概也已可預感到這次求醫的結果了。這個結果不是單純地來自中醫、西醫或藏醫，而是中醫、西醫和藏醫集體智慧的結晶。其實，高明兩字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我想說的是，這是作者對那塊土地的深情認知、對地域文化的高度認同，同時也是對一種神奇力量的體悟。沒有厚此薄彼，沒有非此即彼，而是各美其美。7天后，早晨的太陽升起，母親照例叫了一聲：“才讓。”才讓倏地睜開了眼睛。到了晚上，臨睡覺時，才讓突然隨“我”叫了一聲“姥姥”，全家人驚呆了。“我”又說：“你叫姥爺，姥爺。”才讓吃力地說：“姥爺。”“叫阿媽，阿媽。”才讓說：“阿媽。”全家人都哭了。

顯然，楊志軍是一個很會講故事的作家，節奏設計張弛有度，情緒把控游刃有余，尤其是敘事語言淳樸，其口語化、生活化、民間化的敘述干凈到了極致。一人一事，一草一木，一牛一馬，娓娓道來，從容不迫，貌似平鋪直敘，看似波瀾不驚，實際上，每一個字都不是隨意寫來，每一句話里都有人間情感的蘊含，每一個情節都有事件以外的寓意。

之所以認為才讓是《雪山大地》的核心人物，固然有很多原因，而借用小說人物母親的話來說，才讓是一個有“醒力”的人。醒力是什么？就是蘇醒的力量。醒力來自哪兒？除了自身的因素以外，還有外界的神秘力量。我們不能確定才讓把羊送給偷羊的“壞人”這件事情，同他此后的蘇醒有沒有必然的聯系，作者沒有做過說明或暗示，但是我覺得兩者之間應該有聯系。在雪山大地的博大胸懷里，任何奇跡都有可能發生，民意影響天意，天意尊重民意。

草原上升起彩虹

《雪山大地》成功刻畫的人物遠遠不止才讓一個。

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建設青藏高原的漢族干部，父親把畢生的心血獻給了沁多草原；作為被新政權改造過來的頭人角巴，成為草原建設的積極擁護者和智囊，獻出了土地、財產和生命；作為最早進入青海的醫生，母親苗苗不僅嘔心瀝血地救治了才讓，而且在事業的高峰期進入藏區，選擇在麻風病院工作，終因感染而被隔離，同家人“生別”20余年，殉職在麻風病院里……

在父親、角巴、桑杰等人的努力下，沁多草原上建起了第一所學校、第一所醫院、第一座超市。以才讓為代表的第二代牧民，讓沁多草原上升起了一道絢麗的彩虹——第一座城市。而隨著城市的“生長”，草原進入了現代化的行列。

《雪山大地》寫了很多人物，包括后起之秀張麗影、洛洛、梅朵、達娃等人，每一個人物都是一本厚厚的書。而站在才讓的立場上，我發現在小說的后面部分，這個人物被多聲部復調淹沒了。小說在最后部分給了他一個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并且他在父親感召下回到草原，最后官至副州長。但這不是我對他的預期。如果由我來寫，我會在后半部分修剪多余的枝蔓，將主要筆墨放在才讓以及與其密切相關的人物身上。我寧肯讓他當一個普通的教師、獸醫，讓他成為沁多草原上的新一代角巴——像角巴那樣忠誠、熱情、善良，甚至像角巴那樣自以為是，固守著自己的草原生活理念。

話又說回來，幸虧沒讓我來寫后半部分，因為我們不是生活在過去的歲月里，不是生活在夢想里，現實的生活需要新型的牧民和新型的領導者、開拓者、建設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才讓的結局是與時俱進的結果。

我不認識作者，從未謀面，但我可以斷定，這是一個在高原、在草原成長的作家：因為熟悉，所以熱愛；因為熱愛，所以更加熟悉。有些作品可以用一個月、兩個月來完成，有些作品卻需要用一生來完成。我在閱讀《雪山大地》的時候，似乎能夠看見一個頑強的身影，獨步高原，風餐露宿，時而俯瞰大地，時而仰望藍天，時而極目天穹，時而匍匐聆聽，他能判斷馬背上每一塊肌肉為誰跳動，能夠聽出太陽從雪山上彈撥出來的天籟之音，能夠從河流的浪花里捕捉到悲歡，能夠把他在高原行走的每一個腳印組合成詩句，鐫刻到理想的天穹上。

扎西德勒，雪山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