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討論范圍是近兩年在中國大陸以紙質書刊形式出版、總字數在8萬字以上，以中文創作的長篇科幻小說。數量上看，中文長篇科幻小說的出版規模較前幾年有所下降，共計出版新作188部。其中，有72部作品此前曾在網絡文學平臺發表，在這兩年才以紙質書形式首次出版。這些作品在網絡連載階段已積攢了規模龐大的讀者群，其內容也經受住了考驗，其“先發表后轉化”的出版模式已成為一種降低出版風險的有效手段。

這兩年的科幻創作在內容上呈現一些鮮明的特征。首先，在災難肆虐和國際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危機敘事已成為這兩年長篇科幻創作的主流題材，作品重點關注突發災害的影響及應對。其次，受國際環境影響，描繪國際政治博弈的長篇小說相比往年顯著增加，且更加關注中國在解決世界性問題時扮演的角色。其三，關注前沿科技的近未來題材作品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科幻作者們嘗試回應人們普遍所具有的科技引發的“后人類”身份焦慮。其四，關注中國本土文化，注重樹立科幻場域的本土話語權的作品則在往年的基礎上，進一步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此外，隨著女性主義觀念的覺醒，這兩年還出現了一眾優秀的女性主義長篇科幻小說，為中文科幻創作增添了亮色。

危機敘事成為主流題材

這兩年，災難引發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延宕。在國際舞臺上，周邊地區的諸多地緣沖突標志著我國周邊的區域穩定發生變化；在國內，災難無疑引起社會層面的廣泛焦慮，另一方面也為創作者提供了關注焦點。危機敘事也自然成為最近長篇科幻小說的主流題材。在這兩年的長篇科幻小說中，有接近三成作品都描繪了各式各樣的災難或危機，代表作品如蘇晉的《病毒獵人：巴山獵蝠》、天瑞說符的《我們生活在南京》、圓太極的《無限天羅》、陳繼明的《0.25秒的靜止》、鄧思淵的《先知機器》、牛煜琛的《地球大龜裂》、寶樹的《滅絕古陸》、蘇學軍的《洪荒戰紀》、仐三的《暗月紀元》和魯般的《忒彌斯》等。

其中，《病毒獵人：巴山獵蝠》是直接體現疫情的、有代表性的科幻小說之一。小說描繪了一場因跨國盜墓引發的全球性瘟疫，起因是盜墓破壞了洞穴中蝙蝠的棲息環境，將疫病帶進了中國鄉村，進而帶向了全球各地。小說中描繪了中美國際醫藥爭端和本土專家和基層官員共同探索真相，全景書寫了瘟疫之下的眾生相。

天瑞說符的《我們生活在南京》講述了生活在2019年的無線電愛好者白楊在一次夜間通聯時，意外接通了生活在2040年的女孩半夏，得知未來的人類已經被不明外星生物毀滅，并就此展開了一場超越時空的救援行動。小說圍繞毀滅人類的災難，刻畫了兩個平行時空，并在后期揭示：災難實際上由種植并收割人類思維的外星文明發起。但更加值得關注的是小說所采取的情節設計：2019年的白楊在和2040年的半夏取得聯絡后，逐漸意識到后者所處的末日正是自己所處時代的未來。借此，作者成功將英雄救美的范式轉變成探究災難的內在因果關系、聯手自救、“挽回未來”的過程，展現了一種面對災變的積極樂觀的實干姿態。不過，小說的探究與救援過程均由少數知情人士暗中推進，雜糅陰謀論說辭，回避了全球性災難對社會現實的影響。

與《我們生活在南京》所代表的理性樂觀的立場不同，《0.25秒的靜止》代表了危機敘事的另一極。小說沿用H.G.威爾斯的短篇名作《星》的框架，講述了一顆黑矮星在逼近地球時，于人類社會中引發的種種荒誕情景。黑矮星的表現并無科學性可言，有關真相也被掩蓋在輿論紛紜之下。故事的主角們生活在一座信息閉塞的小城，視野有限，大多數人僅關注市井瑣事，即便對宇宙真相心存好奇，也時常訴諸宗教迷信。在這樣的景況境況下，黑矮星的逼近未能引發威爾斯筆下聲勢浩大的社會恐慌。人們只是在持續的不安之中找尋安慰，這使小說呈現出一種死氣沉沉的氛圍。如果說《我們生活在南京》對個體主觀能動性的刻畫已臻于理想主義之境界，《0.25秒的靜止》就是徹底否定了有效回應災異的可能。作者意在營造對時代現狀的隱喻，但視野的局限削弱了小說的說服力，使之流于對愚昧眾生的白描。

雖然作品風格迥異，但經過對照，可以發現一項共性：不論角色是否有效回應危機，故事的核心都是：①外來事物對既有秩序的沖擊所引發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②角色為了還原既有秩序而做出的種種努力。由這一觀察出發，如果將危機轉而視作一種對現狀的挑戰，則不論是《我們生活在南京》中的眾志成城，還是《0.25秒的靜止》中的群體焦慮，都明確展現出拒斥變化、懷念往昔的保守姿態。這種保守傾向貫穿近兩年的本土長篇科幻寫作，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由于認知層面的驚奇感是科幻創作的一項重要追求，而變化、變革和變異均是實現這一追求的重要途徑，因此，拒斥變化自然會使作品在逐漸“回歸日常”的過程中走向扁平。

事實上，在值得關注的危機敘事中，較具特色作品的亮點主要在于作者對危機的建構。除以上兩部作品外，另一部典型范本便是《無限天羅》。小說設計了一種采用無線技術傳遞能源的空天發電系統，不僅可以從高空收集太陽能輸送回地面，還支持分布式管控，鼓勵終端用戶自主發電，并將過剩電能輸送至電網，進行統一調配。而造成該全球電網的大規模故障的則是一顆由超導材料構成的彗星，它在掃過地球時，塵埃散落到大氣層中，粘附在電力設施上，造成了大尺度上的短路和擊穿現象。作者的電網設計思路與21世紀的本土能源系統設計存在諸多呼應之處，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災難也同樣扎實可信。另一部殊途同歸的作品是《地球大龜裂》，該作將一線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小說的地質災害之中，其科學基礎是大連理工大學唐春安教授提出的“地球大龜裂”假說。

與其說這些作品是科幻小說，不如說它們是圍繞科技現實展開深入觀察后，形成的前瞻性應急報告。在此，虛構同現實形成的強烈共鳴足以激起讀者對有關風險的憂思，小說的實用色彩及科普效用亦能加深讀者對現實的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講，可以認為，在當下，優秀的危機敘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現實主義文學之功用，也順應著我國當今在應急安全領域的迫切需求。

地緣危機與中國世界主義

縱覽科幻史，當國際局勢緊張時，描繪侵略和戰爭的推想性作品數量便會激增，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國本土就曾出現大量“未來戰爭”（Future War）題材的小說，探究德國入侵不列顛的可能性。類似的傾向也出現在近年的本土長篇科幻作品中。何輝的《未知侵入》、趙延森的《宇宙的盡頭：它們來了》和吳俊的《南天門計劃》均設想了高等外星文明的入侵，但小說的重心不在探索外星種族的文化及人類和外星人的關系，而在于人類如何作為一個整體擊敗來犯的強敵。值得關注的是，與《三體》中由聯合政府統一管理的人類社會不同，在這類作品中，人類在大多情況下仍然保留了既有的世界政治版圖，形成由中國主導、多國協作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如在《南天門計劃》標題中的全球性綜合防衛體系就是由中國主控的；《宇宙的盡頭：它們來了》則明確提及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刻畫了中國未來工程部的科學家在混亂的國際秩序中挽救世界的過程。

這種由中國主導的世界主義視角同前文提到的危機敘事密不可分——以《無限天羅》為例，小說中設計的世界級電網為多國合作項目，其發生的災難同樣波及全球。在此，作者試圖傳達出的是：在全球化時代，任何重大災難都不會僅具備地域性或民族性，而是會對全體人類造成深重影響。而小說中的應急專家團隊也同樣由中、美、俄、韓、日的多學科領域專家組成，擁有較強的全球性視野。

吳季的《月球峰會》則獨樹一幟，將政治博弈敘事安置在了中國主導的月球殖民地開發過程中，不僅詳細扎實地描繪了月球旅店建設和運營工作，還借助多國領導人召開國際峰會這一線索，在臺前描繪了難得一見的本土管理學實踐，并提出了中國特色世界大團結的未來愿景。

這些作品中的“全球性視野”具備兩個鮮明的本土特征：①中國在多國合作關系中占據主導地位；②各國代表的性格基本沿襲本土視角下對相應國族的刻板印象。而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明確的是天瑞說符的《死在火星上》。如前文所述，小說的背景是地球忽然消失，火星上的宇航員不得不在失去援助的情況下艱難求生。盡管如此，但是各國遺留在火星地表或軌道上的設施、儀器或文化造物均為主角們帶來了莫大的幫助，從而形成了一場秘而不宣的多國合作救援，主導權仍然留在兩位中國宇航員的手中。而另一方面，主角團則會戲謔地傳達出對這些“援手”背后所代表的文化的情感，其中使用的表述基本沿用當下互聯網上的主流觀點。

如果說第一項特征構成了科幻小說中的中國世界主義的基礎，在處理得當的情況下，尚可出現如電影《流浪地球》般描繪人類命運共同體通力合作的史詩繪卷，那么，第二項特征則表明很多作者的創作潛意識仍然停留在“好萊塢”式的民族主義敘事階段，同理想中的命運共同體依然存在差距。隨著我國國力不斷增強，全球影響力不斷擴大，本土的科幻小說勢必重新將視野投向全球寫作，創造出有別于西方的未來世界圖景。屆時，上述挑戰終將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

近未來后人類焦慮與“科技現實主義”

在《科幻百科全書》（第三版）中，布賴恩·斯坦伯福爾德將近未來科幻描繪成一種關于“焦慮”的文類：它既描寫人們的焦慮，也提供一種權宜性的緩沖劑。那么，近未來人類面臨最大的焦慮毫無疑問來自于“人”的邊界與定義正在迅速被科技所改變。而人在高度技術、智能和賽博化的情境下對自身主體性越來越感到不那么確定，越來越陷入認同性的“后人類”身份焦慮。

近兩年較為優秀的近未來科幻長篇小說，其共性主題都是“人的邊界”。居住在成都的七月的《巖邊的禪院》描繪了通過預編碼的信息序列攻擊人腦、篡改記憶乃至人格的技術。這一寫法實際上是結合控制論，將計算機的輸入/輸出模式視作人腦的隱喻，從而體現了現代人對信息世界破壞自身完整性和一致性的擔憂。臺灣作家伊格言的《零度分離》則將自己偽裝成一部非虛構文集，富有創意地從多個角度呈現了這種“邊界危機”的紛繁面貌。

面對虛擬現實、人工智能、腦機接口乃至意識上傳等未來技術，人類自身的獨立完整性是否依然重要？七月和伊格言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其第一次接觸式的寫作也強硬地否定了探究其他可能的余地，流于一種“盧德運動”式的宣言。相比之下，《忒彌斯》和《孤山騎士》則要顯得更加激進。

銀河獎新人獎得主魯般的《忒彌斯》設定在意識上傳技術成熟后的虛擬世界中，其主人公皆為數字化的人類意識經拼貼重組生成的原生數字人類。一場突如其來的環境危機造成了外來人類意識向賽博原住民世界的大舉殖民，借此，作者討論了新生人種與現實人類的種族和社會關系，提出了數字人同樣擁有人權的挑戰性觀點。

杜梨的《孤山騎士》則站在去人類中心的立場上，提供了同一問題的另一種可能性。小說的主人公是仿生人菊地和費爾曼，型號有所不同，為了保護人類女孩陸咪貉而開始調查一場仿生人法律糾紛的真相。小說花費大量筆墨在仿生人的生理構造上，并書寫了它們利用各種未來技術來提升自身能力的行為。與以往作品不同，作者已經默認了相關技術的普及狀況，轉而思考擁有自主行動能力的智慧生命可以如何利用這些技術，使之服務于自我提升的目的，拓展個體的邊界。借此，作者打破了人工智能、仿生人、機器人、賽博格和原初人類間的邊界，從而讓讀者得以反觀早已成為“后人類”的自己，更加深入地理解人與技術之間的關系。

不過，近未來題材的長篇科幻小說總體上缺乏創見，依然在復述世界科幻史上遺留下來的陳詞濫調，這些作品時常呈現出一種拼貼感，與其說是回應當下現實的寫作，更像是面向科幻話語體系的寫作。由于近年來科技發展迅猛，甚至在科幻社群內激起了“科幻如何超越科技發展”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作品已經落后于時代：表象上，在大眾傳媒的影響下，讀者已經熟諳近未來的美學體系，有關的科幻概念已經難以喚起驚奇；而內涵上，這些作品的思考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甚至停留在十九世紀。

作為上述趨勢的另一個結果，一種新的關于科技的寫作正在逐漸成熟起來。我們姑且稱之為“科技現實主義”。它并不進行過多的科技展望，而在已有的科技環境下書寫人類的生存、生活處境，同時對特定的行業進行科普，從而填補了滯后的主流文學和執著于未來展望的科幻文學之間的空白。當前，在啟示公眾關注技術現實一事上，這類科技現實主義作品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正在重新塑造科幻寫作的追求——若是將它們排除在科幻領域外，我們勢必要回應這樣一個問題：在新時代，我們究竟要靠什么來辨識科幻作品？是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概念想象，還是其背后的觀念想象？

本土話語的多元化

這兩年涉及本土話語的長篇科幻小說數量有所增加，且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征，具體可細分為神秘主義傳統、神話重述、歷史虛構、本土未來主義和地域性寫作等幾個主要方向。

盡管神秘主義傳統往往被本土科幻批評體系排除在外，但必須要承認的是，它依然在原創科幻寫作中占據重要地位。廣義上講，這類小說主要包括指向史前文明的盜墓小說，與“考古”或“失落的世界”等題材關系密切；以及指向不可知論和偽科學的靈異小說。前者的代表作是易飛揚的《隕石獵人》；后者的代表作則是蛇從革的《長江之神：化生》，小說將濱江小城的貧民窟中的社會性罪惡同“化生子”的水怪傳說結合在一起，賦予了主人公一行人逃離故土，尋求救贖，與當地黑惡勢力作斗爭的行為以魔幻現實主義色彩，頗有本土“新怪譚”之風貌。

相比于神秘主義傳統，神話重述這一傳統則更具西方特色，通常會將古典神話放置在現代科技的語境下進行重新詮釋。相關作品包括蘇學軍的《洪荒戰紀》，月斜影清的《古蜀國密碼》和吟光的《天海小卷》。其中，《洪荒戰紀》為架空科學神話，《古蜀國密碼》為太空歌劇版的遠古諸神之戰，寫法上較為傳統。《天海小卷》則有所不同，小說以“音律”為主要元素入手，描繪了鮫族少女的異域巡游，不僅糅合了中國古典文化和拉丁美洲元素，還進行了超文本實驗，將原創民族樂融入到故事當中，創造出了別樣的文化體驗。

歷史虛構式科幻寫作多聚焦于神秘史（Secret History）和或然史（Alternate History），前者發掘不為人知的隱秘往事，后者通過改寫歷史走向來探索歷史發展規律。這一方向近兩年的代表作品包括七月的《小鎮奇談》、燕壘生的《天啟》和梁清散的《不動天墜山》。《小鎮奇談》圍繞位于三線的404廠子弟學校中的孩子們，講述了一群少年因當地的神秘實驗獲得了不同的超能力，為了拯救歷史，與擁有超自然能力的高等智慧“剪輯師”戰斗的故事。小說在《怪奇物語》式的故鄉寫作中融入了大量系統的風物書寫，回顧了九十年代西南地區的童年生活，借少年拯救世界的白日夢式青春物語，重塑了小人物與大歷史之間的關系。

《天啟》在或然歷史的框架下，描繪了依靠生物科技支持的現代化明朝風貌。主人公方子野意外卷入一場宮廷斗爭，在探案過程中發現了來自平行世界的另一版明朝（即現實中的明朝）。小說具備鮮明的歷史批判意識，雖然以另類技術包裝既有現代科技產物（如用“信藤”取代“光纖”構造互聯網）的手法在讀者群體和評論界內引發爭議，但仍不失為近兩年歷史科幻領域的重要長篇作品。

梁清散的《不動天墜山》則轉向更古老的唐朝。作品中，武則天登基前，山城照州在遭遇空間異變后遁入平行空間，分裂出十個副本。小說描繪了受困其中的居民的眾生百態，講述了主人公顧然深入其中的驚險調查。作者將推理領域的建筑詭計置于宏大的科幻舞臺下，結合數學、天文、物理理論，并以武俠故事貫通各種元素，是本土科幻創作的又一項勇敢嘗試。

白伯歡的《戰略級天使：不眠之夢》是“戰略級天使”系列的第二部。小說與貴志佑介《來自新世界》氣質相似，均構建了由超能力者統治的或然世界，但與《來自新世界》不同，《戰略級天使：不眠之夢》沿用或然歷史的框架，將歷史改變的時間點提前至明朝末年，構造出相對安定繁榮的現代社會，且一改異能題材小說慣常的幫派斗爭框架，轉而關注異能者進入社會、參與社會建設與治理的成長歷程，頗具現實感。在第二部中，隨著主人公曹敬所具備的心靈感應能力不斷增強，其在“金薔薇王朝”公安系統內的活動也不斷深入。作為該作核心出現的具象化夢境，也呼應著新浪潮時期的“內在空間”理論。

可以歸于“本土未來主義”方向的長篇科幻小說并不多，一部分依然有堆砌之嫌，欠缺內在系統，例如郝景芳的《宇宙躍遷者》，其中始皇帝的外星飛船的古典美學和先進科技之間仍有難以彌和的鴻溝，用古典文化思想挽救現代戰爭危機的思考也頗為不合時宜。然而，另一些作品卻為元素的堆砌提供了一種符合邏輯的語言學理由：文九柔的《無限循環》中的九州國的政體沿襲古代官制，但最高領袖是資本主義財團；衛云七的《穹頂守望者》也呈現出類似的古典資本主義社會。使之顯得自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兩部小說中的社會都出現在大災變之后，此時舊日的秩序已經瓦解，而小說與其說是在單純地做詞語堆砌，不如說洞察了在建立新秩序的過程中，命名系統發生的轉變。這種微妙的轉變無處不在，如尼爾·斯蒂芬森的“元宇宙”向錢學森的“靈境”的更名。它也是“本土未來主義”在語言學層面上的立足點。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土話語還進一步分化成地域性的科幻寫作，其具體體現是作者會將科幻作品同具體城市、具體地區的文化進行結合。在理想情況下，有關的創作還能因為對地方旅游業產生的推動作用獲得當地政府或商業組織的支持和贊助，近年最為成功的案例是成都八光分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與青海冷湖火星小鎮合辦的“冷湖獎”征文。近兩年代表作品包括：一只魚的傳說的《姑蘇密碼》（江蘇蘇州）、擬南芥的《杭州擱淺》（浙江杭州），金亮的《靈龜復活》（山東青島），月斜影清的《古蜀國密碼》（四川）和汪詰、張旭二人合著的《高原》（西藏）。從文化產業的角度上看，這些作品的經濟意義可能要大過它們的文學價值。

女性主義寫作興起

近年來，原創長篇科幻小說領域依然由男性作家主導，長篇小說的創作中仍舊缺乏對性別相關的科幻議題的有效討論。不過，女性主義的寫作在過去兩年正在成形。代表作品包括西西的《欽天監》、文九柔的《無限循環》、湯問棘的《蟻群》、扶華的《末世第十年》和阿缺的《紅袖》。

西西的《欽天監》屬于“或然歷史”主題。小說記敘了康熙年間一位見習天文學家的成長歷程，揭開了古代知識分子除了考取功名之外的另一種進路，其間對中西文化的異同進行了深入探討。在小說中，主人公周若閎的青梅竹馬容兒雖然得不到正統的教育，但卻私下里學了醫術，治自己，也醫他人。《欽天監》刻畫了容兒這樣一個與封建社會制度性的困境所抗爭的女性角色，它沒有流于描繪獵奇式迫害場景，而是更注重女性自身的人格塑型，關注有能力推動觀念變革的有效力量。

這一觀察也適用于其他幾部小說，尤其是《無限循環》。小說中，人類面臨世界末日，在時間旅行者的幫助下開發出了穿梭倉，穿過黑洞來到了力微星，建立了娛樂至死的新秩序。但是黑洞吞食了過客的記憶，從而令舊世界的女強人元萊不得不在一輪又一輪的瓦舍游戲（一種歷史仿真游戲）中找回自己的身份。小說末尾雖然因為對情節閉環的過分追求而流于俗套，但力微星因環境限制而陷入發展無意義的消極觀念的社會秩序，卻同元萊的前夫的失意企業家形象形成了呼應，從而將女主角對具體的人的嫌惡轉變成外在的對社會環境的抗拒。《蟻群》則更加激進地從生理上消滅了男性，創造了公民僅由女性構成的未來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讀者仍然能夠依據人物的性格，將其劃分為男性化的角色和女性化的角色。作者的觀點因此不言自明：性別除了生理因素外，也包含很大程度的社會建構因素。

以上兩部作品所面對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承認性別所包含的社會建構因素，那么，何謂真正的女性體驗？或者更進一步，如何突破這種社會建構？

針對這些問題，《末世第十年》提出了一種回答：在小說中，造成萬物變異的生化危機已經過去了十年，十年間，女主人公“我”失去了父母，靠出賣身體換取隨行男性隊員的保護。后來隊伍解體，“我”流落荒村，被村民收留，后來陸續為村民送終，最終孤身一人生活在與世隔絕的山林間，卻因一次意外生下了一只草食性的“蜥蜴人”孩子姜羊，從而開始在育兒、求生和耕種、狩獵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了生而為人的感覺，與孩子共同度過了一個春夏秋冬，最終萌生了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小說以生態女性主義的視角，顛覆了以往災后世界小說中的“重返現代”或“殘酷廝殺”模式。身為單親母親，主人公的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和臨危時閃現的凌厲果斷賦予了她雌雄同體的形象，讀者因此得以跳出性別的二元討論，去審視與反思個體需要靠什么來抵御重大危機。

結語

雖然近兩年長篇科幻小說的總體數量大幅減少，但其構成也正在發生變化：一方面，長篇小說創作的生態正在從“核心科幻”占主導地位轉向核心科幻同主流文學和網絡文學并存；另一方面，這些曾經涇渭分明的領域之間的界限也正在被打破，從而形成更加寬廣的幻想文學疆域。

表面上看，這種跨界似乎表明科幻寫作的題材和視角將變得——或已經變得——更加多元，并催生出更多本土話語鮮明的原創作品，但就近未來作品的整體趨勢而言，這種表面上的多元化并未有效拓展長篇科幻寫作的邊界——事實上，大量符號化的科幻概念（諸如人工智能、虛擬現實、腦機接口和賽博朋克等）及其敘事原型正在快速從想象空間走入現實生活，甚至成為相關現實寫作的常見元素。相應地，普羅大眾對常見科幻概念的適應自然會對科幻小說的寫作提出更高的要求。現實的壁壘限制了個體感知世界的能力，使之在面對急劇變化的環境時顯得愈發焦慮和不知所措——災難科幻和政治博弈科幻的興發正是這種群體性焦慮的集中體現，它們不僅提供了一種對局勢的回答，也提供了一條疏散情緒的路徑。

但是，這種高度貼近現實的科幻寫作不論采取何種姿態，都勢必會將某種對現實環境的認同視作前提假設，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探索人類之另一種可能性的能力，比如將科幻作品的想象力約束在危機敘事/后危機敘事的框架當中。在這種背景下，我們不妨將正在崛起的女性主義科幻小說視作一種別樣的審視人類的突破性視角。而在接下來的一年或數年中，本土長篇小說領域又將出現何種別樣的探索？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