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赫德》劇照

最近，中國電影資料館和北京中間劇場先后放映了由猶太裔英國作家C·P·泰勒編劇、多米尼克·庫克導演的話劇《好人赫德》的影像版。該劇以“貧窮戲劇”的方式進行表演，演員穿著日常的服裝，舞臺上亦沒有嘩眾取寵的設計，其簡約的工業化實用風格帶有現代主義堅硬、冰冷的特征，猶如一座包豪斯監獄，契合戲劇的主題。全場只有三位演員，赫德由一人扮演，赫德的好友莫里斯、博克、納粹軍官、希特勒等由一人扮演，赫德的妻子、情人、母親、護士及納粹軍官等由一位女性扮演。故事發生在1933年之后的德國，講述的是老好人赫德作為文學教授，如何一步步淪為納粹的幫兇。

哲學家尼采認為，現代性的弱點就是“無法旁觀痛苦，無法容忍痛苦”，酒神式的立場則與之相反：“你們意欲取消痛苦；我們呢？——我們似乎更愿意讓痛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來得更猛烈些！”話劇《好人赫德》中的赫德顯然不是狄俄尼索斯式的英雄，他說：“如果得了癌癥，我會擔心；如果他們把我關在集中營里，希姆萊的一個變態襲擊了我，我會擔心；如果安妮不再愛我，和另一個男人私奔了，我會擔心。有很多事情可能會讓我擔心，猶太人和他們的問題也在其中，但是它們在很下面的地方。問題是，我基本上是一個快樂的人。”好人赫德有他的“擔心”、焦慮和“神經癥”，他認為他所有的工作都是基于這個“焦慮癥”。赫德為了避免失去工作、約會地點及社會聲譽的痛苦，一步步淪為納粹分子的幫兇，他為自己找了借口“人們是自私的”，誰都“想讓自己的生活好一點”，以及“個體的有限性”。

尼采說：“假設所有文明的意義就在于，把‘人’這個野獸馴化成溫順的、有教養的動物，即一種家畜的話，那么，人們就必須毫不遲疑地把所有這些反應本能和怨恨本能看作文明真正的工具，正是在它們的幫助下，貴族及其理念才最終遭受恥辱并被征服；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工具的擁有者同時也體現了文明本身。更確切地說，事實可能恰恰相反——不！相反的事實如今已經顯而易見！”相反的現實即他所預言的在歐洲大陸將會看到大量的“失敗者、卑躬屈膝者、萎靡頹廢者、中毒者”。C·P·泰勒的《好人赫德》讓一位“中毒者”“萎靡頹廢者”出現在舞臺上。赫德作為高級知識分子，被周圍的道德系統、輿論系統及權力系統等操控形式所異化、馴化，直至參與制造平庸之惡。他唯一的好友、被他見死不救的猶太人莫里斯勸他“不能在人或各種情況中迷失自己”，他“不迷失”的參照體系卻是操控體制中的各種參數——這是他遵循與恪守的原則，“好人”赫德依賴這些系統，缺乏獨立反思與行動，因而一直都走在失去人性與神圣性的路上，直至成為“奴隸”“末人”或“最后之人”。

赫德一直扮演會照顧人的“好人”，符合社會主流道德觀，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毫無異議地服從系統操控，一步步淪為反人類的殺人機器上的一個零件。他甚至為自己的“平庸之惡”辯護而大講道理：他只是“服從”，因為“誰都有個性，誰都自私”，他只是“想擺脫痛苦”、“不想迷失自己”。赫德從始至終都在履行各種“責任”：照顧盲眼的母親、給不會做家務的妻子做飯、同情與安慰好友，甚至對于給累贅的盲人母親實施安樂死，他也找到了堂而皇之的借口。作為一位大學文學教授，在各種道德與責任中，他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凡事都要去問別人應該怎么做，包括他的妻子、岳父、好友與領導等。他不具備判斷力，只是利用大量的道德知識、文學知識、音樂知識及社科知識，來粉飾自己無從判斷與決定的行為。“蛆蟲一樣的‘人’獲得了顯著的地位，并且蜂擁而來；‘溫馴的人’、不可救藥的中庸者和令人討厭的家伙，他們已經學會了把自己當成目的和首腦，當作歷史的意義，當作‘上等人’。”（尼采）“好人”赫德有他家庭的小確幸、愛情的小確幸，有他在友誼面前的自信與小確幸，但是他獨獨少了貴族精神。具有歷史諷刺性的是，恰恰是赫德這樣的“知道分子”成為社會的精英，并以他們的價值觀繼續建構這個“末人”世界，導致社會上到處行走的幾乎都是“最后之人”。

漢娜·阿倫特曾指出“平庸之惡”是一種“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一種對自己思想的消除……對個人價值判斷權利放棄的惡”。在當下，人類文明在無數“好人赫德”面前將何去何從，是編劇提給觀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