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起源甚早，前賢認識各有不同。而創立儒學，培養儒生，進而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和教育發展方向，則肇始于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孔子私人辦學，招生授徒，要求學生儒服委質，服膺儒教，“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將“君子儒”作為學校培養目標，確是孔子的一大創舉。《論語》記載有孔子關于區別“君子”與“小人”的許多論述，如云“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等，完全跳出了春秋之前以社會身份地位區分“君子”“小人”的傳統認知，轉而從道德品質和人格修養來區分“君子”與“小人”，也用以區分“君子儒”與“小人儒”，實現其教育目標。因此，孔子儒學教育不是一般地培養儒生，而是要培養“君子儒”，這是毫無疑問的。

“君子儒”的性格雖然可從多方面加以描述，但其性格特質是“快樂”，這可從孔子教育實踐中得到證明。眾所周知，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為“孔門十哲”和“七十二賢人”之首，孟子認為他具圣人之體，后人尊之為“復圣”。孔子對魯哀公和季康子都說過“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顯然，顏回實現了孔子教育培養目標，可稱為“君子儒”。顏回死后，孔子悲慟欲絕，大呼：“天喪予！天喪予！”（《論語·先進》）那么，顏回性格特質是什么呢？還是聽聽孔子的評價：“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孔子贊許顏回之賢，是因為顏回養成了快樂的君子人格。在孔子看來，“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論語·述而》），坦蕩必然導向快樂，而快樂正是“君子儒”的性格特質。被弟子們視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有這樣的性格特質，更證明這一特質的標志性意義。《論語·述而》載：“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當楚大夫葉公向子路打聽孔子是什么樣的人時，子路不能回答，而孔子卻用簡潔語言對自己的“為人”作了總結，歸根到底是四個字：勤奮、快樂！勤奮是現象，快樂才是本質。孔子將“樂以忘憂”作為自己的人格特征，認為自己是個“快樂”的人，這便為我們認識“君子儒”的性格特質指明了方向。北宋程顥、程頤拜周敦頤為師，周令二程“尋孔顏樂處”，從而揭開了宋明理學的新篇章。從培養“君子儒”的角度來看，宋代理學家們抓住了孔子儒學教育的本質，對我們認識孔子儒學教育深具啟發。

“孔顏樂處”的確是可以尋覓而得的，因為它有具體的為學進路讓求學者能夠通達。孔子提出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便是對這一為學進路的凝練概括。

關于“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前賢有過許多討論。梁皇侃以為此章“明人學須次第也”。宋邢昺說是“記人立身成德之法”，并解釋：“興，起也，言人修身當先起于《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于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后樂以成之也。”范祖禹則說：“《詩》所以序人倫，故學者必‘興于詩’。‘禮’所以定民志，故無禮不立。‘樂’所以和人心，故非樂不成。有序而后可興，有定而后可立，有和而后可成。治身以此，治天下國家亦以此。此其先后之次也。”而朱熹以為：“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后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后淺深也。”

其實，將“興于詩”之“詩”理解為《詩》文本并不妥當。因為在孔子之前，“詩”與“樂”配合著完成“禮”所規定的儀式，言“詩”不可不涉及“樂”和“禮”；在孔子時代，雖然“詩”與“樂”有所分離，“賦詩言志”已經可以不依賴于“樂”，但它仍然執行著某種“禮儀”功能。如果將“興于詩”之“詩”理解為《詩》文本，不僅與“詩”的生產和應用的歷史事實不符，而且與孔子以周代禮樂文化教育弟子的教學實踐也不一致。正如陳祥道所說：“古之教人‘興于詩’者必使之‘立于禮’，‘立于禮’者必使之‘成于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于春官，《禮記》禮、樂同詔之瞽宗，其義一也。”這即是說，“詩”與“樂”在當時是配合著用以完成規定的“禮”，它們之間并無難易之分，先后之次，深淺之別。在學校教學實踐中如此，在社會文化生活中也如此。

從文字學來看，“詩”與“志”本是一字。《說文解字》：“詩，志也。”聞一多《神話與詩》和朱自清《詩言志辨》都認為“‘志’與‘詩’原來是一個字”。楊樹達認為《左傳·昭公十六年》的兩例“鄭志”其實均指“鄭詩”，證明“志”與“詩”古人常相通假。《尚書·堯典》早有“詩言志”之說，《詩大序》更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近年出土的戰國楚竹書也有“志”“詩”互釋互訓的文句，如郭店楚簡《語叢一》之“詩所以會古今之志也”，“詩”字從“言”從“寺”，“志”字從“心”從“寺”，二字僅“言”與“心”之別；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孔子詩論》中“詩”字或從“止”從“口”，或從“止”從“言”，而“志”字從“止”從“心”，也是“言（口）”與“心”之別。因為“志”是“詩”的內在依據，“詩”是“志”的語言表達。所以，“興于詩”就是“興于志”，文字學和文獻學均可證明。

孔子所云“詩”“禮”“樂”其實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數術”層面，即作為語言形態的“詩（言）”，作為儀式形態的“禮（儀）”，作為聲音形態的“樂（音岳）”；一是“義理”層面，即作為意志品質的“詩（志）”，作為理性人格的“禮（理）”，作為快樂精神的“樂（音洛）”。從“數術”層面看，早期的“詩”“禮”“樂”是相互依存的，它們相須為用，很難截然分開；由于文化自身的發展，三者后來逐漸分離，出現單純的文本之《詩》，祝史之禮，瞽瞍之樂。孔子所云“詩”“禮”“樂”雖不排斥“數術”，卻主要不從這一層面立論，他所注重的是“君子儒”的人格養成。如勸子夏“女（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強調“君子謀道”“士志于道”，都說明了這一點。因此，從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來看，“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應該是“君子儒”人格養成的幾個階段，主要包括意志品質、思維習慣、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而不是某種具體文本或若干技藝，盡管這些文本和技藝在君子人格養成教育過程中不可缺少。

這樣說來，孔子所云“興于詩”，就是要求弟子通過學“詩”興起其養成君子人格之“志”。這里的“詩”，既可從“數術”層面理解為《詩》，因為《詩》的確是孔子教育弟子的基本教材；也可從“義理”的層面理解為“志”，因為學《詩》的目的在于興起君子之志。不過，作為“數術”層面的“詩”，不僅包括《詩》文本，也包括用于歌詠的聲樂、器樂和指導詩、樂的禮儀。因此，“興于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興起于《詩》的文本，而應該理解為通過學“詩”興起學者的君子之“志”，這種“志”既包含了意志品質，也包含了情感態度，可以是“見賢思齊”的好善之德，也可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的惡惡之心。這是學者“立身成德”的第一步，是基礎，也是起始。孔子要弟子“興于詩”，為培養“君子儒”人格提出了一條具體實施路徑，這一路徑既是教育的，又是文學的，也是文化的。

同理，“立于禮”和“成于樂”也包括“數術”和“義理”兩個層面。如果僅僅將“立于禮”之“禮”理解為禮容、禮儀、禮節、禮器等“數術”之禮，將“成于樂”之“樂”理解為聲樂、器樂、歌詠、舞蹈等“數術”之樂，顯然不是孔子所云“立于禮，成于樂”的全部內涵，甚至不是其主要內涵。孔子說：“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又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告誡其子孔鯉：“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禮”的核心是“理”，是“君子儒”行事之依據，立身之根本。顏淵曾感嘆：“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顯然，“立于禮”指示了“君子儒”人格養成的行為準則，成為其樹立社會形象的標志和自我實現的手段。正如明章世純所言：“人無自立之力，則托于眾所服者以載其身。恃物不侵，而為固以強加人，人必逆之。以禮加人，人無拒者，人不拒則我得行也，我得行則我不奪也，不奪之謂立。”至于“成于樂”，自然與音樂教育有關。在音樂教育中，以“詩”起興，以“禮”立容，以“樂”成章，完成一個教學過程，是符合當時教學實際的。然而，從儒學教育層面，從孔子學校培養目標來看，“成于樂”并不以學習音樂知識為目的，而是指向“君子儒”人格培養。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這就明確告訴我們，祭祀和音樂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關鍵是通過這些手段達到培養“君子儒”的目的，只有“君子儒”（仁者）才能踐行禮樂文化、弘揚禮樂精神。孔子曾提出過“成人”標準：“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為何“文之以禮樂”才能成人，唐孔穎達以為：“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這很好地說明了“禮樂”對于“君子儒”人格養成的重要意義。孔子儒學教育重視人格培養，《論語》首章即有反映：“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宋鄭汝諧以為：“此數語，蓋孔門入道之要，故以為首章。”可謂一語中的。此章不僅強調學習是快樂之事，同門切磋是快樂的，而且強調君子人格需要有快樂精神。因此，“成于樂”就是通過學習養成君子人格的坦蕩情懷和快樂精神。這樣理解“成于樂”，就和“興于詩”強調“君子儒”人格養成的邏輯起點，“立于禮”指示“君子儒”人格養成的行為準則聯系在一起，構成了孔子儒學教育的完整內容，也形成了“君子儒”的為學進路。當然，作為養成“君子儒”人格最后階段的“成于樂”并非與音樂教育無關，而是自始至終相生相伴，因為作為“君子儒”人格特質和精神向度的“成于樂”是在長期的音樂教育和詩禮熏陶下形成的，它不僅不排斥全面而完整的音樂教育，而且以之作為依托和憑借。正是這種辯證關系，體現出孔子儒學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的豐富內涵及社會價值，受到后人重視，也值得我們珍惜。

（作者：王齊洲，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