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情感學成為國外學界的一個熱點。雖然在西方世界，討論人的情感問題，自古希臘的柏拉圖時代已經開啟，并引發了后繼的哲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等的持續參與，但直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家費弗爾發表他的相關論文，強調了“只要情感史還沒有被完成，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歷史”的論斷，使得他成為“情感學”確立的標志性人物，并在后續的時間里，有更多專家集中投入研究人的情感復雜因素以及對社會動向乃至歷史走向發生的明顯影響時，才有了所謂的“情感學轉向”之說。

情感學討論的問題相當廣泛，它涉及情感與身體、與理性的離合關系，涉及一種情感與另一種情感細微區分的可能，或者何以兩種截然相反情感在同一個人物身上難分難解，也涉及個人的情感在群體中的感染與蔓延等，而作為情感學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人的情感是自然天生的還是后天習俗培養的，換言之，基于生命科學的情感自然說和基于社會人類學的情感建構說，給情感學研究打開了廣闊的視野。正是借鑒了這樣的研究視野，使得我們面對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關于從“禮儀之家”的人物身上延伸出的“大旨談情”的主題，有了新的思考。

在《紅樓夢》中，寶玉、黛玉和寶釵三人的情感關系，常被視為木石姻緣與金玉姻緣的象征性對峙。木石表示質樸，金玉表示富貴。但讓人覺得奇怪的是，金鎖之于薛寶釵、通靈寶玉之于賈寶玉，是擺在故事主體的明面中，而金與玉的相配，又是被薛寶釵的大丫鬟鶯兒在小說中直接提及的。但草木之于林黛玉、頑石之于賈寶玉的關系，卻并沒有在賈寶玉和林黛玉出生后的人間直接提及，也并不為世人所知曉，毋寧說，這是作為兩人的前世傳說，發生在一個神秘的世界里。這樣，賈寶玉最多也只能在夢中，以自己對木石姻緣的認同，來抗爭世人熟悉的金玉姻緣。同樣，當我們解釋賈寶玉對林黛玉傾情相許時，固然可以從理性角度，來分析林黛玉不說讓賈寶玉追求功名富貴的混賬話，以說明叛逆者的共同志趣是感情的基礎。但他們第一次見面，彼此都有久別重逢的熟悉感，似乎又不是理性所能解釋得清楚的，從而讓這種近乎神秘的感覺，給男女情感互生愛慕的非理性留出了空間。

小說中有些人物間發生的男女之情，也是理性無法解釋的，如彩云對于賈環的專注之情，齡官對于賈薔的一片癡情。

賈環的頑劣、無惡不作，幾乎到了人見人厭的地步，但偏偏丫鬟彩云，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愿意為他作奸犯科，去偷王夫人的東西。賈薔作為紈绔子弟的惡俗，在與賈蓉一起作弄好色的賈瑞時暴露無遺，但他既贏得了心氣高傲的齡官的一片癡情，在薔薇花架下的泥土中反復劃一個“薔”字，同時，賈薔也把自己的一片真情獻給了齡官，盡管他并不能真正理解齡官那渴慕自由的深刻心思。

男女之情在《紅樓夢》中雖然占有最大的比重，但沒有缺席的親情、友情，在《紅樓夢》中同樣有著耐人尋味的呈現。

王熙鳳與秦可卿雖是親戚關系，但感情之深，又非比尋常。當秦可卿不幸夭折時，王熙鳳為寧國府協辦喪事，其中有一段寫早起進寧國府而先到可卿靈前祭拜，極為傳神：

鳳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忙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才止住。

當鳳姐看見棺材，眼淚如斷線之珠滾落下來時，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而當她吩咐燒紙，喪樂奏響時，她開始發聲哭泣，這可以說依然有真情的宣泄，但也是禮儀的呈現，并以這種外現的禮儀，給了周邊人一個暗示，需要有相應的禮儀來配合。于是接下來寫一句“里外男女上下，都忙忙接聲嚎哭”，注意，“忙忙”還有“接聲”，加上重在聲音而非淚水的“嚎哭”，似乎也暗示了周邊之人的哭，似乎在禮儀的實踐中，已經缺少了相應的情感內核。那么，缺乏了情感的禮儀還具有多大鞏固人倫的意義？抑或僅僅是彰顯了人性之虛偽？由此帶給我們思考的是，本來是后天建構的禮儀，不但未能規范情感的泛濫，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反而拖累到情感而使之不自然、變得可疑起來。

與此相對照的是，探春對自己的生身母親趙姨娘包括舅舅趙國基等并不流露出絲毫的同情，那種基于主子立場而對本質上是奴才身份的人自覺劃清界限，完全恪守了禮儀規范的言行，是否也有著對內心自然情感的壓抑？而抄檢大觀園事件發生時，探春又以主子身份保護自己的丫鬟，這里僅僅是考慮了禮儀要求的主奴互相支撐，還是有情感因素在？類似的問題，成了《紅樓夢》對主要人物的人倫情感關系的基本思考。這也常常是西方的“情感學轉向”中，許多學者會認真探究的問題。

其實，人的恰當言行出于生命的自然還是外在禮儀的建構，或者如何讓情感與禮儀兩者沒有違和感，不但是西方情感學研究者一直思考探究的，也是早期儒家學派創立者所思考的。《禮記·檀弓》中記錄下一個生動的事例：

魯人有朝祥（“祥”指服喪期滿）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即子路）！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超過）月則其善也。”

據史書記載，子路是一個自覺恪守禮儀之人，這種恪守是那么徹底，也許已經跟他內心的情感沒有任何違和感，所以他會譏笑一個早晨剛剛服喪期滿的人，晚上就急不可耐地去唱歌娛樂了。既然相距時間這么短，那么守制服喪，似乎就成了一種純然外在的強迫，其內心的悲傷情緒，應該已經蕩然，由此不得不讓人懷疑其服喪的虛偽性。但孔子對待此事的態度十分微妙，他一方面批評子路對別人的苛責，認為一個人能夠堅持服喪三年，已經很不容易。但同時，他又希望人們能夠在服喪期滿和娛樂活動間，有一個更長的時間間隔，因為只有娛樂的時間延宕，才多少說明了，不但其悲傷的情感是真實的，就是對服喪禮儀的執行，也是真誠的，是絲毫不勉強的。

正是早期儒家倡導的禮儀與情感的二元組合，那種在現實的對峙緊張乃至斷裂中依然思考可能的和諧關系，經過文化歷史的遞相嬗變，成為《紅樓夢》小說展開的基本命題，并呈現為豐富多彩的人物譜系，形塑成傳統社會晚期的禮儀文化，也是情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光啟國際學者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