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首部系統(tǒng)研究魯迅的專著——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出版；1938年，魯迅去世后第三年，中國首部《魯迅全集》出版。唐弢在《魯迅全集補遺·編后記》中表示：“（初版《魯迅全集》）可以稱為‘孤島’的上海的大事。從國內到國外，二十冊厚厚的著作，成了年輕人的寶庫，后一代的糧食。”這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全集，也開啟了對魯迅作為文學家形象的建構。這一文學形象的建構在如今看來稀疏平常，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份，具有影響魯迅研究史和魯迅價值的深遠意義。我們要考察《魯迅批判》和《魯迅全集》為魯迅研究帶來何種新突破，必須先觀察在它們出版前學界對魯迅的研究情況。在1927年以前，以成仿吾為代表的創(chuàng)造社對魯迅幾乎全盤否定和“現(xiàn)代評論派”陳西瀅的攻擊，是比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一方面。1927年茅盾發(fā)表《魯迅論》，肯定了魯迅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思想價值。1928年，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對魯迅進行攻擊。1933年瞿秋白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面世，維護了魯迅的形象。1935年以前的魯迅研究大多是從不同政治立場和角度進行的評價，尤其是在魯迅加入左聯(lián)以后，左聯(lián)更加積極地推崇魯迅思想立場的轉變和社會意義。

1936年10月，魯迅逝世。左翼和其他派別激烈爭奪著魯迅的闡釋權。左翼知識分子借助魯迅在思想界、社會活動領域的威望和作為青年領袖的影響力，組織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紀念魯迅活動，來塑造“民族英雄”的社會形象，滲透進無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這場論爭看似是文學或文化批評層面的，實則是兩種不同文化勢力和政治派別間對文化話語權的爭奪。在隨后爆發(fā)的全面抗戰(zhàn)的民族危機和轟轟烈烈的社會活動推動下，作為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形象更能獲得國人認同，并逐漸被“神化”，并在新中國成立后進一步被抬高為“新中國的圣人”，“是中國文化的主將，他不但是中國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是文化戰(zhàn)線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民族魂”這一定位構成了當代語境中魯迅接受的經(jīng)典闡釋，并通過中學課本中魯迅作品的選擇和《魯迅全集》的修訂、編纂滲透進一代代青年人思想中。比如，在1956年的《魯迅全集》中有注釋5884條，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歷史的方法和觀點”。這一正面形象曾給中國人帶來強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對民族未來的希望，但也似乎讓人們漸漸忘記了，魯迅本質上是一個文學家。魯迅漸漸成為一種文化符號，更多具有社會、政治意義而缺乏文學意義。因此，李長之的《魯迅批判》和初版《魯迅全集》在左翼對魯迅的社會學意義加以張揚和自由知識分子對魯迅價值進行質疑的歷史背景中面世的。它們將魯迅從集體的喧囂中發(fā)出個體的聲音，還原一個社會、政治符號外的文學魯迅，打開了魯迅研究的另一條思路，開啟了對魯迅文學形象和學術價值的思考。

一、李長之《魯迅批判》對魯迅文學形象的強調

1936年出版的李長之的《魯迅批判》被認為是第一部成體系的研究魯迅的學術專著，它以獨特的學術價值和獨立的批判精神在魯迅研究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然而，這本著作在奠定了李長之現(xiàn)代批評家地位的同時，更多地遭受了磨難。此書在出版前即遭到刪改（去除了魯迅的書信和照片），出版之后，《魯迅批判》屢遭批判和查禁。在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它被視為左派讀物予以排斥；在日偽時期，則被列為禁書。1957年，李長之被劃為右派，《魯迅批判》成為“黑書”封存于圖書館，不得借閱。“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魯迅批判》并未再版，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新出版。《魯迅批判》很長時間內被斥為學術異端，直到當今，《魯迅批判》的價值才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肯定。

1935年5月29日起，李長之的《魯迅批判》中的部分文章陸續(xù)在天津《益世報》文學副刊和《國聞周報》上發(fā)表，引起文壇注目。1936年，《魯迅批判》出版。相對于魯迅的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李長之重點關注到的是文藝審美層面，關注到魯迅的個體精神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聯(lián)系。由此，李長之將魯迅認定為一個詩人，其創(chuàng)作中體現(xiàn)出獨特的情感特征。這種情感，不僅具有個人感受上抒情的特殊性價值，而且具有人性層面的普適性價值。從這個角度考察，才能更好地從創(chuàng)作中去探察魯迅的創(chuàng)作對于中國文學乃至人類的永恒意義，也更能發(fā)掘魯迅高于一般作家的獨特價值。

李長之首先質疑了魯迅作為思想家的社會學意義，他認為魯迅的思想沒有完整的理論體系，也沒有抽象思辨能力，雖有一些創(chuàng)見和犀利的評判，但遠不能成為思想家。這一觀點也許有失偏頗，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在研究魯迅的革命價值和思想價值的主流中提示了一條新的思路，把重點落在了魯迅的文學價值上。它和《魯迅全集》一道，為日后九十年代魯迅研究的轉型，奠定了基礎。

在公共的革命家、思想家魯迅之外，李長之看到了一個具有詩人精神氣質的魯迅形象。“倘若詩人的意義，是指在從事于文藝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觀的，情緒的，而離庸常人所應付的實生活相遠的話，則無疑地魯迅在文藝上乃是一個詩人。”從詩人的定位出發(fā)，李長之較早關注到了魯迅抒情文的價值。文學武曾指出：“中國現(xiàn)代抒情小說作為一支獨異的文學脈絡曾產(chǎn)生過重要的影響，它的首創(chuàng)者就是魯迅，后來又為廢名、沈從文、蕭紅、艾蕪、孫犁等人所繼承，李長之是最早關注魯迅小說抒情性特色的學者之一，這方面的貢獻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在討論《孔乙己》《風波》《故鄉(xiāng)》《阿Q正傳》《社戲》《祝福》《傷逝》和《離婚》的時候，李長之盡管承認其有社會批判價值，但同時指出，魯迅最可貴的就在于里面含蓄、凝練、深長的意味和豐盈充沛的感情，那“詩意的、情緒的筆，統(tǒng)統(tǒng)活活潑潑地渲染到紙上了”，具有永恒的藝術價值。李長之較早越過揭露和批判社會現(xiàn)實的層面，而探討其中的美學精神。“在往常我讀《阿Q正傳》時，注意的是魯迅對于一般的國民性的攻擊……可是我現(xiàn)在注意的，卻不是這些了，因為這不是作者所主要的要宣示的。”在文本冷冰冰地奚落的外表下滲透著“最大的同情”，“別人盡管以為他的東西潑辣刻毒，但我以為這正是濃重的人道主義的別一面目，和熱淚的一涌而出，只不過隔一層紙”。李長之認為魯迅寫出了阿Q的可愛、天真，更加烘托出對他的同情。我們之所以會在阿Q身上找到我們自己，是因為這“是一篇有生命的東西，一個活人所寫的一個活人的東西”，是一種真正的人道主義。“魯迅不是沒有奚落阿Q的意思，魯迅也不一定初意在抒發(fā)他的同情心，更不必意識到他這篇東西之隆重的藝術的與社會的意義，然而這是無礙的，而且恰恰如此，這篇東西的永久價值才確立了”。李長之認為后來的鄉(xiāng)土小說“總多少加入了點理智，社會的意義容或是有了……藝術的價值卻是被剝奪了”。

在左翼理論家對魯迅思想性和社會意義的褒揚與自由知識分子對魯迅價值的否定的爭論中，李長之洞察到魯迅身上有詩人本質和戰(zhàn)士身份共存的二重性特征，并強調二者之間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以此凸顯作為文學家的魯迅。然而，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紀30年代特殊的時代形勢下并未得到熱烈響應，倒是當時的日本學界頗為重視。此后，在海外，夏濟安、李歐梵等學者紛紛從文學和精神品格的角度試圖還原被意識形態(tài)遮蔽的個體的魯迅。在國內，幾乎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研究思路才引起強烈反響。而李長之早在20世紀30年代便將魯迅從集體聲音的喧囂中拖拽出來，讓魯迅自己發(fā)出個體的聲音，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可以說，李長之在浪漫主義的意義上，對魯迅的“情感”一面進行獨特闡釋，打開了魯迅研究的另一條思路，挖掘出傳統(tǒng)研究方法下魯迅被遮蔽的特質，在魯迅研究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二、初版《魯迅全集》的編纂和魯迅形象的建構

在爭奪魯迅闡釋權的大環(huán)境下，很多魯迅的親友紛紛致函許廣平，要求印行《魯迅全集》：“溯自先生逝世后，舉世哀悼。輿情所趨，對于全集出版，幾成一致要求。函札紛至，荷蒙啟迪，舉其大要，則一望早日出版；二希收集完備;三翼售價低廉。”魯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就立刻提出編纂魯迅全集的倡議：“遠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魯迅逝世的電訊后，于10月20日即魯迅逝世的次日，給上海文化界救國聯(lián)合會和許廣平發(fā)去了唁電，并同時發(fā)出了《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希望國民政府“設立魯迅研究院，搜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許壽裳也寫信給蔡元培希望能夠推動魯迅全集的編纂和刊印，并請蔡元培“務請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貢獻文化之功，盡釋芥蒂，開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吳慕魯也給許廣平寫信明確提到全集計劃：“昨天禮畢，聽源兄說叫大家回殯儀館有事商量……他們商量事情，我想不外兩點，一是喪葬費用，二是周先生遺著……我贊成把全集向商務印書館交涉給他們出……全集編輯方面，我要求你親自來主編……”李品珍也寫信給許廣平：“印他（魯迅）第一次的全集，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單以這一點而論，也該敬謹從事。”實際上，在此之前，魯迅自己就表達過要出全集的愿望。許欽文在《同魯迅先生最后的晤談》寫道：“‘從搜集在《墳》里的稿子起，’他鄭重地說，‘我已寫了三十年，翻譯的不算，總有三百萬字，出十大冊，也已有點厚了罷。’我聽了暗自吃驚，以為這明明是關于后事的計劃，覺得更嚴重。”在魯迅去世的前一年許壽裳就已經(jīng)開始推動并設計過魯迅全集的框架結構。1937年7月2日，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許壽裳擬了一份關于《魯迅全集》的內容設計，認為：“既名全集，應該全盤計劃，網(wǎng)羅無遺，不過可分為若干部，如（一）創(chuàng)作、（二）翻譯、（三）纂輯（如《謝承后漢書》《古小說鉤沉》《會稽郡故書雜集》及所搜漢唐碑板）、（四）書簡、（五）日記……”在各方力量的推動下，“一九三七年春，臺靜農(nóng)先生親臨憑吊，承于全集，粗加整理。并約同許壽裳先生商請蔡元培、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諸先生同意，任全集編輯委員會。”從成員組成看，既包括左翼知識分子，也包括自由知識分子。而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所作的序言，奠定了魯迅作為文學家的歷史地位。蔡元培的序言在開卷第一篇，把魯迅的古籍編纂、翻譯行為和創(chuàng)作活動放在中國文學史的脈絡中，突出文學家和研究者的魯迅形象。

在祭奠魯迅的儀式上，當魯迅的身上被蓋上“民族魂”的旗幟時，當行進的隊伍高呼民族解放的口號的時候，蔡元培給出的挽聯(lián)是“著作最謹嚴，豈惟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突出魯迅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成就，回應內山完造盛贊的魯迅是影響日本人的大文豪，強調魯迅作為文學家的身份。1936年10月22日，蔡元培主持了在萬國公墓舉行的葬儀，葬儀上的講話中也突出魯迅的文學成就：“魯迅先生的文字完全以真實作依托的，所以為一般人士深信。魯迅先生的著作，是永遠不會消失。他從‘人’與‘社會’最深刻的地方，寫出文字來。至于在修辭上，他的作品誰也不能來添一個字或減一個字，因此他的文字亦足以千古流傳。”這是從文學史的角度，預示了魯迅作品的經(jīng)典化。將魯迅的意義落實到其文字和修辭上，引導世人關注其文學價值。

這一定位與蔡元培個人的文化立場和理想有關。蔡元培反對囿于傳統(tǒng)和全盤西化，主張在了解西方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重審中國文學精神和文化價值。他以“立人”為文化重建的根本，倡導學生養(yǎng)成“科學的頭腦”、“勞動的能力”和“藝術的興趣”，擔負起“學術上的責任”、“對于國家的責任”和“對于社會的責任”。蔡元培尤為重視文學參與國家、民族建設的力量，認為“詩人者，乃盱衡外界，旁薄萬匯，諸物結晶之體，社會聚散之點，精審而約取之，而出之以微言”。作家有責任觀察社會、反映現(xiàn)實。在《新文學大系·總序》中，蔡元培對五四“新文學”的定位更能體現(xiàn)出他對文學現(xiàn)實性和藝術性的把握。他將五四新文學定位為“科學精神、民治思想及個性表現(xiàn)”。他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而是認為應該和中國國情相結合，把啟蒙運動也包括其中。中國的文藝復興不僅要復活西方傳統(tǒng)，也要復活中國傳統(tǒng)，科學、民主亦生根于中華傳統(tǒng)中。“東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誘，正如蘇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陳王道，正如柏拉圖……此外周髀的數(shù)學，素間靈樞的醫(yī)學，考工的工學，墨子的物理學，爾雅的生物學，亦已樹立科學的基礎。”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定位，中國思想史上有所謂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爭。這其實代表了兩種文化建設規(guī)劃和文化發(fā)展方向，而中國的“啟蒙運動”的提法長期以來占據(jù)主流地位。這一提法一定程度上出自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策略。20世紀30年代后期興起的“新啟蒙運動”并不是真正接續(xù)“五四”啟蒙傳統(tǒng)的文化建設，而是在繼承“五四精神”的旗號下，清算和否定“五四”，本意在于借著救亡宣傳傳播左翼思想。李長之在20世紀40年代的時候回應了蔡元培的觀點，并在文化建設設計中指出“未來的中國文化是一個真正的文藝復興”。重新發(fā)現(xiàn)中國文化的“內生之光”需要根植于文化傳統(tǒng)，并汲取整個西學的滋養(yǎng)，以更好地發(fā)展中國本位文化。這也是李長之進行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的努力方向。

蔡元培和李長之都走出了啟蒙民族主義之外的另一條路，也就是文化民族主義。前者與現(xiàn)代化進程息息相關，而后者與中國傳統(tǒng)緊密相連。近些年也有學者專門進行了討論，逄增玉指出：“‘五四’中國的啟蒙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由于他們深層中由救亡匡世而導致的共同的民族主義訴求（盡管這種訴求的表現(xiàn)方式不同），這種內在的同質性使他們在論爭所表現(xiàn)出的對立與排斥，其實并不像表面那樣完全激烈和決絕，各自的立場、態(tài)度和價值觀念也并非‘絕緣’和毫無依存與通融。即以‘五四’新文化和啟蒙運動的代表性人物——魯迅和胡適等人的思想而論，他們在所謂激烈反傳統(tǒng)的同時也對傳統(tǒng)文化具有清醒和全面的認識，并身體力行地以現(xiàn)代和科學的方法對‘國故’、‘國粹’和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有巨大貢獻的發(fā)掘、整理與建設。”在魯迅的故鄉(xiāng)敘事中，就呈現(xiàn)出這兩種模式，展現(xiàn)出魯迅思想中矛盾的一面。蔡元培和李長之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們在啟蒙民族主義之外，看到了魯迅同樣關注的文化民族主義，較早關注到魯迅作為文學家的價值。蔡元培的主張也不僅僅是個人對魯迅的看法，也是1938年版《魯迅全集》編輯者共同意志的充分體現(xiàn)。復社版《魯迅全集》事實上是由作家親屬、專家學者、出版社三方共同運作來完成的文化盛舉，其非官方的背景保證了編纂精神上平視魯迅的非神圣化客觀立場。附錄中許廣平的《編校后記》在感激大家協(xié)助時透著對魯迅的尊敬，并無任何拔高之嫌。整部全集對魯迅作品采取實錄的態(tài)度，無引導式注釋及題解，由讀者自行判斷。《魯迅全集》得以珍貴地保留下魯迅思想和創(chuàng)作的多元化和復雜性，讓后來的魯迅研究有基礎去認識到豐富、多面、深刻、生動的魯迅。

三、持久影響

《魯迅批判》和《魯迅全集》作為較早的魯迅系統(tǒng)性研究和資料，為后來的魯迅研究多元化發(fā)展拓寬了角度方向和奠定了材料基礎。兩者對魯迅文學形象的還原，在左翼文人和自由知識分子爭奪魯迅闡釋權的歷史語境中，具有文學史意義。盡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魯迅作為革命家、思想家的社會學意義和公共形象的一面占據(jù)了主流，甚至《魯迅全集》的后續(xù)修訂和編纂中也滲透進意識形態(tài)，但是《魯迅批判》和《魯迅全集》保留了抒情的文學家魯迅。

80年代末在“去中心化”的語境下，魯迅表達個人情感體驗的抒情文得到了重視。這一魯迅研究的推動，也逐步體現(xiàn)在了中學課本中魯迅文章的取舍上。1982年版的初高中語文教材選編的魯迅作品有：《紀念劉和珍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為了忘卻的記念》《一件小事》《故鄉(xiāng)》《〈吶喊〉自序》《阿長與〈山海經(jīng)〉》《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阿Q正傳（節(jié)選）》《社戲》《祝福》《拿來主義》《燈下漫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文學與出汗》《我們不再受騙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答北斗雜志社問》《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人生識字糊涂始》。可以看出，80年代選入的大部分文章多為雜文，帶有社會批判性質，小說作品也多含有社會意義。揭露國民精神的愚昧麻木、諷刺看客態(tài)度、批判黑暗社會等標簽使得學生接受的魯迅形象趨于單一化、扁平化，很難理解其思想和創(chuàng)作中的豐富和深刻。90年代收入在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有：《“友邦”驚詫論》《孔乙己》《紀念劉和珍君》《“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雜志社問》《藥》《范愛農(nóng)》《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一件小事》《故鄉(xiāng)》《論雷峰塔的倒掉》《藤野先生》《為了忘卻的記念》《阿Q正傳》《狂人日記》《〈吶喊〉自序》《文學與出汗》《人生識字糊涂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拿來主義》《祝福》等。與80年代相比，雜文所占比例相對有所減少，增加了《藤野先生》這種帶有魯迅個人情感色彩的文章。21世紀初的中學課本中，收錄的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阿長與〈山海經(jīng)〉》《魯迅自傳》《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記念》《燈下漫筆（節(jié)選）》《祝福》《藥》《阿Q正傳》《流產(chǎn)與斷種》《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故鄉(xiāng)》《孔乙己》《拿來主義》，去除了《文學與出汗》《人生識字糊涂始》這類社會批判意味濃厚的雜文，將《阿長與〈山海經(jīng)〉》《燈下漫筆（節(jié)選）》這類抒情文重新納入課本中。從總體看，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中學課本所收魯迅帶有社會批判和揭露黑暗意義的雜文在減少，而帶有個人情感色彩以及人倫特征的文章在增加。這是魯迅研究多元化方向的影響，也是《魯迅批判》和《魯迅全集》的長遠意義所在——保留了多元的、豐富的、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