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西望，路途漫漫。

翻開海未平的《長安西望：絲綢之路考古紀事》，滾滾歷史翻越崇山峻嶺，穿過戈壁沙漠，撲面而來。讀畢發現，這片廣袤的地域，幾多風云，幾多迷思，我們無比神往，卻又知之甚微、知之甚少。

西安，古稱長安。作為中國歷史上十三朝古都，是中國最具盛名的古城之一，有其獨特的文化內涵和歷史遺跡地標。

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張騫率領100多名隨行人員，自此出發一路向西，開啟通往西域的“鑿空之旅”，也開拓出中華文明遠播西域、西域文明影響中國的通道。自此以后，從古絲綢之路上的“駝鈴陣陣”，到如今在亞歐大陸奔馳不息的“鋼鐵駝隊”，傳承千年友誼，中國同中亞國家的交往合作，不斷書寫著新的傳奇。

奈何歲月蹉跎。正當東方雄獅沉睡之際，西方工業革命迅猛發展，西方文明借勢在全球范圍內擴張。從19 世紀至今的余年里，西方的考古學家一直盤桓在長安以西的漫漫路途、廣袤地域，發現了200一個又一個驚動世界的奇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扼腕頓足，恨我彼時國弱。在“絲綢之路”這一輝煌的歷史大劇中，中國作為最重要的主角之一，卻在學術研究中落后甚至缺席。

本質上說，歷史學是一種闡釋學，是構建文化認同、達到文化自信的一個重要載體。正如丹·布朗在《達·芬奇密碼》中所說的那樣，“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國外學者幾十年的挖掘沉淀，早已成就“一家之言”，掌握中亞歷史闡釋的先機。壁壘已成，圈子難破。闡釋的話語權掌握在別人手里，中華文化自信、文化認同也就很難談起。

正是面臨這樣的現實困境，為了突破西方歷史話語邏輯，西北大學王建新教授團隊長達二十余年致力于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他從西安出發，一路向西，不畏艱險，沿著河西走廊、天山南北，一直抵達中亞地區，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

西方學術界在絲綢之路考古研究領域棋先一著，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和成果，占有著話語權。世界絲綢之路研究為他們所主導，自然而然地帶有西方視角，甚至歐洲中心論的立場認知。如何為絲綢之路研究找到東方視角，糾正整個研究領域明顯的偏見和缺陷，從而達到歷史認識的真實性、全面性，這是王建新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一次意外的學術活動，讓王建新找到了中亞這個著力點。中亞，何以重要？中亞地區往東，是東方的中華文明；往西，是西亞的兩河文明、埃及的尼羅河文明；往南，是印度的恒河文明；往北，是草原地帶的游牧文明。

中亞，就處在世界文明交匯的十字路口。

二十多年來，王建新和他的團隊從河西走廊和天山山脈的東端，橫跨新疆和中亞各國，走到了天山山脈的西端。他和他的團隊是國內第一支進入中亞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的學術團體，開拓了我國考古學的視野，將中國考古學界的目光引向世界。

王建新教授團隊在游牧文化考古研究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取得了國際學術話語權。他們進入中亞，開始用東方視角研究絲綢之路，用東方話語體系講述絲綢之路的故事，在這一領域為中國爭得了一席之地，發出了中國聲音，徹底改變了世界絲綢之路研究的學術格局。他們參與世界歷史的研究，面對疑難問題，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挑戰所謂的“定論”，展現出中國氣派的學術自信和文化自信。他們在絲綢之路上回望中華文化，在文化比較中對中華文化的系統性、優越性，以及強大的塑造力、凝聚力、生命力、組織力和動員力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以文化遺產為載體，通過聯合考古實現了與中亞各國的人文交流合作，促使民心相通、文明互鑒，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做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

讀罷《長安西望：絲綢之路考古紀事》，對西安以西的歷史有了更加深刻的認知。亞洲大陸腹地，受地理、氣候、環境等多種因素影響，無數部落朝代在此更替，多種文明在此爭鋒交融，有太多“掠過大地的疾風”。繁榮與富庶，交融與衍替，文明與野蠻……這里埋藏著太多的謎底有待我們發掘、太多的傳奇有待我們揭曉、太多的故事有待我們演繹續寫。

想要采用非虛構文學的方式記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團隊的故事，無疑是個宏大而浩瀚的工程，也是需要勇氣與學識的壯舉。要想寫明這片地域豐富而悠久的歷史，作者必須首先成為歷史學家；要想說清一路向西的歷史演變、風物掌故，作者必須努力成為積淀深厚的考古學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厚重著作問世背后的故事。

2021年9月，《美文》雜志副主編穆濤敏銳地發現，王建新教授所開展的絲綢之路考古工作，用實實在在的行動和成果響應和服務了國家重大戰略，如果能用非虛構文學的方式記述王建新教授及其團隊的所作所為，將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于是——就有了海未平這些妙不可言的文章在《美文》雜志的連載，一年之后，這些沉甸甸的文字變成了沉甸甸的著作。于是——我們便看到了這部由文學家作軍師、考古學家作先鋒、歷史學家作史官的集團戰役。

所幸作者海未平出身歷史專業，學養深厚，讀完《長安西望：絲綢之路考古紀事》全書，掩卷那刻不由得深深慨嘆：作者不負所望。全書講述以王建新教授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學者投身中亞考古的故事，有理想萌芽的鋪陳，也有考古過程艱難的記述，更有耀眼學術成就的展現。豐富而多變的文化，廣遠地域上的悠久歷史，像詩歌一般從作者筆端汩汩流出，“種群大熔爐”的“文化萬花筒”徐徐鋪展在世人面前。

豐富的知識呈現，并非簡單地羅列，文學的技法點綴期間，更加引人入勝。學者個人的學術轉向，時常受個人興趣點變換的影響。王建新教授的學術轉向，受到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一次報告提問——“中國境內月氏的考古文化遺存在哪里，諸君知道嗎？”——的影響。乍一聽，似乎有傳奇、輕率的印象，讀過全書，發現作者用心之處也正體現于此。作者用大篇幅介紹了樋口隆康的學術成就，特別是在爭議問題上的執著堅守，讓讀者不僅對樋口隆康肅然起敬，敬佩其學術成就和學術品格，也讓王建新教授的學術轉向更為合情合理、順暢自然。

書中時常可見作者這種看似閑庭信步，實則別具匠心的走筆，不僅豐富了全書的知識內容，也拓展了全書的思想厚度。

作者試圖講述中亞歷史上發生過的六次較大規模的文化融合與衍替，卻先拋出一個令人感傷的結論：“中亞真的就是一個十字路口，來往的都是過客。”正因為如此，它幾乎集成了歐亞大陸各大文明的要素，它的多樣性正是絲綢之路多樣性的集中體現。

典型人物先進事跡的展現，往往容易陷入“好人好事”的宣傳和說教中。作者有意避開甚至升華此類寫法，不只是敘述王建新教授團隊的故事，也記述他們的工作內容，記錄他們的學術成就，其間融匯著對王建新教授學術歷程乃至絲綢之路考古的思索。

王建新教授團隊勇做中亞考古的先行者、開拓者與奮斗者，勇于突破西方學術壁壘，努力打破西方學者控制的話語權。毫無疑問，王建新教授團隊續寫的事業，是具有突出政治貢獻和政治意義的。作者在寫作中，更是努力真實敘述王建新團隊的卓越貢獻，不勉強、不喊口號，也不生硬拔高，而是注重用事實進行呈現，平實可信，流暢準確。

那一年，王建新教授63歲，正帶領團隊在撒馬爾罕的澤拉夫善河流域進行考古發掘。彼時，中亞考古工作剛剛打下基礎，大月氏研究還有許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時間上——這時距離王建新教授開展絲綢之路考古已經過去了17年，距離西北大學創辦考古專業已經過去了60年，距離西北大學開展考古研究已經過去了80年，距離前輩黃文弼先生開創絲綢之路考古已經過去了90年。

海未平用近乎白描的筆法描述了王建新的嘔心瀝血、披荊斬棘，讀之無法不為之動容：“王建新教授63歲了。他的頭發被風吹成了大漠戈壁的顏色，長而濃密的眉毛表露著剛毅和堅定，沉靜的眼神閃爍著閱歷和智慧積淀出來的通透。他臉膛上的皺紋如同巖石上的刻痕，這不僅僅是歲月的刀功，也是執著和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印記。他的背已經微微駝了，因為謙遜，也因為常年奔波操勞。”

大漠戈壁的顏色，這何嘗不是王建新和他的團隊的顏色？又何嘗不是海未平這部作品的顏色？曾幾何時，金戈鐵馬踏碎琵琶語，葡萄美酒盛滿夜光杯。而今，目之所見，黃沙漫漫、烽煙裊裊、戈壁茫茫，可是有心的人會在荒涼的土地里看得到時間的漣漪。

恰如作者海未平所言：曾經，絲綢之路的歷史狀貌任由他人以自己的喜惡和偏好，大言不慚地描繪和“還原”，至今，中國及中國文化對絲綢之路和人類文明的貢獻，仍然沒有回歸其實際位置。想要讓世界正確認識中國和中國文化對“絲綢之路”以及人類文明的貢獻，猶待像王建新教授這樣的更多后來者。

毋庸置疑，我們應該向王建新教授團隊所做的貢獻致敬，向矢志于探古求源、激揚中華文化自信的考古學家們致敬。我們也應該向海未平這樣優秀的記述者學習、致敬，讓更多華夏兒女的優秀故事保留在璀璨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之中。

李舫，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全委。出版著作多種，代表作品有《紙上乾坤》《魔鬼的契約》《在響雷中炸響》《自帶獨行》。主編作品有《見證》《絲綢之路名家精選文庫·散文卷（14本)》《觀天下·新世紀散文精品文存》《共和國年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