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在進入新時代文學場域后，該如何繼承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今天對現實主義的諸般討論，多有耽溺于應然性理論想象的問題，反而忽略了對實然性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其無休止地談論現實主義理論本身，倒不如立足于新文學的發展軌跡。本期特邀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葉立文撰文，從觀照現實主義傳統的嬗變與分化出發，錨定新時代語境下兒童文學的發展路徑。

——編 者

兒童文學“入場”之后

如何繼承現實主義傳統？

時下種種以建構新時代文學為目標的現實主義之辯，不僅是為了表達一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期許，還具有從文學史層面反思當代文學啟蒙神話的現實意義。在這當中，兒童文學的入場顯得尤為可貴，而兒童文學繼承現實主義傳統，務必立足于新文學的發展軌跡

我曾在一篇舊文中討論過兒童文學的“入場”問題，認為建構新時代文學離不開兒童文學的深度參與。個中緣由，自與兒童文學對啟蒙文學的啟迪價值有關。我們知道，作為崛起于新時期的一股文學思潮，啟蒙文學不僅感時憂國，以歷史批判和文化反思發掘異化根源，而且還對世俗化時代的人文危機多有警醒，因此這一彪炳史冊的文學傳統，至今仍為后人所銘記。然而時過境遷，在新時代來臨之際，有不少作家依舊秉承唯“現代”是舉、唯“理性”至上的啟蒙執念，他們似乎忽視了鄉村振興和城市化進程的嶄新現實，總是以憂憤之情書寫梁啟超《少年中國說》中所說的那種“老大中國”，而那些涕淚飄零的自我感動和東方主義式的文化獵奇，終將使得啟蒙文學在墮入“現代性陷阱”的同時，無可避免地與現實主義傳統相背離。

基于此，時下種種以建構新時代文學為目標的現實主義之辯，就不僅僅是為了表達一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期許，它還具有從文學史層面反思當代文學啟蒙神話的現實意義。在這當中，兒童文學的入場顯得尤為可貴。與這些年作為方法的網絡文學、類型小說，甚至是智能寫作相比，兒童文學對啟蒙文學的啟迪也許更為重要，比如，以人性烏托邦反思啟蒙文學的性惡論，以童心、童真和童趣療救現代文明病，還有用生態主義祛魅啟蒙思想的人類中心主義等等，皆可見出兒童文學在進入新時代文學場域后所能發揮的積極功用。

接下來的問題是，兒童文學“入場”之后，該如何繼承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在我看來，今天對現實主義的諸般討論，多有耽溺于應然性理論想象的問題，反而忽略了對實然性歷史經驗的總結。簡言之，我們與其無休止地談論現實主義理論本身，倒不如立足于新文學的發展軌跡，從觀照現實主義傳統的嬗變與分化出發，錨定新時代語境下兒童文學的發展路徑。學者李遇春認為，作為理論概念的現實主義雖然較為明確，但回顧其傳播史和譯介史，卻不難發現在經過了多年的創作實踐后，現實主義業已經歷了一個被本土化的歷史進程：從早年啟蒙語境中的“批判現實主義”，到革命語境中的“革命現實主義”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再到改革語境中的“新寫實主義”，直至上世紀末“微寫實主義”的興起，現實主義在中國較之最初的理論設定，其實已經發生了不小的變化。

在這些變化中，兒童文學因其受眾群體的特殊性和創作實際，似乎更應從晚近的微寫實主義中汲取養料。那么，什么是微寫實主義？比起我們熟悉的以宏大敘事為表征的現實主義，它又如何關切新時代少年兒童的存在境遇？

在微寫實的日常敘事中回到兒童本位

微寫實主義長于講述人情俚事和世間煙火，扎根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深度契合了新時代文學對中國經驗的表達。兒童文學作家理應意識到現實主義文學的多元形態，只有將成人的歸成人，兒童的歸兒童，才有可能在微寫實的日常敘事中回到兒童本位

一般認為，微寫實主義脫胎于新寫實，它既賡續了后者精細描摹現實的日常敘事，同時也以反撥新寫實庸常化傾向的方式，借助精神書寫重振了理想主義一類的崇高價值。從文學譜系上看，微寫實主義對日常生活的高密度書寫和對世相人心的理性審視，實際上是新文學外來的現實主義理論與中國人情小說傳統相融合的產物。它講述人情俚事和世間煙火，扎根于我們的日常生活，因此深度契合了新時代文學對中國經驗的表達。倘若回顧兒童文學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前述的每一種現實主義形態都曾影響過兒童文學作家的創作：像新文學初期葉圣陶和冰心等人筆下深具家國情懷的批判現實主義、《小兵張嘎》里的革命現實主義，以及當下一些受市場化影響的具有新寫實特征的兒童文學作品，都反映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多元化特征。不過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各個歷史時期的兒童文學，同時也過度負載了成人文學的責任與使命——啟蒙與革命、異化和救贖之類的創作主題，時常讓兒童文學偏離了兒童之本位。與此同時，為糾正這種創作模式的偏誤，部分兒童文學作家選擇沉浸于幻想世界，只是，當天馬行空的藝術想象一旦失去了現實邏輯的依托，兒童文學也就與現實主義漸行漸遠。

面對這一困境，兒童文學作家理應意識到現實主義文學的多元形態，只有將成人的歸成人，兒童的歸兒童，兒童文學才有可能在微寫實的日常敘事中回到兒童本位。這么說的意思，并不是要拒絕兒童文學對崇高理想的價值訴求，而是說兒童文學作家應當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現實中去，通過精細描摹少年兒童的存在狀況，開掘他們的精神鏡像和內心活動，去貫徹文學對人的敘事關懷。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時至今日，由于少年兒童的日常生活與心理現實早已發生了劇變，兒童文學作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也應從傳統意義上的都市與鄉村世界，燭照到類似于二次元和元宇宙這樣的虛擬空間。畢竟對很多新新人類來說，數字生活業已成為了他們的現實。而這個例子想說明的是，微寫實主義對“現實”的認知早已不再層級化，既往宏大敘事所關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如今已經具化為密實而瑣細的日常事件——微寫實之“微”，本身就意味著要摒棄先驗的等級和秩序概念，真正進入少年兒童的生活內面，從對世相人心的審視中，完成現實主義文學在社會生活書寫上的“整體性與全息性、綿延性與流動性”。從這個角度看，微寫實之于兒童文學，確實有助于改善后者因“越界”寫作而陷入的創作困局。

如何處理兒童文學創作中

幻想與現實的關系

在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幻想”如何回歸其方法論本質，從無邏輯、無邊界的一種主觀性創造，轉向基于作家記憶的一種藝術方式，才是兒童文學接續現實主義傳統的關鍵之所在

在明確了新時代兒童文學可以接受的現實主義形態后，還有一個理論問題亟待廓清，那就是如何處理幻想和現實的關系問題。從兒童本位的角度說，由于幻想是少年兒童的天性，因此兒童文學也就天然地具有幻想特質。盡管幻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有時會造成兒童文學和現實主義的隔膜，但實際上以幻想見長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從來都與現實有著緊密的聯系。在這點上，曹文軒提出過一個很有意味的問題——他認為兒童文學作家應當注意“想象力與記憶力的關系”。我的理解是，兒童文學作家的想象力不論如何驚人，都應以創作主體的記憶為據。也就是說，一位作家的文學想象能達到什么樣的高度，主要取決于他如何運用自己的記憶。希臘詩人埃斯庫羅斯說過“記憶是所有智慧之母”，雄辯家西塞羅也同樣將記憶視為修辭學的一大法門。而寫作這一行為，正是人類借助文字對記憶的復寫和保存。當修辭和情感疊加、覆蓋、涵容了記憶中的歷史事實之后，文學也就應運而生。

不過人類的寫作活動并不能完整地還原記憶，因為時間這位魔法師總是會扭曲和篡改人們的記憶，于是以文字喚醒記憶，就成了寫作者與時間的一場艱難博弈。在此過程中，雖然復現記憶無比困難，甚至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有了作為根基和源頭的記憶，作家才有可能憑借想象力突破時間的束縛與阻礙，不斷確證自身為克服有限性而矢志追求無限與永恒的自由意志。這說明幻想術有時也是一種方法論，不同的幻想方式體現著作家不同的記憶，它鉤沉舊事、追憶過往，依據已有的事實輪廓描摹細節，并據此勾畫未來合乎邏輯的可能。就此而言，偉大的藝術幻想永遠都離不開記憶的奠基與鋪陳。

在當下的兒童文學創作中，我以為幻想如何回歸其方法論本質，從無邏輯、無邊界的一種主觀性創造，轉向基于作家記憶的一種藝術方式，才是兒童文學接續現實主義傳統的關鍵之所在。這也意味著兒童文學的幻想術，必須服務于作家的主體記憶，它的想象方式和修辭學，如果不關注于對記憶的書寫，就必然會淪為一種敘事學意義上的虛無主義。一個值得警惕的現象是，當下兒童文學作家的幻想術并不總是忠于他們的個人記憶，反倒是在狹隘價值觀的影響下，一味迎合與滿足兒童的需求，由是便讓幻想在失去記憶支撐的同時，也遠離了讓記憶得以生成的廣闊現實。

有學者在談到兒童文學的問題時，認為部分作家“不僅睥睨古人，迷信今人，而且睥睨父親，討好兒童”，無視生物學和倫理學的基本常識，“片面地美化和神話兒童”，把兒童的幼稚等同于天真，將蒙昧美化為可愛，由此也就主動放棄了兒童文學的教育功能。毫無疑問，除卻文學史的觀念變化，這種“媚童主義”的出現也是兒童文學被市場化之后的結果——既然啟迪童智和教化人心的兒童文學作品會讓具有叛逆心理的兒童讀者感到厭煩，那么索性就以迎合的寫作姿態，憑借毫無邏輯的幻想術去滿足讀者。只是當幻想脫離了記憶之后，作家的創作個性和現實主義精神也便無所依附。這是因為我們的生活環境即便大體相似，但每個人的記憶也會因經歷、心性和思想的不同而各有側重，因此基于作家個人記憶的幻想術才會變得無比豐饒。否則的話，不依據記憶，而僅僅以資本和市場的導向去制造幻想，那么就會出現想象力趨同的創作窘境。從這個角度看，兒童文學作家只有忠誠于自我記憶，并借此返回記憶得以生成的現實語境，才能謀劃和創造出獨屬于自己的幻想術。

以上所論，主要是從文學史維度展開的一種理論猜想，微寫實也好、幻想術也罷，都不過是兒童文學作家如何把握現實的藝術方法。我相信只有正視現實主義文學的歷史流變，把握其精神演化與藝術變革，當代兒童文學創作才能在直面廣闊現實的同時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