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春秋時代，是中國文明繁盛、轉(zhuǎn)型的時代，這意味著孔子自始即面對諸種文明形態(tài)，既有縱向的三代文明，也有橫向的邦國文明。孔子的文明觀即體現(xiàn)在如何看待和判定這些文明形態(tài)。

文明損益觀

對于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形態(tài)，孔子秉持一種“損益”之道。當(dāng)?shù)茏幼訌垎枴笆揽芍病睍r，孔子回答：“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所說的“禮”，已經(jīng)超越了具體的儀節(jié)和禮制，而上升為一種文明意義之“禮”，而“夏禮”“殷禮”“周禮”，即指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明形態(tài)。在不同朝代的更迭過程中，不同文明形態(tài)之間的損益是一種常態(tài)。也許是因為夏、商朝代文獻不足的緣故，“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文獻”即承載文明的典籍。杞、宋分別為夏人、殷人之后，“夏禮”“殷禮”因為文獻不足，不能窺見其全貌，故只能“言之”卻不能“徵也”。相比而言，夏、商、周三代，孔子更傾心于“周禮”，對于周人文明贊美有加，“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在對“夏禮”“殷禮”損益的基礎(chǔ)上，“周禮”即周人文明已然發(fā)生了變革。從表現(xiàn)形態(tài)來看，周人文明不僅包括“禮”“樂”文明，亦包括“詩”“書”文明；從內(nèi)在意涵來看，“德”成為周人文明的核心主題，“德”之觀念遍及周人文明的各個領(lǐng)域，以至于王國維推論：殷周之際政治與文化劇烈變革的結(jié)果，是周人“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

“吾從周”表明孔子對周人文明的推崇；但“從”并非盲目服從、跟隨，表明孔子并未因此失去對文明形態(tài)的理性判斷。“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張所問的是未來如何可知，孔子卻以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選取擇優(yōu)過程，歸結(jié)出文明形態(tài)的“損益”之道。這種“損益”之道，源于孔子對三代文明連續(xù)性的理性判定，“百世可知”既是孔子對文明形態(tài)變遷的哲學(xué)闡釋，也是他對中華文明連續(xù)性的一種理論預(yù)設(shè)。

文明優(yōu)先觀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不過，即使面對堯舜之圣，孔子也不是頂禮膜拜，而是采取一種非常清醒的理性態(tài)度。“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子貢認(rèn)為“博施濟眾”可謂“仁”，孔子認(rèn)為若果真能如此，則不是止于“仁”的層次，而是達到了“圣”的境地。不過，堯舜并未達到這種境地，“猶病”即有所不足。可見，“圣”的境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樣需要一種德業(yè)升進的工夫。《論語》最后一篇歷數(shù)堯禪讓于舜的告誡，舜禪讓于禹的辭命，孔子所重不是帝位的禪讓，而是“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的憂患意識，是其中“謹(jǐn)權(quán)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的代代相沿，它們承載著早期中國的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相比于堯舜帝位禪讓，孔子更注重堯舜創(chuàng)造早期中國文明的歷史功績。

孔子雖然崇尚周人文明，但他并沒有貶低其他地域、邦國、朝代的文明水平。從歷代王朝的文明成果來看，孔子既看到了其“損益”之處，同時主張平等看待其文明貢獻，“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論語·衛(wèi)靈公》）。“夏時”“殷輅”“周冕”作為早期中國各個朝代的文明成果，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用，這說明孔子更看重文明的多樣性和原創(chuàng)性。《韶》為舜帝之樂，《武》乃周人武王之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 “盡”即“止”“極”之義，舜帝《韶》樂止于“盡善”“盡美”，即道德精神與審美精神的完美統(tǒng)一；而《武》樂雖然屬于周人文明的一部分，“未盡善”即在道德精神上仍有欠缺，未達到既“盡善”亦“盡美”的境地。可見，與朝代更迭相比，孔子更傾向于一種文明優(yōu)先的價值取向。

與來自西方周人的文王、武王相比，對于地處東方的殷商遺民及其杰出人物，孔子亦采取“一視同仁”的態(tài)度，同樣許以“仁者”“賢者”“逸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論語·微子》）伯夷、叔齊乃東方孤竹君國子，孔子贊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論語·公冶長》）“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微子》）另一處則許之以“賢人”與“仁者”，“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論語·述而》）

從不同地域的差別來看，孔子亦秉持文明優(yōu)先的價值取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春秋時代，“九夷”臣屬楚、吳、越三國，戰(zhàn)國時代又專屬楚國，其地域處于華夏文明邊緣，“陋”，即文明程度低下，君子象征一種程度更高的文明水平，“居之”即其言行舉止、儀容體態(tài)，可有文明同化之功。在回答子張時，“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論語·衛(wèi)靈公》）蠻，南蠻；貊，北狄。“忠信”“篤敬”乃君子言行的規(guī)范要求，孔子認(rèn)為即使“蠻貊之邦”，亦應(yīng)追求養(yǎng)成“言忠信”“行篤敬”的品質(zhì)與人格，達到華夏文明對君子言行的品質(zhì)要求。孔子這種“文明優(yōu)先”的價值取向，是對圣賢人物、王朝更迭、地域差別、種族之別的超越，昭示出一種注重多樣性、包容性、豐富性的文明取向。

“仁”的文明維度

春秋時代的魯國，雖然政治、經(jīng)濟實力不能與春秋五霸比肩，但它是一個文明中心。這一點可從兩處文獻佐證，一是《左傳·昭公二年》，晉國韓宣子到訪魯國，發(fā)出感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二是《史記·魯世家》載，“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這使魯國成為宗周文明的“中心之中心”。相比于齊桓公、晉文公等諸侯對其他弱小邦國的“霸道”，孔子主張“懷柔”“教化”的邦交戰(zhàn)略。魯國季氏將征討顓臾，顓臾乃魯國附庸小邦，季氏欲取為己有。孔子認(rèn)為顓臾乃先王封國，不可伐；其地在魯國邦域之中，亦不必伐。孔子弟子冉求不但為季氏聚斂，而且與季氏共謀，孔子對冉求說：“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孔子回答哀公問政時，認(rèn)為治理天下之道有“九經(jīng)”，其中“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列于最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可見，“修文德”“柔遠人”，乃孔子一貫肯定的邦交戰(zhàn)略。

對于這一點，恐怕孔子對于管仲的評價最為突出。子路、子貢對于管仲頗有微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jīng)于溝瀆而莫之知也。’”（《論語·憲問》）子路以“未仁乎”，子貢以“非仁者”評判管仲，孔子卻以“如其仁！如其仁！”評斷管仲。

孔子反復(fù)向弟子們陳明立場的深意何在？春秋時代，管仲是較早意識到“夷”“夏”之別的思想者。《左傳·閔公元年》載：“管敬仲（管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厭”即滿足，“親昵”即同一。閔公元年，北狄伐邢，次年入衛(wèi)，齊桓公救邢、存衛(wèi)，助推齊國霸業(yè)興起，這一時期正值“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線”（《公羊傳·僖公十年》）的危亡之際。“諸夏”指華夏文明，管仲主張維系華夏文明秩序。孔子并未以日常生活的小禮小節(jié)評價管仲，而是站在華夏文明高度，充分肯定了管仲對于華夏文明的歷史功績。第一，“被發(fā)左衽”乃夷狄之俗，是一種與文明相對的蠻族生活方式，“微管仲”是一句假設(shè)句式，指管仲維系了華夏文明的純粹性；第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指管仲維護了華夏文明的統(tǒng)一性；第三，“民到于今受其賜”，孔子贊許管仲對華夏文明的匡正之功，使華夏文明能夠利澤天下百姓。這就是孔子“如其仁”的思想深意，“仁”亦由此獲得了一種“文明”維度。

孔子一生顛沛流離，但他心心念念的是傳承華夏文明的神圣使命。“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只要華夏文明的脈系猶存，只要“天”之“未喪斯文”，孔子就始終不耽忘自己的神圣使命，這就是孔子對華夏文明傳承的自覺意識與擔(dān)當(dāng)精神。

（作者系河北大學(xué)哲學(xué)與社會學(xué)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