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與燈”是南京大學出版社守望者品牌于四年前開辟的子系列，主編是南京大學英語系教授但漢松。這一系列收錄兼具思想性、影響力、可讀性的現當代文藝理論和文化史作品，涉及文學、藝術、政治、歷史、文化研究等諸多領域，在去年榮獲當當年度人氣品牌獎。

2023年1月，“守望者·鏡與燈”系列新作《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上市，入選“2023年2月百道好書榜·社科類”、2023年3月·第87期“人文社科聯合書單”等榜單和書單，收獲了讀者的關注和好評。為此，百道網專訪了《藝術的罪與罰》譯者劉洋，請他介紹本書的出版意義，以及他所理解的藝術、藝術家和恐怖主義。

——編者

“鏡與燈”系列作品之一《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這本書的兩位作者分別是杜克大學三一藝術與科學學院教授弗蘭克·蘭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和杜克大學戲劇研究系和斯拉夫語言文學系副教授喬迪·麥考利夫（Jody McAuliffe），他們都在書中指出，浪漫主義的文學幻想中潛藏了一種越界的欲望，即恐怖主義的欲望。

在這本書的責編顧舜若看來，其實本書最大的亮點是作者自己的“越界”。

“首先，越界體現在價值層面。自始至終，作者都在引發問題，而非給出答案。藝術沖動與犯罪沖動有什么關系？藝術家與恐怖主義者有什么關系？這些看似中性的假設與提問恰恰完成了某種顛覆性的越界行為。作者從音樂家斯托克豪森做的對比——9·11事件是‘全宇宙最偉大的藝術作品’——發散開去，把藝術創造與暴力犯罪、藝術家與殺人犯聯系起來，比如把炸彈客卡欽斯基做的炸彈和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康奈爾做的‘盒子’藝術品相關聯。

“在此過程中，我們默認的道德秩序被擾亂了：藝術（真善美）與恐怖（罪惡、丑陋）之間那道界線的自然合理性受到質疑與挑戰，接踵而至的是更棘手、更令人不適的問題。如果藝術并非總是美好與無害的，那么作為藝術受眾的我們呢？9·11事件發生后，一些作家認為媒體的曝光實際上正中恐怖主義者下懷。那么‘消費’這種恐怖欲望的普通人是否也無意中成了‘同謀’？‘愛國主義’是否要加上引號？這樣的發問是讓人不安的，因為在某種程度上抹去了藝術家和受眾與犯罪者之間的安全防線，抹去了‘我們’和‘他們’的區別。

“其次是論述方式層面的越界。作者非常善于在不同類型的文本、不同的領域之間建立聯系，比如把科波拉的電影《現代啟示錄》與康拉德的《黑暗的心》進行對照解析。這種方式超越了傳統單一的文學評論或電影評論，更活潑，更具發散性與啟發性。作者在各種類型的作品之間，在真實和虛構之間，在歷史與當下之間織網，但是不下定論，而是為讀者創造更廣闊也更讓人不安的解讀空間。”

顧舜若認為，本書提出文學、藝術與罪惡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系等等振聾發聵的問題，就是作者自己的“越界”行為，質疑并挑戰我們的既有認知。所以，顧舜若稱這本書為潘多拉魔盒，它引出了一些具有顛覆性的話題。它讓人們重新審視藝術家的角色、性質與社會責任。“在學術方面，本書可被視為一種大膽的跨學科研究的范本，打破專業與學科的壁壘，讓各個領域互為觀照。”顧舜若說。

《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的設計也十分契合它陰郁詭譎的主題與基調。封面背景中是兩棟大樓模糊的影像，自然讓人想起雙子塔。前景是一面破碎的玻璃，既可視為攝影機（相機）鏡頭，也可視為畫框。據了解，這種設計也是對越界的有趣隱喻：藝術與恐怖、創造與毀滅、虛構與現實、這里與那里。內封以黑色為底，上面印有銀色文字，是本書引用的艾略特《荒原》中的詩句；句子從空中墜落，象征既有認知框架與秩序的顛覆。

百道網：您是通過什么渠道了解到這本書的？作為一名文學研究者，看到這部作品，是怎樣的感受？最讓您興奮的地方是什么，顧慮的地方又是什么？

劉洋：我第一次讀到這本書是在南京大學英語系但漢松教授的研究生課程“小說與恐怖”上。這本書是但老師這門課的必讀書目之一。我們專門花一周的時間閱讀了指定的章節，又在課上聽但老師講解。這本書開頭提到的斯托克豪森事件，讓我們班上的同學均十分震驚——沒有人會認為恐怖主義行為（9·11事件）是一件“藝術品”。如果說顧慮的話，可能是擔心這本書會以藝術的名義美化恐怖主義行為。但讀完全書后發現，這本書的主旨與此大相徑庭。它實際上是以9·11事件和斯托克豪森世界為引，梳理并揭示出了西方文藝發展史中的一條隱秘線索。這條線索是我讀完此書最大的收獲（我現在依然是文學研究者）。

劉洋，南京大學英語系牛津大學英語系聯合培養博士，現任南京大學英語系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早期現代英國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

百道網：您本人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早期現代英國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這對翻譯這本書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和幫助？

劉洋：我在翻譯這本書的時候，研究的主要課題是莎士比亞時代的戲劇作品如何表征社會上流傳的巫術恐慌和迷信。其實，我做的研究與翻譯的這本書還真的有一點點聯系。我曾在2019年于《外國文學評論》發表過一篇關于《麥克白》的文章，其主要論點是莎士比亞在這部劇中表現出了其所處時代的焦慮。以表現焦慮為目的，這可能與我們的印象不太一樣——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戲劇家本·瓊生曾說，戲劇的目的乃“愉悅”（delight）。

《藝術的罪與罰》這本書在藝術與恐怖之間建立起聯系，其追溯的起點是英國浪漫主義文學。但其實《麥克白》也體現了這兩者之間的幽微隱秘的聯系——甚至有學者提出，麥克白或三個女巫所做之事乃恐怖主義行為的原型；亦有學者指出，麥克白一劇與17世紀早期的恐怖主義事件雛形（火藥陰謀）有關。我們往往覺得莎士比亞的劇作給我們帶來了美的享受和藝術的熏陶，但實際上藝術可能不僅僅如此而已。或者說，美不能完全等同于正能量的情感。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埃德加·愛倫·坡曾在《創作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omposition”）中提出，憂郁（melancholy），而非光明積極，是表現美最佳的情感。

百道網：能否根據您的理解，解釋一下《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這個書名的含義？本書內容是如何體現和定義藝術之“罪”和“罰”的？

劉洋：正如我在回答上個問題時所言，文藝的目的不僅僅是提供道德熏陶或精神享受。它亦有認知層面的價值和考量。關于這一點，我曾經在一家書店外看到過一句讓我感觸極深的話，原文為英文，準確的措辭已記不清，但大概意思是：我們熱愛藝術，是因為它像一把利斧，破開我們心中的堅冰。用這本書中的語匯來說，藝術是有“越界沖動”的，它需要越過邊界，打破限制，顛覆規范，讓受眾從固有思維模式的繭房中掙脫而出，從而促使轉變的發生。所謂“罪”和“罰”，其意應該正在于此。

百道網：在您看來，本書在內容創作和觀點表達上，有哪些創新和亮點？

劉洋：這本書不是遵循“梳理文獻-發現問題-引入理論框架-做出批評闡釋-解決問題”這一條思路的傳統學術著作，這在參考文獻部分也看得出來。本書是圍繞“越界”主題對其在文藝作品中的表征和再現進行的一次檢視，自由穿行于各個文類和風格之間，不落窠臼。本書是真正去“閱讀”作品的一部著作，較少涉及艱深晦澀的理論玄思。書中有一句話：The proof of the pudding lies in the readings, not the theory。我翻譯成：“絕知此事要躬行”的行在于去閱讀，不在于理論。陸游的詩中原意是“紙上得來”相對于“行”是淺的。這里化用了一下，指的是“理論”相對于“閱讀”來說是不夠深入的，因為原句the proof of the pudding（這里的pudding可能不是我們漢語中所指的布丁小甜點，而是其古代所指，可參考黑暗料理Yorkshire Pudding）指的是一個東西好不好吃要嘗過了才知道。由此可見本書的寫作思路。

百道網：請介紹一下兩位作者以及他們的代表作、作品特點。

劉洋：據我所知，兩位作者是夫妻。我對弗蘭克·蘭特里夏略了解一點，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他比較早的著作《新批評之后》。20世紀80年代正是西方學界理論研究風頭較盛的一段時間，讀這本書可以較好地掌握和了解這一段學術史。我在翻譯前做準備工作時，看過兩人關于《藝術的罪與罰》的訪談，得知本書的關鍵主題出自兩人私下交談時產生的創想。斯托克豪森事件不僅僅是本書聚焦的第一個話題，也是本書的靈感來源。

百道網：華茲華斯、雪萊、葉芝等浪漫主義的藝術家，似乎都有一種內在的想要推翻西方經濟文化秩序的邏輯，所以作者認為，他們的出發點和一部分恐怖主義者非常相近。您對這種觀點的起始和來源是否有所了解？這是否為作者獨創？作者是如何關注這一問題，得到這一結論的？

劉洋：作為一個文藝命題，“推翻秩序”似乎可以追溯到“悲劇的誕生”，這正是尼采的文藝批評著作的書名。尼采的主要論點是悲劇（或所有希臘藝術）起源于兩種對立的精神：以日神為代表的阿波羅主義和以酒神為代表的狄奧尼索斯主義。前者意味著秩序、邊界、個體的建立，后者意味著對前者的顛覆和破壞。其實，酒神的故事本身就有一點“越界沖動”和恐怖主義的意味。當然，在學術探索中，任何追溯起源的努力都難免有偏頗遺漏之處。我在這里推薦《悲劇的誕生》，僅作為解答這個問題的一個思路。

百道網：作者對經典電影與文學作品進行全新解讀，廣泛涉及著名導演與作家，包括科波拉、斯科塞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在您看來，作者的觀點有怎樣的創新性？請舉例讓您印象深刻的觀點來介紹和分析。

劉洋：我非常喜歡作者對《抄寫員巴特爾比》的解讀。就我個人而言，我第一次讀這個故事的時候是被謎一樣的巴特爾比吸引，產生一種解謎和闡釋的沖動。然而作者卻將考察的聚焦點放在了敘事者身上，極具啟發性。這一段論述在本書的第162~165頁，在此推薦大家閱讀。巴特爾比的故事本身就有一種魔力，讓人覺得難以參詳得透，卻又忍不住不斷地投入思考。結合我們現在的社會語境，應該說他的故事有了不太一樣的當下意義，仍能在我們這一輩的許多年輕人心中產生共鳴。因此，我覺得本書對巴特爾比故事的解讀尤為值得推薦。

百道網：將藝術家和恐怖主義者相類比，可能是一件引發爭議的事情，您如何看待本書這一大膽的論點？翻譯的難點有哪些？

劉洋：這確實是一個可能引發爭議的事情。但我認為作者并沒有為恐怖主義正名的企圖，也沒有做出反人道的論證。作者討論的完全是文藝問題。恐怖主義事件是引發作者思考的由頭和起源。“將藝術家比作恐怖主義者”不等于在說“恐怖主義者是正面人物”，也不等于在說“藝術家都是罪犯”。因為藝術家不都是“正面人物”，“藝術作品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分許多種，有的只是逾越了文藝規范的界限而已。

百道網：有讀者認為，說到不管是斯托克豪森式的藝術家還是炸彈客式的恐怖主義者，他們追求的都是獲得關注，獲得改變大眾意識的機會。根據本書內容來看，藝術家和恐怖主義者對世界現有秩序、邏輯的反抗，有哪些區別？他們的追求、欲望、目的的根本差異是什么？

劉洋：對于恐怖主義及其行為，我國法律有明確的規定，應交由司法機關裁量和打擊，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對于藝術中打引號的“恐怖主義”，我認為這是一個涉及道德評判的問題。就我個人而言，我無法接受以傷害他人為手段的藝術目的，無論這種目的被描述得多么崇高或先鋒。18、19世紀，許多英國和法國浪漫主義及現實主義作家都不約而同地感受到了現代社會，或者說中產階級社會生活的麻木（torpor，如華茲華斯）和無聊（ennui，如福樓拜）。我本人有的時候深感當代社會也有類似的麻木——影視作品和短視頻平臺出于各種目的給了我們太多感官刺激。受眾的感官閾值被不斷拔高，就好像一個人吃慣了辛辣重口的火鍋，再回到清淡口味的飲食就頓感無味了。甚至現實中車禍現場的視頻能在不打碼（指的是前幾年，現在管理規范得多了，基本上都會打碼）的情況下被反復播放。還有什么比這些更令人震驚？麻木是因為感受過太多刺激。在這種現狀下，我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更劇烈的刺激，不應該要求更多對殘忍和暴力的表征，而是需要回歸真正與他人共情、對他人表現發自內心的關心的人文關懷——浪漫主義詩人倡導用普通人的平實語言作詩，即有類似的關懷——而不是把自己封閉在完全自我的感官牢籠之中，不斷地向外界索取刺激以獲取滿足感。

百道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多作品中都批判了這樣一種浪漫主義的病態表現，“我們要區分兩種痛苦，一種是所謂的正義的痛苦，因為社會結構性問題而產生的痛苦；而另外一種，也許是更常見的痛苦，因為世界沒有按照自己浪漫的想法發展，就認為這樣的世界傷害了我而感到痛苦，這是幼稚的浪漫主義在真實世界里受挫之后的憤怒，也許部分恐怖事件就來源于此類痛苦。”結合本書內容和您的理解，您如何看這段話？

劉洋：上述這段話后一種說的確實是頗具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色彩的痛苦，部分恐怖事件確實也來源于這種痛苦，比如書中提到的炸彈客等。這里的邏輯其實頗似歐洲古時候的巫術恐慌：被指控為巫的人往往在身受冤屈、禱告無效后轉投向惡魔，借助其邪惡力量達成自己的目的，同時變成人們口中的“巫”。一個與此類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例子是浮士德博士的故事（克里斯托弗·馬洛）。他本是飽學之士，卻深感人間的學問（醫學、法律、神學）均無甚意義。他想要究極世間的真理，卻找不到門路，于是召喚出了惡魔，簽了出賣靈魂的協議，獲得了神奇能力，卻也在最后被惡魔帶走。馬洛撰寫的浮士德劇本還有一點點恐怖的影子——在16世紀的舞臺上把惡魔請出來，對迷信的觀眾而言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甚至Mephistopheles必須變裝成修士之后才能登場。可以發現，這種關于痛苦和憤怒的敘事在文學史上有許多先例。它不是某一時代、某一社會環境中滋生的獨特的痛苦，而是跨時代和地域的普遍性痛苦。

《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

（美） 弗蘭克·蘭特里夏 （美） 喬迪·麥考利夫 著

劉洋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