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北京文化論壇“以文化人：文藝價值與社會生活”平行論壇第二場圓桌對話“文藝精品與中國敘事”上，來自美術、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門類的專家學者結合具體創作實踐就如何用文藝作品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以及中國敘事怎樣處理中與外、大與小、情與理的關系展開對話。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許江以自己近二十年的畫葵經驗做類比，認為從繪畫領域來說，講好中國故事要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藝術理念和表達方法，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所以，同樣都是畫葵花，許江的葵與梵高的向日葵風格截然不同。在許江眼中“葵不是風景，而是大地”，葵能夠象征一代中國人向陽花開的精神氣質。“不管我們采用哪種創作手法，最終要達到的目的依然是弘揚中國精神。”

北京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北京舞蹈學院院長許銳認為，講好新時代的中國故事應包含兩個路徑：一是在文藝創作的選材當中直接選擇新時代的現實題材，表現今天的生活和時代。另外一個路徑就是，在文藝創作當中讓不同的題材都能夠產生新時代的意義，能夠和今天的時代形成某種連接的通道。他以近年來優秀舞劇作品《五星出東方》為例談到，這部舞劇的起點其實源自新疆織錦護臂出土事件，但在創作初期，相關素材非常少。當主創團隊走入考古現場時，意外發現一個寫有“奉謹以瑯玕一致問春君，幸毋相忘”的木簡，古人樸素的情感瞬間擊中了所有主創。許銳說：“它讓我們感受到中華民族共同體不是一個虛空的概念，歷史其實是有溫度的。這種創作的起點恰恰就是中國故事的開始，創作者一定要從點點滴滴的細節中，去看到一個生動的中國。”

“北京人藝自建院之初，我們的使命就是實現中國話劇的民族化。”北京戲劇家協會主席、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馮遠征回憶，當初焦菊隱先生帶領老藝術家們排演《蔡文姬》，這部戲無論是舞美還是表演，都借鑒了中國戲曲的表現形式，在話劇界開創了一條新道路。之后創排的《司馬遷》《我們的荊軻》等劇目也都吸收了中國美學的理念。“我們多年的實踐其實就是在探索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我們既要吸收先人留給我們的藝術瑰寶，同時要與時俱進與當代相融合。我們沒有照搬，而是經過多年的消化，去不斷地探索新方式。”在馮遠征看來，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其實就是“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傳統文化”，“過去我們一直在向外看，有時候回頭看也很重要。你在回望自己的傳統和文化時，有時反而會發現傳統的先進性”。馮遠征認為中國敘事還要做到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我們拿到國外的作品，不僅要讓觀眾看懂，還要讓他們看到中國獨有的東西。話劇《知己》走出國門后，東方色彩的服裝、舞臺設計和戲曲的表現形式，都讓外國觀眾非常震撼。有外國專家專門跑到后臺說一定要見見導演、見見演員。當我們的戲走出國門，外國人看到的不是簡單的故事，而是整體表現出的中國大美的意境，要在借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努力貼近現代人的審美”。

音樂劇制作人李盾曾先后制作出《白蛇傳》《蝶》《飛天》等多部融匯中西文化的音樂劇，作品屢屢走出國門得到海外觀眾的認可。他坦言，在早期的創作中，對中國敘事的理解相對稚嫩，很多元素都是照搬傳統，沒有形成獨具特色的藝術表達。直到創作《蝶》這部音樂劇時，他們開始和世界頂尖的藝術家交流創作，并提出要“站在世界中心去講述東方故事”。李盾認為，講好中國故事的目的是要彰顯和弘揚中國精神。好的作品既要打動國內觀眾，又要贏得海外市場，在實現文化潤心的基礎上，不斷增強世界影響力。

最后，北京市文聯主席陳平談到，用藝術作品講好新時代中國故事，還應處理好三對關系：一是中和外的關系，既要打動國內觀眾，又要贏得海外市場；二是大和小的關系，既要著眼于國家層面的大形勢、社會層面的大變革，又要以小人物書寫大時代；三是情與理的關系，既要以情動人、打動人心，又要不止于情，留有哲思，聚焦關系人類命運的共同課題。“像話劇、歌劇、音樂劇、油畫等外來藝術形式，不僅要在創作中借鑒西方現代思想，還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使這些外來的藝術具有中國風格。不管何種藝術，都應從形式到內容充分體現中國風格。唯有如此，才能寫好新時代中國故事，不斷書寫中華民族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