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下舊聞考》是竇光鼐、朱筠等人根據《日下舊聞》加以增補、考證而成的，此書是迄今所見清代官修的規模最大、編輯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考據最詳實的北京史志文獻資料集，其藍本《日下舊聞》出自著名學者朱彝尊筆下。

風塵燕市訪故老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今浙江嘉興）人，明末大學士朱國祚曾孫。明朝滅亡時，朱彝尊已是16歲的積學士子。亂世之中，朱氏家族遭受兵災，親屬死難，家產蕩然。懷著家仇國恨，朱彝尊加入了秘密抗清活動，牽涉進清初江南三大案之一“通海案”，名在鎖拿之列，被迫逃亡。一年后風聲過去，他才得以回鄉。

同鄉世交長輩、山西陽和兵備道曹溶欣賞朱彝尊的才華，邀請他擔任幕賓。為謀生兼避禍，朱彝尊跟曹溶去了山西。他協助曹氏編選詩集、搜訪金石，漸漸建立了自己的學術興趣和眼光，還加入了山西明遺民學術圈子，和顧炎武結為好友。

清初京城著名藏書家、史學家孫承澤完成記錄北京制度掌故的《春明夢余錄》后，繼續致力于《天府廣記》，很少接待外人。但孫承澤因友人顧炎武的介紹，破例見了朱彝尊，一談之下大為佩服，與這位比自己小30多歲的文士結下忘年交。孫承澤事后回訪朱彝尊寄居的寓所，看到架上仍有十三經、二十一史諸書。他回去跟人談起來，嘆道：“老夫看這些到京城游學、應舉、求官的人，光琢磨攀附顯貴。車馬紅塵中還不忘讀書著述的，恐怕只有一個秀水朱十了吧！”孫承澤的褒獎傳播出去后，京城的東南文士都十分推重朱彝尊的學問。

康熙十一年（1672年），孫承澤完成了《天府廣記》。朱彝尊此年正好又到京城，應有機會在孫承澤家中讀到《春明夢余錄》和《天府廣記》。二書為朱彝尊日后纂輯《日下舊聞》的重要參考文獻，《日下舊聞》直接引用《春明夢余錄》之處即有近百條。

私帶書手遭“美貶”

康熙十七年（1678年），為緩和民族矛盾、籠絡漢族知識分子，清廷特開“博學鴻儒科”，下詔朝廷大臣、地方督撫推薦博學名儒到京考試。朱彝尊應舉上京，以布衣中選，得授翰林院檢討，入明史館修史。

在史館期間，朱彝尊負責分纂《文皇帝紀》《文苑傳》及嘉靖諸臣傳。康熙十八年（1679年），朱彝尊入職翰林院，翰林院中重要文字都歸由“博學鴻儒科”晉身的嚴繩孫、姜宸英、朱彝尊“三布衣”起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朱彝尊入直南書房，康熙帝還賜住宅一處，在今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朱彝尊與同僚高士奇一起值班時，聊到京城名勝。高士奇說自己20歲時僑居京師，遍游城內外，曾想撰寫一部關于燕京人文地理的書，后來供奉內廷，無暇為之。這類話題聊多了，朱彝尊也若有所思。

朱彝尊供職的南書房，實際上是國家權力中心所在，一旦入直，即大有被皇帝重用的希望。高士奇就是因為康熙帝賞識其書法，從國子監監生先入翰林院，再進南書房。高士奇見到學問比他有根柢的朱彝尊，終究感到有威脅。

有一次坐班，朱彝尊同另外一位同樣經“博學鴻儒科”考上來的翰林潘耒一起，與高士奇討論詩文略有爭議，高氏心中便銜恨頗深。不久后高士奇去拜望自己在國子監時的老師、禮部侍郎陳廷敬，提到南書房新來的潘、朱幾位“野翰林”，高士奇輕蔑道：“這種人哪里好在皇上身邊當差，更別提做翰林了！”

高士奇如此囂張，因為背后還有資格更老的翰林院侍講學士徐乾學替他撐腰。徐乾學見朱彝尊初來乍到就進了南書房，還頗受信任，即使朱彝尊是自己舅父顧炎武的好友，二人此前還經常詩酒酬唱，仍然想把人家拉下來。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旦，朱彝尊如常侍宴南書房，年后上班，繼續輯錄《瀛洲道古錄》。朱彝尊的現任上司、翰林院滿掌院學士牛鈕得到委托，突然上奏：朱彝尊私帶書手（助手）進史局抄書，違反規定。最后上面定下“降一級”的處分，實際上就是罷官了。

朱彝尊中年以后致力纂輯明代文獻，帶助手來抄書，是其他同事都明里暗里在做的事。掌院學士以此為彈劾借口，實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朱彝尊晚年回憶南書房抄書案，猶云“私心不悔”。從個人名利來看，未必不悔；從保存文獻來看，可謂求仁得仁，他又何嘗后悔呢？晚清陳康祺《郎潛紀聞》中，稱此事為“美貶”。

藤花影里錄舊聞

罷官后，原先的宅子自然收回了，朱彝尊只好到宣武門外租房。宣武門外海柏胡同一帶，曾有一座前朝古剎海波寺，寺內古柏森森，時人因而將海波寺誤稱“海柏寺”，胡同也隨之叫“海柏胡同”了。胡同內有一處宅院，庭中兩株紫藤，朱彝尊就住在這里，其名“古藤書屋”。

無官一身輕，朱彝尊有了很多空閑時間，不免回憶起在南書房值班時的點滴。那時高士奇描寫明清大內宮殿景物制度的《金鰲退食筆記》剛剛問世，這激發了早過知天命之年的朱彝尊心底那種保存文獻與文化的焦慮：“故老淪亡，遺書散佚，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

從秀水布衣到南書房侍從，最后成海柏胡同謫臣的大起大落，迫使原本孤介清高，甚至略顯單純的朱彝尊，多少看懂了一些世事，對進入權貴圈子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朱彝尊抓緊時間整理京城歷史地理史料。書屋中一床一桌，四壁藏書山積。他白天或讀書，或出門訪問遺老，晚上回來整理故事，還去京郊山區摹拓前代碑刻。山道狹窄，只容得下一腳之寬；路途遙遠，足底都走出了老繭。他甚至為支持在京開支，入股了一個飯鋪，至于求官作幕一概不為。

許是因為朱彝尊無法再成為競爭對手，自己又領了修《一統志》的差事需要專家協助，徐乾學又坦然地來找朱彝尊了。二人一起騎馬游覽南城，到法源寺門前，徐乾學問：“請教竹垞兄，唐時此寺在幽州城內么？”

朱彝尊答道：“在唐時幽州鎮城內東南。當時安祿山僭號稱帝，在此建‘潛龍宮’。后來范陽節度使李匡威立碑，亦稱‘大燕城內地東南隅有閔忠寺’。可見唐末藩鎮多不奉中朝正朔，猶沿‘大燕’之稱。遼金兩朝京城在幽州城故址之上，金朝大定年間，在寺中策試女直進士。憫忠寺故實便是如此。”

徐乾學又問：“既如此，天寧寺、白云觀，唐至遼金時也在幽州城內否？”

朱彝尊答：“在幽州城內西側。元時在金朝燕京城東北建大都，將居民搬至新城，燕京城因而廢棄，只有佛寺、道觀不曾毀壞。查虞集《游長春宮詩序》可知。”

徐乾學續問：“今西華門，在唐時何地？”

朱彝尊曰：“在唐幽州城東北方向五里之處。往年有宮中貴人在西安門內修建宅院，挖地基時誤開古墓，掘得一方《卞氏墓志》，志文稱墓主葬于幽州都東北五里禮賢鄉。可知唐時幽州城東北，即今西安門。”

徐乾學追問：“我朝都城，即在元大都舊基之上么？”

朱彝尊說：“徐武寧（徐達）攻入大都后，縮小城池，立北平府。靖難后，又營建北京，在元舊都稍南數里之處。嘉靖間增設羅城，早不是遼金時的規模了。”

徐乾學越發佩服道：“我兄弟二人奉命辦理《一統志》差使，得以遍讀天下志書，深知討論地理沿革之難。帝都首善之區，竟無可用之書。前朝雖有劉侗《帝京景物略》，可恨其書頗多錯訛，難以盡信，還是竹垞兄勤學博識啊！不如將帝京見聞纂成一書，也算是本朝的《西京雜記》《三輔黃圖》了，如何？”

朱彝尊默然良久，方拱手道：“長者有命，不敢推辭。”又請道：“彝尊此前抄纂，頗有積累。可惜尚有若干種書遍覓不得，要勞動健庵公賜抄藏書了。還請俯允。”

“好說！好說！我徐家藏書不少，正該彼此傳抄，方無封己守株之弊。”

康熙二十五年夏天，朱彝尊開始閉門整比書稿。旁人看朱彝尊門庭冷落，懷疑他還在因被貶官而滿腹牢騷，不知他正和古人在筆墨間較勁呢！次年秋天，《日下舊聞》書成，多達42卷，所用書籍近1700種。就連曾經操縱抄書案而掐斷了自己“日邊清夢”的徐乾學、高士奇，竟然都為《日下舊聞》作了序言。徐乾學甚至捐出薪水贊助朱彝尊刊刻此書。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九月，書稿刊成。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一度官補原職的朱彝尊，與上峰論事不合，果斷辭官南歸，從此終老故鄉。

《日下舊聞》在清初百廢方興之際，匯集歷代北京史料及歷史掌故，填補了《萬歷順天府志》到《日下舊聞考》數百年間北京城歷史地理志書的空白，更吸收清代學術發展的新風，提升了此類地志的學術含金量。將近百年后，竇光鼐、朱筠等奉敕在朱書基礎上考證增補，擴充為160卷的《日下舊聞考》。朱彝尊保存史料的承前啟后之功，不可磨滅。

（作者單位：北京市方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