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隱逸傳》稱陶淵明“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隨著《五柳先生傳》的廣泛流傳，此文漸被當作陶淵明的自傳，五柳先生開始與陶淵明等同起來：如庾肩吾《謝東宮賜宅啟》“況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認為陶淵明住宅旁種有五棵柳樹；又如《直齋書錄解題》“淵明字元亮，大司馬侃曾孫，自號五柳先生”，認為陶淵明自號五柳先生。部分學者反對《五柳先生傳》為陶淵明自傳的傳統觀點，惟五柳先生究竟是誰？諸家頗有分歧。

王振泰《〈五柳先生傳〉陶淵明“自況”“實錄”說質疑》認為五柳先生指陶淵明的父親。陶父生平事跡不詳，史傳只字未言，僅《命子》詩里提到“於穆仁考，淡焉虛止。寄跡風云，寘茲慍喜”。陶淵明為父作傳，稱之曰五柳先生，且云“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未免匪夷所思。

《飲酒》其十八“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李長之《陶淵明傳論》提出此詩與《五柳先生傳》屬姊妹篇，“子云性嗜酒，家貧無由得”即“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有時不肯言”即“閑靜少言”。川合康三、吳國富、李劍鋒、于溯等國內外學者指出《五柳先生傳》大量襲用《漢書·揚雄傳》的記述，范子燁《“五柳先生”是誰》進一步申論，認為《五柳先生傳》“是漢代著名學者和作家揚雄的傳記，該傳的傳主是揚雄，而不是陶淵明”。此說近年來頗為學界采納，徐國榮《“五柳先生”人物原型及精神風致之淵源探論》、邵明珍《再論陶淵明〈五柳先生傳〉非“自傳”》等文，皆主張五柳先生的人物原型是揚雄。但揚雄姓字、籍貫清晰明了，且與“五柳”無直接關系；《五柳先生傳》與《漢書·揚雄傳》雖多重合之處，亦存在不少細節差異，如“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等話語，便無法在揚雄身上找到對應的記載。

縱觀《五柳先生傳》的闡釋歷史，或將其當作陶淵明的自傳，或認為其以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為原型。總之，五柳先生不是虛構的文學形象，而是實有其人。

《詠貧士》其四“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弊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云：“意謂自黔婁以來將近千年矣，而未復見黔婁之輩也。”《五柳先生傳》明確將五柳先生歸為黔婁的同儔，與前詩矛盾，可證其非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這種類似五柳先生的人物形象，陶淵明詩文中尚有不少。

《擬古》其五“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云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別鶴，下弦操孤鸞。愿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和五柳先生一樣，詩中的東方一士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衣食匱乏，生活艱苦，而泰然自若。唯一的區別是，五柳先生嗜酒，東方一士擅琴。蘇軾《和東方有一士》篇末自注云：“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游者誰乎？”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卻說：“此東方之士乃設為理想中人，非固定指某人，亦非自指。”

《飲酒》其十三“有客常同止，取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將此兀傲長獨醉的“一士”與東方一士結合，便幾乎等同于五柳先生。

《詠貧士》其六“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張仲蔚隱身不仕，窮居陋巷，息交絕游，賦詩自娛，其人其行也很接近五柳先生。

如果跳出《五柳先生傳》的語匯淵源，就“柳”“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嗜酒”“家貧”“酣觴賦詩”等標志性要素立論，嵇康同樣具備五柳先生的眾多特征。據《晉書·嵇康傳·向秀傳》、張騭《文士傳》：嵇康恬靜寡欲，博覽該通，反對注疏之學，認為向秀注解《莊子》是“妨人作樂爾”；宅中有一茂柳樹，彈琴詠詩，自足于懷，“家雖貧，有人就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飲噉清言而已”。嵇康《圣賢高士傳贊》敘述“石戶之農”“伯成子高”“榮啟期”“長沮、桀溺”等人事跡，均曰“不知何許人也”。陶淵明《集圣賢群輔錄》兩處提及嵇康《高士傳》，《雜詩》其四“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弦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詩中描繪的理想生活場景，與嵇康“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高度一致。

綜上，與其說五柳先生是以某個特定的歷史人物為原型，毋寧說是某類群體的縮影，該群體主要指不慕榮利的隱士、任真自得的高士、固窮守節的貧士，黔婁、揚雄、張仲蔚、嵇康、陶淵明皆是其中的優秀代表，因此，他們身上有許多和五柳先生、東方一士相同之處。

如《宋書·隱逸傳》所論，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自況。由于生活境遇、興趣愛好、人生追求、精神品格高度相似，后世逐漸將二者等同，于是陶宅旁有了五棵柳樹，陶淵明也多了個五柳先生的雅號。但陶淵明畢竟是真實的歷史人物，面對生命的遷逝、生活的困頓、親友的離世，并不能像五柳先生那般“晏如也”，常有牢騷愁苦之言。如《悲從弟仲德》“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為誰悲？懷人在九冥”、《雜詩》其二“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詠貧士》其一“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茍不存，已矣何所悲”，反復訴說自己的饑寒、孤獨，悲字多次出現。《感士不遇賦》更是連續使用了“慨然惆悵”“悲夫”“悼”“悲”“淚淋浪”“傷”“苦辛”“悲泣”等詞語。

杜甫指出陶淵明雖然避世隱居，但“未必能達道”，原因是詩文中頗流露人生枯槁的遺恨。真德秀《跋黃瀛甫擬陶詩》“雖其遺寵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詞，時亦悲涼感慨”、李夢陽《刻陶淵明集序》“予讀其詩，有俯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均敏銳地注意到陶淵明及其作品中慷慨悲涼的一面。相較于理想化、符號化的五柳先生，“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才是陶淵明生命歷程的真實寫照。《五柳先生傳》只凸顯了陶淵明“道勝無戚顏”的一面，現實的陶淵明常處于“貧富常交戰”的矛盾掙扎之中，也曾動搖懷疑，終究隱居不仕，體現了堅定的意志和頑強的毅力，恰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所云：“（陶公）端居自勵，亦深以懷疑改轍為警，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曰：‘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曰：‘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

概之，將《五柳先生傳》當作陶淵明自傳的觀點，過分強調了陶淵明安貧樂道、詩酒曠達、隱居閑適的屬性，相對淡化了他感時憂世、寄慨遙深、孤獨寂寞的面向。如此，陶淵明多了份飄逸，少了份厚重，原本復雜的人物形象變得扁平化。另外，將五柳先生的原型鑿實為某個具體歷史人物的觀點，忽略了前者身上折射的群體精神品格、藝術虛構色彩，其所蘊含的豐富文化象征、廣闊闡釋空間也因此流于單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