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拉薩的街頭漫行，沿著小昭寺往南走，寺院門口虔誠的朝圣者、拿著單反的背包客、鱗次櫛比的商鋪、以不同聲調吆喝招攬客人的商販……各種畫面和聲音交匯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傳統與現代、神圣與世俗互相對立而又共融共生的世界。為了尋找一家民間藝人說唱格薩爾史詩的甜茶館，我尋聲而至，走進一家四合院，掀開門簾感覺踏進了一個結界，格薩爾藝人正手持話筒，坐在臺上如癡如醉地說唱，甜茶館里坐滿了人，那一刻仿佛閃回到了民國年間任乃強所描述的“格薩爾”史詩演述之場景：“環聽者如山，喜笑悅樂，或慍或噱，萬態必呈，恍如靈魂為書聲所奪。聽者眉飛色舞，懵懵然化入書中。”事實上，拉薩的多元是與包容共生的，隱匿在鬧市之中的甜茶館是這個城市記憶的容器，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學最佳的注腳，寺院與鬧市，甜茶與酥油在裊裊桑煙中混融出奇妙的味道。行走在青藏高原，從高僧大德到平民百姓，每個人口中都有一部“格薩爾”史詩；從神圣的寺院到世俗的廣場，格薩爾王的雕像、唐卡以及以“格薩爾”命名的街道等比比皆是；從牧區的草原到農區的山地，隨處可見與格薩爾史詩相關的風物遺跡。由著名藏學家王沂暖教授填詞的《鳳凰臺上憶吹簫·格薩爾頌》，把《格薩爾王傳》千年的傳唱歌頌得淋漓盡致：

世間絕無，人間僅有，說來舌燦蓮花。似空中虹彩，天外奇霞。難盡無邊才藝，何須借，鐵板紅牙。只面對，云山雪嶺，傳唱千家。堪夸，英雄兒女，有梵王神子，度母仙娃。任東西南北，雨露風沙。戰罷天魔五百，讓玉宇無限清嘉。舒望眼，泱泱萬里，詩國中華！

規模浩大的史詩演述傳統

藏蒙《格薩（斯）爾》史詩至今已流傳至中國境內7個省區的67個州、縣（旗）地區，涉及藏族、蒙古族等9個民族的各類社區，大約輻射1000萬人口

《格薩爾王傳》是關于藏族古代英雄格薩爾神圣業績的宏大敘事。史詩以韻散兼行的方式講述了英雄格薩爾一生的神圣功業，以獨特的串珠結構，將許多古老的神話、傳說、故事、歌謠、諺語和謎語等口頭文學，融匯為氣勢恢宏、內涵豐富的“超級故事”，經過一代代說唱藝人的不斷創編和廣泛傳唱，形成了規模浩大的史詩演述傳統。

“格薩爾”史詩是一個跨文化、跨族群、跨區域、跨語言的文學文本，歷史上共同的宗教信仰締造了共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語言豐富了格薩爾史詩。據調查，藏蒙《格薩（斯）爾》史詩至今已流傳至中國境內7個省區的67個州、縣（旗）地區，包括西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青海省、甘肅省、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涉及藏族、蒙古族等9個民族的各類社區，大約輻射1000萬人口。“格薩爾”史詩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流傳到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門巴族、撒拉族、納西族、傈僳族、白族、普米族等少數民族當中，經歷了千年的歷史演變，在不同時空、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傳播和流布過程中與各個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相結合，形成了各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格薩爾”。如流傳到蒙古族地區稱為“格斯爾”，土族稱為“格賽爾”，裕固族稱為“蓋賽兒”，白族、普米族叫“沖·格薩”，白馬人叫“阿尼·格薩”。此外，《格薩（斯）爾》史詩在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蒙古國、阿富汗以及俄羅斯的卡爾梅克等地區也有流傳。

“自天地形成，便有格薩爾的流傳！”

“格薩爾”史詩撰于何時，又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因抄寫者未錄序跋，故不可考。根據目前可見的歷史文獻和民間口傳互證互釋，“格薩爾”史詩孕育于吐蕃王朝分崩離析300余年間，當時吐蕃王室內部的各個勢力爭奪政權，最終導致王朝分裂，形成了世俗和宗教二分的封建割據局面。格薩爾說唱藝人以詩為史，真實地再現了吐蕃王朝分裂時期的歷次部落戰爭。《格薩爾·天嶺卜巫九藏》描述當時歷史說：

吐蕃難化邊荒地，雪域之邦疆土上，

王臣九人死亡后，成為怨鬼邪魔障。

東方洛赤虎目魔，南方薩當毒樹魔，

西方路贊牟種魔，北方白帳泰讓魔。

早期的史詩文本始于口頭傳播，歌手在游吟傳唱的過程中，把所到之處的歷史、文化、神話、故事、歌謠、諺語、風俗等“編織”進史詩當中，歷經千年的淘洗和錘煉，不斷累積，不斷演變，最終形成文字文本。在11世紀，“格薩爾”史詩逐漸成形，《西藏王臣記》記載：“時有天竺法王，大食富王，格薩武王，英俊昌王，亦各遣婚使，來迎公主。”與松贊干布同時向唐太宗求娶文成公主為妃的，還有格薩爾武王。“格薩爾”史詩將真實的歷史事件和人物雜糅熔鑄在一起，它所傳達的以史為里、以詩為表的文學傳統，既包含著歷史的真實，又有超越真實歷史的想象、虛構與浪漫主義意味。

隨著西藏權貴和宗教僧侶對“格薩爾”史詩的推崇與喜愛，逐漸出現了手抄本、木刻本，甚至還出現了以抄寫史詩為職業的抄本世家。流傳至今的格薩爾九大木刻本，便是在頗羅鼐時期（1689—1747年）由德格·夏茸召集多、康、嶺三地20多位歌手說唱《格薩爾·霍嶺大戰》，互相切磋、補充，于1735年謄寫完成。“格薩爾”史詩經過抄書匠的謄錄整理、高僧大德的編纂修訂、學者的翻譯推廣、作家的改寫創作，改變了史詩民間草根化的面貌，使其變得諧趣橫生、膾炙人口。

云山雪嶺，傳唱千家

“他將歌唱，是因為受了英雄的托付，在一個日益庸常的世間，英雄的故事需要傳揚。”說唱藝人帶著琴弦，或畫有格薩爾王的唐卡，面對云山雪嶺，將格薩爾的故事向世人傳唱

“格薩爾”史詩有自己的曲調和唱腔，說唱藝人帶著琴弦，或畫有格薩爾王的唐卡，面對云山雪嶺，傳唱千家。當西方的“荷馬”已經變成歷史的時候，東方的“荷馬”還在民間游吟歌唱，不斷生成活態的文本，他們是史詩的創造者、繼承者、保存者和傳播者。學界將“格薩爾”史詩說唱藝人分為五類：神授藝人、吟誦藝人、聞知藝人、掘藏藝人和圓光藝人。其中，神授藝人一般都有“夢中得藝”的經歷，在說唱過程中如神靈附體，好像進入了柏拉圖所說的“迷狂”之境。

“活佛說：‘我開啟了那個人的智門。’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故事在他胸中壅塞不堪，眾多頭緒相互夾纏，但經他一捋，從紛亂中就牽扯出了一個線索，那人就會像一個女人紡線時的線軸一樣，滴溜溜地轉個不停了。就這樣，一個神授的格薩爾傳奇說唱者，又在草原上誕生了。他將歌唱，是因為受了英雄的托付，在一個日益庸常的世間，英雄的故事需要傳揚。”

這是阿來《格薩爾王》中對神授藝人晉美夢中通神的描述，他的原型就是在雪域高原上傳唱千家的說唱藝人。西藏著名的神授藝人桑珠老人在11歲那年，放牧時遇到暴雨，躲進山洞避雨，不知不覺進入夢鄉。夢見自己被兩個討債人毆打，格薩爾王從天而降，將他們制伏在地……夢醒之后，精神恍惚，后來，每次做夢都會夢見自己翻看《格薩爾》的經書，夢醒之后書中的內容歷歷在目，他試著邊回憶邊說唱，不但能流利地說唱格薩爾，而且唱完之后酣暢淋漓。老人認為自己的前世肯定是格薩爾王身邊的人，經過幾世輪回，今生完成說唱格薩爾的神圣使命。他能說唱76部《格薩爾》，截至目前，西藏社會科學院已整理出版了共45部48本《格薩爾藝人桑珠說唱本》，選取桑珠說唱本中的33冊翻譯成漢文出版。

目前在西藏大學工作的神授藝人斯塔多杰也是類似的情形，夢醒之后，自己的記憶里多了成百上千部史詩，據他講述：

“我出生于昌都一個普通的牧民家里，9歲那年睡覺時做了一個神奇的夢，夢見自己被兩位身穿鎧甲的騎兵帶到很多長條經書前，讓我吞下經書。我說吞不下去，騎兵強制性地把經書塞進了我的嘴里，醒來后滿腦子都是‘格薩爾’史詩中的畫面，好像回放電影一樣清晰可見，不由自主地開始說唱格薩爾。”

“格薩爾”史詩歷經千年歲月的淘洗錘煉，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歷史語境下，由成千上萬個“荷馬”根據演述需要、審美旨趣而增添人物情節，不斷創編出新的文本，不同于唐詩宋詞、小說話劇，它由千千萬萬的人民書寫而成，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西藏第一部文學著作

在史詩中，有嶺國的80名英雄、18位大宗、13個王妃等上百個人物出場，每一個人物都刻畫得性格鮮明、栩栩如生，是藏族人民的精神象征

“格薩爾”史詩被譽為“西藏第一部文學著作”，講述了格薩爾王為救護生靈而投身下界、賽馬稱王、降伏四魔、地獄救母、安定三界，完成人間使命后重返天界的英雄故事。史詩以韻散兼行的形式將雪域高原上的天地萬物都融入唱詞當中，文字之優美，非深通藏文者無由欣賞，它保存和呈現了各個時代藏族的宗教、語言、曲調、格律和修辭特色，是藏族詩歌格律的集大成者。

在史詩中，有嶺國的80名英雄、18位大宗、13個王妃等上百個人物出場，每一個人物都刻畫得性格鮮明、栩栩如生。如在《格薩爾王·降伏四魔》中，格薩爾王接到神旨，準備出征降妖伏魔，臨走前傾訴對王妃珠姆的愛慕之情：

你是長壽白度母，轉生來到這人世。

右轉好似柳葉擺，左轉好似彩虹出。

你要向前邁一步，好像空行母舞蹈，

能抵百匹馬價值；你要回頭走一步，

好像天女在舞蹈，能抵百頭騾價值；

……

你思想敏銳似箭頭，你身段苗條似修竹，

你胸懷寬廣像天空，你心地明亮像日出。

在描寫格薩爾王居住的僧珠達孜宮時，運用了水晶、玉石、珊瑚、珍珠來形容城堡的富麗堂皇：“水晶為柱銀做梁，烏金玉石鑲棱格，珊瑚珍珠點花紋。”在《格薩爾·姜嶺大戰》中描寫戰爭的場面，每一位英雄都有獨特的兵器，如：

（寶刀）朝天一揮云路開，向下一指地崩裂。

（黑矛）戳向山巖山倒塌，刺向雪山大路通。

指向天空星顫抖，插到地面龍魔吟。

形容馬奔跑在草原上，跑起來“猶如長虹舞太空，好似青龍過太虛，宛如碧空走流星”。

“格薩爾”史詩宏大的場景、曲折的情節、豐富的內容、深邃的思想、優美的語言、動人的韻律、真摯的情感，如果以傳統文學經典來比擬，則“兼有《三國》《封神》《西游》《水滸》《儒林外史》《綠野仙蹤》之長。詼諧奇詭，深合藏族心理”。“格薩爾”史詩以高超的藝術手法塑造了格薩爾王勇敢無畏、懲惡揚善、睿智善良、不怕犧牲的英雄形象，這不僅是藏族人民的精神象征，也是藏族人民精神品格的結晶，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格薩爾”史詩作為中國文學進入世界文學之林的代表之一，被視為與源自古希臘文明的《荷馬史詩》、印度文明的《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歐洲文明的《貝奧武夫》《羅蘭之歌》一樣并駕齊驅的人類文明的源泉。

“格薩爾”史詩的域外傳播

“格薩爾”史詩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和跨越族群的域外影響，在傳承的基礎之上衍生出多種民間藝術形式，同時又與現代文化相融相通，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格薩爾”史詩跨越了語言的藩籬，跨越了族際邊界，跨越了地理空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傳播，使每一個受眾都對史詩中描述的世界心向往之，沉醉于史詩的國度。

國外對《格薩（斯）爾》的發掘、翻譯和研究是從蒙文本入手的，“格薩爾”史詩隨著藏傳佛教的傳播流傳到蒙古地區，與當地的文化傳統相結合形成了蒙古人的《格斯爾》。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康熙詔令印制北京木刻版《格斯爾》（蒙文版），其漢文簡稱為《三國志》，這種融合了漢、滿、蒙、藏各民族宗教信仰的文化景觀引起了國外學者的關注。通過他們的譯介，不同版本的《格薩爾》傳到西方，并引出對該作族屬、宗教及體裁的討論。1839年，俄國學者雅科夫·施密特（I. J．Schmidt）在俄國皇家科學院的資助下刊印了1716年北京木刻版《格斯爾》（蒙文版）并翻譯成德文，出版了德文版《功勛卓絕的圣者格斯爾王》，此書是格薩爾在國外最早的譯本，西方學者通過這本書了解這部史詩。1927年，艾達·澤特林（Ida Zeitlin）根據這本書翻譯出版了最早的英文版《格斯爾可汗：西藏的傳說》，是一個故事述譯本。1905年，德國傳教士弗蘭克（A.H.Francke）在拉達克（藏西北地區）記錄了用拉達克方言演述的《格薩爾》，出版了《格薩爾王傳奇：一個下拉達克版本》，向國外學界展示了格薩爾史詩以活形態的方式廣泛流行于藏區。

隨著中國典籍的譯介以及中國文化西傳所引起的歐洲“中國熱”，在海外掀起了研究格薩（斯）爾史詩的熱潮。法國著名藏學家大衛·妮兒（Alexandra David-Néel）和石泰安（R. A. Stein）回到史詩演述的現場記錄活形態的史詩，對格薩爾史詩的研究和傳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21年，大衛·妮兒在當時“禁止進藏”的政治環境下五次入藏，甚至喬裝打扮成乞丐，晝伏夜出徒步至拉薩，將畢生的精力用于在西藏的探險和研究。她在史詩演述的過程中記錄、研究、翻譯了當地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格薩爾”史詩，后來引入了不同《格薩爾》版本和不同說唱藝人的表演，于1931年出版了法語版《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后被翻譯成英文和俄文，西方世界都是通過這本章回體的編譯本了解“格薩爾”史詩的。石泰安以《西藏史詩和說唱藝人》（1959年）等著作被奉為法國“當代‘格薩爾’史詩研究的最高權威”。

在美國，“格薩爾”史詩以小說、詩歌等現代文本走向大眾被賦予了深刻的文化內涵和精神寄托。1991年，華萊斯·扎拉（Walace Zara）的《格薩爾王的奇遇》出版，用現代英語重述了格薩爾王的故事，語言通俗流暢，適合當代讀者閱讀，受到普遍歡迎。1996年，美國一位作家道格拉斯·潘尼克（DouglasJ.Penick）就是根據大衛·妮兒的《嶺·格薩爾超人的一生》撰寫了歌劇本《格薩爾王戰歌》。潘尼克寫作此書的初衷是為歌劇而生，目的是供舞臺演出，他并沒有拘泥于原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礎上進行了二度創作，把史詩翻譯成了歌劇化的散體詩歌。

2009年，阿來以格薩爾王的傳奇一生為創作原型，以小說的文體重述“格薩爾”史詩，現已翻譯成英文、西班牙文、羅馬尼亞文等多種文字在世界范圍內傳播。2013年，由美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葛浩文和夫人林麗君翻譯《格薩爾王》的英譯本The Song of King Gesar出版。執行編輯諾拉·泊金斯（Norah Perkins）稱：“阿來的神話開啟了一扇通往西藏的窗戶，這片土地令全世界的人們心馳神往。”阿來以新的藝術形式賦予“格薩爾”史詩新的生命和價值。

“格薩爾”史詩有著極為深厚的本土文化傳統和持續至今的民間傳承性，它在傳承的基礎之上衍生出格薩爾唐卡、壁畫、石刻、藏戲、彈唱、雕塑等民間藝術形式，同時又與現代文化相融相通，以“創新”的方式發展出舞蹈、歌劇、電影、電視、動漫、游戲等當代藝術形式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這些可以說是“格薩爾”史詩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化實踐，它們不僅體現了“格薩爾”史詩的審美性和藝術性，而且賦予了傳統史詩以新的時代內涵和表達形式。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