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國古代詩歌史而言，盛唐既是時段分期概念，也是由審美特質、體制藝術、代表作家等共同構成的詩學型范的概念。特別是經過宋元明清論者的闡發，盛唐逐漸凸顯為詩歌史的黃金時代，盛唐之“盛”也具有了詩史價值判斷的涵義。

作為分期概念的盛唐，由嚴羽《滄浪詩話》較早提出，至明代高棅基本論定。嚴羽論詩推崇“盛唐”，又說“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滄浪詩話·詩辨》），可知他心中的盛唐主要指開元、天寶詩壇。此后學者言及盛唐，基本重在開元、天寶，只是對盛唐的上限和下限的看法稍有出入。特別是對于開元以前的陳子昂，天寶以后活躍的韋應物、劉長卿等，以及杜甫在天寶末年至大歷時期的創作等，有所爭議，這些創作是否應納入盛唐時期，引起了學者的思考。元代方回選評《瀛奎律髓》時，盛唐段就向前包括了陳子昂等人，向后包括了韋應物、劉長卿等。楊士弘編訂《唐音》，稱許開元、天寶年間詩歌渾然大備，而他選錄的盛唐詩涵蓋到部分大歷詩人。到高棅編選《唐詩品匯》時，不僅確立了“四唐說”的詩史觀，并且詳細選定開元至大歷初八十六人為盛唐，更加標舉開元、天寶為“盛唐之盛者”（《唐詩品匯·總序》）。高棅對盛唐分期的看法，相對客觀，也在后世產生了較大影響。

現當代學者論定盛唐所涵蓋的范圍，基本不出高棅的結論，而對盛唐分期的歧見也主要針對的是安史之亂后至大歷初的歸屬問題。一方面如郭預衡《中國古代文學史》、余恕誠《唐詩風貌》仍然主張自開元至大歷前劃為盛唐。另一方面，從胡適《白話文學史》、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到林庚《中國文學簡史》、袁行霈《中國文學史》，都主要把開元、天寶作為盛唐，并將天寶末至大歷視為盛唐詩向中唐詩的過渡。后一種觀點已經成為當前學界的主流。在唐代歷史上，政治社會之“盛”與詩歌創作之“盛”，這二者的時限有所重合而又不完全吻合。盛唐分期概念的分歧，正體現了后世對文學藝術與社會時代之關系的思考。另外，也有研究者認為“盛唐”這一概念與唐詩史的本來面目并不相符，如吳光興《八世紀詩風——探索唐詩史上“沈宋的世紀”》提出：“盛唐作為宋人鍛煉出來表達詩學理想的一個概念，其與唐詩文學史的真實狀況鑿枘不合，本是正常的現象。”這樣的討論也是有益的。

盛唐詩學型范到底由哪些作家來體現，這是一個關鍵的論題。歷代學者對盛唐詩歌典范的總結，實際也是基于他們對盛唐的代表性作家作品的認識。嚴羽推崇李白、杜甫，同時又稱賞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我們今天一般說到盛唐詩人，首先就離不開這六家，其代表性和經典性是毋庸置疑的。元明以降學者則帶入辨體的細膩視角，為我們勾畫出其時詩體大備、時人各有專擅的盛唐風貌。尤其是高棅《唐詩品匯》在各類詩體下按“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等排列諸家、收錄作品，十分直觀地展示了他心目中盛唐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范圍。

與此同時，歷來論者都認可杜甫為盛唐詩人，但又對杜詩超出唐詩主流風格之外的特質頗有體會，于是產生了對于盛唐之“正體”和“變體”的探討。嚴羽已經注意到“眾唐人是一樣，少陵是一樣。”（《滄浪詩話·詩評》）王世懋在《藝圃擷余》中進一步論及杜詩多有“變態”之處，說：“特高于盛唐者，以其有深句、老句、雄句也。而終不失為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胡應麟更為具體地指出杜詩風格的變化多樣：“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巨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詩藪》內編卷四）許學夷也將“盛唐諸公”與杜甫相參照，評論杜甫詩體創作的變化之境，說：“盛唐諸公惟在興趣，故體多渾圓，語多活潑。若子美則以意為主，以獨造為宗，故體多嚴整，語多沉著耳。”（《詩源辯體》卷十九）可見，杜甫在盛唐主流風格之外，又具備獨造之變體，這一現象歷來就是古人所關心的問題。就杜甫的“不離盛唐”而言，我們看到盛唐概念的豐富性、包容性；就杜甫的“超出盛唐”而言，我們看到盛唐藝術規范的限度所在。于是，如何在唐詩史上安放杜甫的位置并評價杜甫前后期的創作，也成為探討盛唐概念之時的題中之義。

盛唐詩學型范的基本內涵，包含了風骨健舉、氣象渾厚、風神超越、興象玲瓏等美學范疇，也包含了古體、近體發展新變所形成的體制風貌。對盛唐詩歌藝術典范的闡發，可以溯及殷璠《河岳英靈集·敘》“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這一經典論斷。其后，宋元明清學者一直重視對盛唐詩風特質的揭示，盛唐型范主要是由他們心目中典型的審美范疇、體式風格和作家經典來共同詮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提出盛唐詩的獨到之處在于“興趣”和“妙悟”，他認為盛唐詩并不依恃學理思力，而是具有“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特點。楊士弘《唐音》選詩特別重視盛唐詩雄渾的“音律”，可能受到了殷璠“聲律”論的影響。明代學者的最大創見則在于，他們更加注重在詩體的專門辨析中，更加明確地闡發出盛唐詩的特質，提出了一些影響至今的經典美學范疇。如胡應麟以“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論詩，推崇“盛唐絕句，興象玲瓏，句意深婉，無工可見，無跡可求”（《詩藪》內編卷六）；胡應麟又稱贊七言律詩在盛唐“氣象神韻，迥自不同”（《詩藪》內編卷五）的面貌。許學夷推崇“盛唐諸公律詩，形跡俱融，風神超邁，此雖造詣之功，亦是興趣所得耳”（《詩源辯體》卷十七），同時注重以“氣象”和“風格”來闡發盛唐詩，如評論高、岑七言古說：“初唐止言風格，至此而氣象兼備。”（《詩源辯體》卷十五）直至清代王士禎“神韻”說又發展了前人的“興象風神”觀，可見古人對盛唐詩的批評觀念得以不斷充實完善。這些經典的論斷和表述，既代表了古人對盛唐詩歌藝術型范的理解，也凝結成為他們自身鮮明的詩學理想，他們對盛唐之“盛”的解釋和推崇，實際正是對盛唐的詩史價值的認定。

現當代學者探討詩學型范意義上的盛唐，實際上也是在探求思索盛唐詩的特質是什么，以及哪些作家作品最能代表盛唐詩等問題。林庚用“盛唐氣象”概括盛唐詩歌的特質，特別重視作品中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李澤厚《美的歷程》、羅宗強《論盛唐文學思想》進一步強調了盛唐詩濃烈明朗的情感、雄渾壯大的氣勢和清新自然的審美。其后學者探討“盛唐氣象”“盛唐之音”的美學內涵，大多立足于這些重要結論。由此學界對于盛唐詩歌特質的理解也更加深入。至于對盛唐主流風格、正變之體的探討，學界同樣興趣濃厚，尤其是近些年來探索越趨深細，葛曉音《杜詩藝術與辨體》從古人評議杜詩的問題焦點出發，深入到詩歌體式的創作原理層面，剖析杜甫詩體盡越陳規、奇思獨造的藝術境界。可見，盛唐詩學研究的推進，正與傳統詩學批評一脈相承，至今仍在繼續開掘古人論及“盛唐”時的基本議題。

總之，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盛唐概念，在基本的時間斷限內涵而外，更具有詩學型范的涵義。這兩個層面的涵義實際又是相互依存影響的。因為將盛唐劃定在哪一段，將哪些作家放入其中，正是關系著如何理解盛唐詩風特質的根本問題。而對盛唐詩歌藝術典型特質的提煉總結，則是隨著后人對廣闊的詩歌史的整體觀察，逐步明確起來的。古代學者主要是在盛唐詩與中晚唐詩、宋詩的對比參照中，越來越清晰地建立起“盛唐”概念的面貌。盛唐的作家作品、審美風格、體制藝術也成為一種標準和規范，代表著詩歌理想的高峰，代表著古代詩歌史的黃金時代。歷代學者在闡發盛唐概念的同時，也是在發展他們當代的詩學思想，這又從側面體現了盛唐在古代詩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者：黃琪，系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