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古典文學有“四大名著”，即《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但其實，“四大名著”這個稱謂的使用是相當晚近的事情。中國古代更為流行的是“四大奇書”，即《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

細考“奇書”之概念，約有兩端：其一，特指內容深奧、常人難以讀解之書。如《抱樸子內篇序》云：“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其二，特指內容豐贍、流傳稀少之好書。如《魏書》所載：“（酈）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皆行于世。”

在被稱為“四大奇書”之前，《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已成為通俗小說評價體系中的四部標志性作品。明代朱之蕃就指出：“顧世之演義傳記頗多，如《三國》之智，《水滸》之俠，《西游》之幻，皆足以省醒魔而廣智慮。”天許齋《古今小說題辭》也說：“小說如《三國志》《水滸傳》，稱巨觀矣。”幔亭過客《西游記題辭》則稱：“《西游》《水滸》，實并馳中原。”在李漁之后，“四大奇書”之名在小說界逐步通行，并成為《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這四部小說的專稱。

那么，通俗小說何以成為經典？這與文人批評家對小說文本的精細修改以及評價體系的局部轉化密切相關。下面，分別圍繞“改訂”和“評價”作進一步闡釋。

突出表現修訂者自身思想、意趣和個性風貌

在“四大奇書”的傳播史上，對于小說文本的修訂已成為傳統。

刊行《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坊主周曰校，就“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鑒參考，再三讎校”。毛氏父子評點《三國志通俗演義》時，有感于作品“被村學究改壞”，故假托“悉依古本”對“俗本”進行校正刪改。毛氏父子認為，“俗本”在文字、情節、回目、詩詞等方面有不少問題，故應“悉依古本改正”。這里所謂的“古本”其實是偽托，故其刪改可視為獨立的改寫，有較高的文本價值，體現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藝術趣味。

《水滸傳》從余象斗《水滸志傳評林》開始，就明確表現了對小說文本內容的修訂。尤其是“容與堂本”《水滸傳》，在對文本作賞評的同時，對作品情節作了較多改訂。不過，相關正文并不會被直接刪去，而是標出刪節符號，再加上適當評語。金圣嘆對《水滸傳》的全面修訂使作品在藝術上更進一層，在思想上也體現了獨特的內涵。

一般認為，就小說文本而言，刊于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對《金瓶梅詞話》作了較為全面的修改和刪削。與《金瓶梅詞話》本相比，此書更符合小說的體裁特性，繼而成為后世的通行文本。

《西游證道書》的首要價值表現在對小說文本的增刪改訂上，如情節疏漏的修補、詩詞的改訂和刪削、敘述的局部清理等。尤其是合并明刊本第九、十、十一回為第十、十一兩回，增補玄奘出身一節為第九回，成為《西游記》之最后定本。

明末清初對“四大奇書”的修訂，體現了文人對小說文本的介入，并在對文本的修訂中突出表現了修訂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個性風貌。綜合起來，古代文人對小說的修訂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對小說作品的情節內容作了具有強烈文人主體特性的修正。這突出表現在金圣嘆對《水滸傳》的改定和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的修改上。

金圣嘆批改《水滸傳》體現了三層情感內涵：一是憂天下紛亂及揭竿斬木者此起彼伏的現實情結，二是辨明人物忠奸的政治分析，三是區分人物真假性情的道德判斷。這構成金氏批改《水滸傳》的主體特性，在眾多《水滸傳》刊本中獨樹一幟。

在對于人物的評判中，金氏將人物行為的政治價值判斷和人物個性的道德價值判斷分開。從政治價值出發，金圣嘆反對《水滸傳》的行為；從道德價值入手，人物的“真假”成為其評判人物高下的準則。由此，在金圣嘆的《水滸傳》評點中，雖有著對于作品整體內涵的否定，但一進入具體的評述可明顯感受到一種由衷的贊美和充沛的情感貫穿在評點文字之中。

毛氏父子批改《三國演義》，最為明顯的特性是強化“擁劉反曹”的正統觀念。本著這種觀念，毛氏父子對《三國演義》作了較多的增刪。從情節的設置、史料的運用、人物的塑造乃至個別用詞（如原作稱曹操為“曹公”處大多改去），毛氏父子都循著這一觀念和精神加以改造。

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一回中有關劉備和曹操形象的改寫。對劉備的描寫，明代李卓吾評本是這么寫的：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于下人，喜怒不形于色；毛氏父子評本則改寫為：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杰。對曹操的描寫，明代李卓吾評本是這么寫的：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仿佛孫、吳，胸內熟諳韜略”。毛氏父子評本則改寫為：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

其二，對小說文本的形式體制作了整體的加工和清理，使“四大奇書”在藝術形式上趨于固定和完善。

古代通俗小說源于話本。在從話本到小說讀本的進化中，其形式體制必定要經由一個逐漸變化的過程，“四大奇書”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的文人對“四大奇書”作品形式的修訂，在某種程度上完善和固定了通俗小說的形式體制，并對后世的小說創作起到了示范作用。

“說話”，是影響章回小說形式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但縱觀章回小說的發展史，“去說話化”是其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可以說，章回小說形式的成熟過程與“去說話化”的過程是相重合的。

自晚明以來，文人對章回小說的改造大多以去除章回小說的說話遺存為首要工作和目的。比如，崇禎本《金瓶梅》刪去“詞話本”中的大量詞曲，使帶有明顯“說話”性質的《金瓶梅》由“說唱本”變為“說散本”；《西游證道書》對百回本《西游記》中人物“自報家門式”的大量詩句也作了刪改，使《西游記》的文本由“話本”形式漸變為“讀本”的格局。隨著《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的崛起，所謂“說話”就不再是小說形式的主流特征了。

此外，對回目的修訂也是這一時期小說修改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毛氏評本《三國演義》，評者謂“俗本題綱，參差不對，錯亂無章；又于一回之中，分為上下兩截。今悉體作者之意而聯貫之，每回必以二語對偶為題，務取精工，以快閱者之目”。此后，回目對句、語言求精、富于文采成為章回小說體制的一大特色，而至《紅樓夢》達到巔峰。

一在于思想的“突異”，一關乎作家的“才情”

說完了“改訂”，再來談談“評價”。

中國古代小說的評價體系可以用四個字來表述：“小道可觀”。其中“小道”指稱小說的非正統性，“可觀”則有限度地承認小說的價值功能。正所謂“一語而成定評”，“小道可觀”深深制約了古代小說的發展進程與價值定位。這一評判小說文體的基本術語經數千年而不變，可看成中國古代小說評價體系中的核心內涵。

至明代，小說創作與傳播空前繁榮。“小道可觀”這一核心內涵雖然沒能徹底改變，但具體到對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的評判，相關評價體系慢慢有所轉化。這一轉化推動了“四大奇書”的經典化進程。

明中后期以來，隨著通俗小說的盛行，文人士大夫在閱讀、鑒賞、遴選中開始將通俗小說置于中國文學史的長河中予以考察。在這種考察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脫穎而出，成為文學史上不可多得的佳作，也為后世小說的發展提供了范本。

比如，周暉《金陵瑣事》卷一記載李贄“好為奇論”，稱漢以來“宇宙間有五大部文章”，漢是《史記》，唐是杜甫集，宋是蘇東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滸傳》，明是在當時享有盛名的李夢陽集。將《水滸傳》與《史記》《杜甫集》等并稱，改變了以往雅俗文體的傳統界定。

金圣嘆進一步擇取歷史上各體文學之精粹，名為“六才子書”，即《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廂記》。所謂“托體卑微”的通俗小說贏得了與《莊子》《離騷》《史記》和《杜詩》等作品同等的待遇和評價，是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一次新轉化，是“四大奇書”能成為小說經典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小說史的角度來看，這一評價體系的轉化至少在三個方面為“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奠定了基礎：

一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獨創性。

明中后期持續刊行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確實是中國小說發展史中的奇觀。從思想的超拔、藝術的成熟來看，世人多傾向于認為這些作品是文人的獨創之作。如羅貫中、施耐庵分別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的作者，是明中后期文人的共識。金圣嘆更是將施耐庵評為才子，與屈原、莊子、司馬遷、杜甫等并稱。強化作家獨創，實際上是承認文人對這種“卑微”文體的介入；而文人的介入，正是通俗小說走向經典的一個重要內涵。

二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寄寓性。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序》以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為基礎，評價《水滸傳》為“發憤”之作；謝肇淛《五雜俎》評《西游記》，認為“非浪作也”。

在推測《金瓶梅》之創作主旨時，明人一般認為作品是別有寄托、筆含譏刺的。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提出，《金瓶梅》是“借西門慶以描畫世之大凈，應伯爵以描畫世之小丑，諸淫婦以描畫世之丑婆、凈婆，令人讀之汗下，蓋為世戒非為世勸也”。他進而認定，讀《金瓶梅》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生畏懼心者，君子也；生歡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獸耳。

三是強化了作為經典小說的文學性。

金圣嘆將作家之才分解為“材”與“裁”兩端，所強化的正是作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所必備的素質和才能。在文學創作中，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于難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繚繞，得成一書者也。”

優秀的通俗小說創作是一種可以藏之名山的文學事業。對此，李漁的評價非常到位：“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圣嘆特標其名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為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

可見，以“奇書”和“才子書”為代表的思想觀念促成了對于通俗小說評價體系的轉化，也揭示了“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的主要內涵。總其要者，一在于思想的“突異”，一關乎作家的“才情”，而思想超拔、才情迸發，正是通俗小說能夠成為經典的重要前提。

綜上所述，“四大奇書”成為小說經典有多方面的因素。文人的廣泛增飾修訂，使這四部作品在文本內涵上逐步趨于完善；思想性、藝術性的提升，是這四部作品成為文學經典的內在條件；文人以新的視角觀照和評價，是這四部作品能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經典作品的外部條件。由此，“四大奇書”得以一舉超越通俗小說“文體卑下”的觀念，并作為小說文本的典范在文學史上產生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