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中，是安徽潛山野寨中學的簡稱。從野寨中學出來的孩子，習慣這么稱呼自己的母校。今年是野中建校八十周年——八十年前，因紀念抗日陣亡將士而建。野中的深厚，我雖有些微體會，卻無力道出。我在天津生活了三十多年，關于潛山老家，始終沒有忘掉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和野中有關。面臨潛川，背依天柱，近旁是三祖寺，這就是野中之所在。當年我家住在野中，我的整個八十年代都在野中度過，我記下幾個片段，獻給八十年代，也獻給野中。

電視機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我隨父母遷居到白水灣的潛山五七大學——實際上就是個師范學校，我開始知道世上還有電視機這種奇妙的東西。雖然只是黑白電視，每到周末的下午，當專門保管電視的老師把電視機柜子抬出來的那一刻開始，師生們的臉上便洋溢著幸福的表情。白水灣，群山環繞，遠離城市，微波信號很弱，多數的情況是，夜晚的空地上，幾百個人興致盎然地在看電視顯示屏上的麻點（有時是方向隨機的織布紋樣），麻點依稀能組合成人的形態的時候，觀眾當中便爆發出巨大的歡愉聲，直到有人判斷節目播放完畢，人群才散去。

五七大學的幸福時光很快就結束了，我父親又接到了工作調令，他告訴我們，暑假結束前，我們就要搬家了，要搬到野寨中學。我的情緒是低落的，我喜歡那個閃爍著麻點、讓我們猜測節目是否結束的電視機。我懷疑野寨中學沒有這么高級的設備。

完全出乎我的預料，1980年，野寨中學居然有兩臺電視機，其中還有一臺是彩色電視機，而且是二十四英寸大的。聲音是清晰的，圖像多數情況下是穩定的，即便出現了幀圖翻滾的局面，我們也都是情緒穩定的，因為我們有張有林老師，他是我們心目中信號調試大師。他通常輕咳兩聲，在電視機的右上角打開一個盒子，飛快完成技術動作，當時也有湊上來偷師調試奧秘的，那人剛湊近，張老師便啪的一聲已經關上了盒子，信號神奇地回到正常狀態。于是，關于這個世界的一些信息，我不再像在白水灣那樣在顯示屏的麻點里去猜了，我看見了審判“四人幫”，看見了女排，看見了世界杯，看見了山口百惠。到《射雕英雄傳》《霍元甲》的時候，學校里的老師家基本上都買了電視，學校的電視就沒人再看了。

小灰樓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家剛搬到野中的時候，野中的辦學條件還是艱苦的，老師和學生的住宿、教舍建筑極為簡陋。記得當年進校門，依山勢而上，只有幾排建筑，最前面的是灰樓，后面是單職工宿舍——也是灰色的樓，然后是紅樓，稍后增添了新教學樓和招待所。我們家最初住在紅樓的一層，沒有廚房，格子窗上沒有玻璃，為防風擋雨，釘著塑料布。有一年的冬天格外冷，管理公物的王匯元老師，給我們家的窗戶塑料布上又加釘了一層塑料布。

我習慣把單職工宿舍的那個灰樓叫小灰樓。

小灰樓的二層向東西各有伸出的廊橋，從我們家這個角度望去，西邊的廊橋通常是安靜的，我經常看見的是，傍晚時分，方雄飛等幾位年齡稍長的先生從廊橋走出來，結伴散步。東邊的廊橋則是另外一幅圖景，是青年教師的樂園。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一個喜歡歌唱的年代，是一個喜歡舞蹈的年代，是一個喜歡體育的年代。下午的課一結束，到晚自習開始之前，每天的這個時間段，野中師生的身體便展現出無窮的活力，設施簡陋的操場上，野中人在奔跑著跳躍著，而小灰樓的東側的廊橋則成為了文藝廊橋，直如《老殘游記》里說的，花塢春曉百鳥亂鳴：王灼懷老師演奏著手風琴，演奏著這種能將心懷打開的樂器，其他的青年教師唱著那個年代的最新的流行歌曲。《祝酒歌》《故鄉的小河》《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鼓浪嶼之波》《駿馬奔馳保邊疆》等等，唱《駿馬奔馳保邊疆》的那位老師我已經記不起名字了，嗓音極其洪亮，中氣十足，他總是把駿馬之后的那個連音拖得很長很長，直到我聽得都喘不上氣了他才接著唱出奔馳兩個字。

我也是后來才知道，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我父親其實是重回野中，他原來曾經是野中的教師，文革開始那年，他和我母親就是在小灰樓上結的婚，婚床的蚊帳上貼滿了大字報。小灰樓東邊的廊橋，見證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人身心的巨大改變，那是一個大部分知識分子走出人生陰霾的年代。

烏 老

回憶野中，烏老是繞不過去的。但我是沒有資格回憶他的，他生于1901年，前后師從熊十力、馬一浮先生，八十年前他是野中的核心創辦人，除此之外，他還擔任過宣城中學、安慶一中的校長，談現代安徽教育史，烏老也是繞不過去的。

我之所以有勇氣談起烏以風先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他和我的外祖父，他和我父親有著密切的交往。在我讀初中的時候，我在家里就看到烏老的一些著作，其中，除了《天柱山志》是已經出版的，其他的大都是蠟刻油印本，印數很少，我記得的，有《馬一浮學贊》《儒釋道三教關系史》《性習論》，另外，《岳云山館詩稿》，我最早看見的是他自己的筆跡，藍靛紙復寫本，那是他送給我外祖父的，后來，這個詩稿，又有王先創先生蠟刻油印本。烏先生是我父親的老師，把《儒釋道三教關系史》文稿交給我父親，有委托校勘的意思。父親接此重托，自是不敢怠慢，日夜推敲，亦與烏先生請教數度，無奈烏先生后來身體每況日下精力不濟，他生前沒有看到這本大書的出版。父親多次與我談及這個過程，皆引以為大憾事。烏先生和我外祖父的交往，則在另一個層面，他們都是在民國年代有著豐富閱歷的人，最重要的，他們都是詩人。烏老詩藝，鵠的高標，唐宋之妙，兼收并取。他寫人生之超邁，有“立極方知天地大，凌空不見古今愁”；他寫家變后情感之無力挽留，有“嘉陵江水峨眉月，水向東流月落西”。我外祖父王新淼先生，亦善詩，其長詩《天柱行》，情濃思深，辭采奔涌，寫盡了天柱山的自然與人文魅力，烏老曾講，《天柱行》是可入天柱山藝文志中重要文獻的。在安慶，烏老與我外祖父，心意最為相通。我記得有一回，外祖父到野寨，把烏老請到家里吃飯，那頓飯，母親做了精心的準備，從食材到排盤，可謂精致，家里最好的酒是古井貢，也拿出來了。那頓飯，我見識了什么叫人的欣慰。兩個老人，時而縱議高談，時而黯然追懷，青眼互撫，嘉句相酬，眼看酒瓶將空，兩個老人謙讓再三，烏老說，好酒，剩下的酒我拌飯吃。

野中建校七十年的時候，我說野中最難得的，是留住了野中氣息。這種氣息的源頭就是烏老。一個高人，俯下身子，做平常事，這個平常事里就含著高人的氣息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烏老的山谷口草堂就在野中的圍墻旁邊，那真是個草堂，屋頂上鋪著的，不是瓦，是茅草。

從野中出來的孩子

我的一位野中同學叫董裕平，因為他的老家在油壩，與我同鄉，雖然我在油壩的時間很短，但一提是油壩人，就天然更親密一層。

他似乎自幼就是那種聰慧而有意志力的人，我現在回憶起來，十五六歲的孩子，就有著遠大理想抱負的，他是最突出的。我有一次在他的課桌上看見一個紙條，上面寫著：鸞駕車，發軔在龍年。他南京大學（也許不準確）畢業后到蚌埠卷煙廠短暫工作，其間我去看過他一回。那時也沒有快捷的聯絡方式，他并不知道我要來。凌晨我在蚌埠下了火車，出站后沒有去卷煙廠的安全的交通方式，草草吃了一碗面條我就叫了一輛黑三輪。小面館的大姐給我遞眼色，意思是要小心。我告訴她，放心吧，我帶著刀。到卷煙廠的時候，門衛早睡了。被我拍醒的門衛，打著哈欠把我帶到了廠職工宿舍，唯一亮著燈的，就是董裕平的房間。相見也沒什么話，也許我抽了支煙，畢竟在卷煙廠，不抽煙是對卷煙事業的不恭。只記得我被他的發奮震撼了，他絲毫沒有名校畢業后的優越與松弛，他不滿意當時的生存狀態，他要繼續學習，到別的地方去，他甚至打算把國家的經濟抓上去。我看見書桌對面的墻上，他密密麻麻地列著學習計劃，或者還有幾句自我激勵的警句。

我在這里記下他，我是想說，這就是從野中出來的孩子。

誰不想在俗世當中“成功”呢，從野中出來的孩子也一樣有這樣的想法。不同的是，在成功學之外，從野中出來的孩子有著自己特別的志向與趣味。

汪惠仁，百花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散文》《小說月報》主編。